古典政治哲学能促成《水浒传》的“高明”读者吗？

“寓意写作”、“高明读者”、“自然爱欲”、“王者”、“德性”、“血气”、“知识人政治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休谟”：你没有走错场子，这确实是一场关于《水浒传》的会议。

2016年6月18日至19日，重庆大学高研院古典学研究中心主办了“《水浒传》与古典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小枫教授、纽约大学的廖世奇教授和重庆大学的邹羽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二十余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刘小枫表示，会议或许能够为《水浒传》、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打开另一种思考路向或者言说方式。“如果我们希望阅读古代经典能够有助于对当代问题的理解，就应当重新思考进入古典作品的方式。”

会议的开闭幕式由高研院古典学中心张文涛研究员主持。

成为《水浒传》的“高明”读者可能吗？

在主题发言中，刘小枫转述了他在二十年前与捷克汉学家高一乐之间的一次对话。

在《水浒传》诞生的时代，小说被当作读书人“通俗”以“经世”的主要媒介。明清两代文人中的贬抑者、折中者和推崇者对《水浒传》的评价大相径庭。尤其是推崇者认为《水浒传》承续了孔子《春秋》和司马迁《史记》的春秋笔法，其中奥妙难为“村学究”、“俗士”所识：“如果你轻蔑《水浒传》甚至《金瓶梅》之类小说，读不出‘戏言’中的‘持世心肠’，你就成不了‘高明’的读书人。”

在对话中，高一乐从浦安迪的《明代四大奇书》说起。这部卓越的古典小说研究著作认为，《水浒传》“是针对一批想来能透过通俗素材的表面描写深入领会内在问题的老练读者写的。”对此，刘小枫认为，中国的长篇叙事作品虽然大大晚于西方，但“寓意写作”源远流长，研究史上也不乏考察《水浒传》中需要“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的读者。比如关于宋江“投降主义”的批判就是把投降中的“不反对天子”当作需要“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但这种读法显然不如明末清初的批注者高明。在这批批注者中，最高明的当属金圣叹。在这位高明读者那里，《水浒传》的作者所着力伸张的，是所谓“神理”：“识人之性情、人之气质”。“通过阅世而知人或通过知人而阅世，才是《水浒传》作者希冀读者‘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不过，虽然金圣叹等批注者的读法较今人研究更高明，但他们并没有把需要“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坦白地展示出来，而是留下了更多需要进一步“善读”才能获解的疑难。

在《水浒传》阅读的重重迷雾中，研究金圣叹们的读法，也许能比对《水浒传》本体的研究更容易找到突破点。另一方面，这部由众多作者累积作成的小说蕴含着某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思想。这些思想深邃而混沌，国人有时难以处理这类对象，这既是中学的部分困境所在，亦是外国学者有时眼光比中国学者更显高明的原因——也许把西学当作“撬棍”，就有可能找到揭开这层面纱的办法。

进一步的“善读”仍然要回到文本。高一乐随之开始了他对宋江和武松的精彩论述。他首先提纲挈领地指出，传统《水浒传》评说“起义”、“作乱”的缘由，无非是“逼上梁山”、“官逼民反”和“乱自上作”。但这两点都“极为含混”而且“颇为可疑”。比如林冲上梁山就不是“官逼民反”——他自己就是官。鲁智深的事由来自地方恶霸，反而他自己是官府中的吏。另外，与“乱自上作”相比，“乱自下生”才是书中最常见的模式。大量关于宋江与吴用联手逼官人入伙的故事情节就是最好例证。对宋江本人而言，阎婆惜事件体现的是宋江的无能、含糊、缺乏日常智慧。这与作者宣扬他“仗义疏财”、“仁义”的江湖名望形成对比，因而构成一种“反说”。高一乐注意到，阎婆惜喜爱对她有“自然爱欲”的张三，她首先看重的不是“仗义疏财”与否，而是是否“风流俊俏”像个男人。而《宣和遗事》中的宋江本是个“酒色粗人”，《水浒》却改写成“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作者对宋江的这笔改动“难道不会有什么用意吗”？同样的“反说”在武松身上运用得更为高超。武松拥有“勇”、“仁”、“忠义”的德性，“仿佛天生是个王者的料”。从处理潘金莲和王婆的问题看来，他还行事缜密。武松一直靠暴力维持现存秩序，但高一乐教授认为，这样一位“王者”却与宋江有着同样的问题：潘金莲对武松的态度显示出的是“自然爱欲”，武松和宋江在面对这种需求时，都显得“缺乏潘金莲所渴望的火”。他们都“缺乏饱满的阳气”。

