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五|《寻妻记》作者之谜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孙连五

2021-10-22 11:0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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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香港的文学杂志《人人文学》第三期刊出了一部独幕剧《寻妻记》,署名欧阳竟,有学者将该剧所有权归于宋淇(如王宇平《世态喜剧与宋淇的影剧实践》,《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二期)。实际上,该剧并非首次刊出,早在1941年11月就已发表于北平的《燕京文学》上,不过署名却是竺磊。我们经过对比发现两版基本无甚改动,可以断定出自同一作者。竺磊和欧阳竟是否为同一人?欧阳竟确为宋淇早年常用的一个笔名,那么竺磊是否也是他的笔名呢?此前,笔者曾做出了错误的推断(见《〈林以亮佚文集〉补遗》,《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17日),最近在看到一些新材料后,才发现原来竺磊另有其人。1952年8月,香港《人人文学》第三期刊出的独幕剧《寻妻记》,署名欧阳竟

1952年8月,香港《人人文学》第三期刊出的独幕剧《寻妻记》,署名欧阳竟

1941年11月,北平《燕京文学》刊出的独幕剧《寻妻记》,署名竺磊

1941年11月,北平《燕京文学》刊出的独幕剧《寻妻记》,署名竺磊

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曾用名高庆琏、高庆琮,1927-)在其口述自传《身在疾风骤雨中》(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中谈到,他有一个大哥,名为高庆琛,自幼酷爱文学和戏剧,绰号“海怪”,曾使用过笔名“竺磊”。经查,高庆琛早年经历传奇,曾加入抗日锄奸团,据传参与了轰动天津的“火烧中原公司事件”。不久,高庆琛脱离了“抗团”,加入了伪政府的“新民会”,后被目为汉奸。