由于“王者”武松身上的矛盾——“缺乏这种自然爱欲，无论王者还是僭主都是假的”——高一乐断言“武松的出场戏整体而言是一个高妙的‘反说’”。无论武松的“忠厚仁德”，还是宋江的“有始有终”，都是“反说”！

刘小枫立即对上述反问和感叹表示怀疑。《水浒传》的作者是要让人们知道“上上下下都没有出色德性的人，乃是人世历史中的常态”吗？“王婆怂恿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时引古谚‘骏马却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武松用暴力维护古谚所说的道理——宋江后来用自己的权威让一丈青配矮脚虎，同样如此”——“用休谟的话说，‘自由政府’也离不了用暴力约束民众”——“这意味着什么呢”？

正反“忠义”

刘小枫关于“高明读者”的发言，涉及到对武松和宋江个人气质、品性的判断。这一问题是高一乐关于“反说”之论述的中心。河南大学的陈会亮副教授和中山大学的陈慧博士的发言，则围绕《水浒传》中的“忠义”问题展开。

陈会亮的解读从对“楔子”的分析开始。“楔子”描写了一幕明君贤臣之世瘟疫突发的场景。在国家兴亡须臾之际，负责禳祈瘟疫的洪太尉却屡犯禁忌，“至诚尽失”，甚至全无敬畏地放出了镇压在地下的一百零八位魔君。 “楔子”对洪太尉的描写“交代的是‘纷乱’丛生的根本原因”——“洪信的态度不过是王庭态度的反映而已，所谓‘上行下效’的效用”。接下来，陈会亮对忠、义的本义做了考释，并论述了高俅的“升”与众好汉的“降”之间的关系和象征意味。他最后指出，忠不仅能指忠君的臣道，更应当从其字形解释为“中心”，即对自我内心的诚。施耐庵所强调的忠义，不仅是臣道或者行为规范这样的外在约束，更是“心学意义上的求人自省以合‘忠’、‘义’”。

陈慧则在“朝廷——梁山”的对抗性叙事中看到了两种秩序的对立，她称为宋朝和宋江“两个‘宋氏’秩序的对立”。众好汉凭借血气撕碎了原有秩序的假面孔，为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契机。而作为“血气的制衡者”，宋江是获得了上天授命的忠义价值秩序的缔造者，是他让梁山泊获得了“‘改邪归正’的可能性”。但是，宋江的秩序是否也是一个假面具呢？《水浒传》第三十七回《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证明了宋江的“公明”。除此之外，陈慧还注意到文官与武官在《水浒传》中的对立关系，亦将此视为“两个秩序的较量”。她认为，虽然武官秩序终究以解体、散亡告终，但纪念宋江等人的“靖忠之庙”，则一直“以一种超越世间与时间的秩序形态，隐然与之抗衡”。

军师、儒生、江湖人

中国人民大学冯庆博士的发言以吴用为中心。在与会者激烈讨论宋江、武松、李逵和梁山泊“忠义”的真伪、形式等问题时，冯庆提出吴用在梁山聚义中的作用是缺乏价值取向的。

吴用不仅通过各种手段吸收人才，更以长远的规划帮助梁山泊建立起与社会对抗的力量，因此成为最能体察和辅佐宋江政治路线的人物。宋江在梁山诸代头领中最具政治头脑和执行力，吴用则通过策划战争达到目标。与宋江不同的是，在所有事件中，“吴用的表现都让人联想到战国的纵横策士”。这种“‘战国气’不同于‘春秋气’，对大义和仁德缺少本质的体认。”

冯庆继而把吴用和朱武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朱武在水浒故事开篇即出现，且绰号“神机军师”，比吴用更有人情味，却没有军师的实权。这样的对比更体现出吴用是“在‘智’的维度上的单方面卓越”。冯庆认为，是吴用而非朱武才最能够“在真实江湖乃至庙堂上承担起核心的政治使命”。对于这种纵横捭阖的“知识人政治家”，冯庆还作了一个类型学的分析，他注意到吴用的画像在历史上不断趋近诸葛亮。显然，《水浒传》中的凶残暴戾不能与充满英雄气息的《三国演义》相比。若以儒家对政治道德的标准来看，吴用也不能与诸葛亮甚至朱武相比。吴用图像趋近于诸葛亮的原因，在于图像作者想要尽量避免吴用带来的道的破坏性，通过同为“军师”身份这一联结，刺激《水浒传》读者对美好政治的向往。

冯庆最后指出，像吴用这样的“江湖知识人”，在三合会等民间社团中普遍存在。他们实际上起到了治理城市游民的作用。作为儒家知识人在民间的代表，吴用们的作为是应对时局的权变。但是，他们的“权变”更接近西方权术家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他们把“杀人以自生”的人性判断当作政治治理的基础。因此，虽然吴用“以不可或缺的阴鸷姿态在历史的重复中表征着‘权’这一维度的必不可少性和毁灭性”，但“他的公众形象永远停留在模仿诸葛亮的维度，并且必须永远当宋江的辅佐者”。

一种革命，两条线索

随着吴用问题的抛出，关于小说文本的讨论已经深入叙事逻辑层面。

湖南大学的吴明波博士指出，宋江的上山使梁山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江以“替天行道”的口号“取代了之前未经明言的‘造反有理’”。“‘替天行道’蕴含着中国传统革命的逻辑”，即秉持忠义路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不过，在《水浒传》最精彩的英雄传奇和抵抗朝廷部分中，忠义与造反的矛盾被凸显出来。九天玄女的出现为宋江的“忠义”作了保证，“才避免了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吴明波进一步对作为忠义代表的宋江进行分析，他认为宋江虽然也是双面人物，但他压制了李逵、王英这股“土匪”力量，使得“梁山与其他强盗集团有本质区别”。李逵的纯真和残暴特性则“是吴用和宋江的必要补充”，其存在使得梁山“没有走向另外的极端”。

中国人民大学的雷欣翰博士认为，《水浒传》对这次起义的态度可以从鲁达与宋江的区别中看出来。《水浒传》以讲史说话的轮回历史观为构建小说整体的终极理念。对这次历史事件的叙述，总体来看是消解式的。鲁达、杨志、武松等英雄传奇材料在小说中成为重要的子文本，是为“二龙山系统”。这一系统通过佛教意象的大量加入，成为《引首》所见全书主旨埋伏于正文叙事中的筋脉，以宋江为中心的《宣和遗事》故事则构成小说主体。两条线索通过对武松性格发展的精彩把握勾连在一起，宋江在两线融合后关于“招安”的对抗和关于天命的情节中处于受制地位。由“上界”而俗世的结构方式，使得小说中许多看似矛盾之处——如宋江是否真忠义、二龙山叙事为何与宋江故事脱节等——均得以迎刃而解。

关于《水浒传》与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点。中国人民大学的孙大坤博士从《水浒传》类型化的“知识”与主体的装置开始考察，认为古典小说并非纯为休闲娱乐，而是处于“文艺-生活-伦理-世界观含混的前现代状态”。他继而强调了文人对小说改写具有的严肃的思想史意义。毛泽东最喜爱金圣叹的《水浒传》。金圣叹以“天下太平”作为全书的开头和结尾，毛泽东读到的不是所谓超越国族的“天下”视野，而是《庄子•天下篇》中关于人之天分的差序秩序。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明性的“人民”言语取消了以《天下篇》为代表的古典区分，体现出一种颠覆天下的“新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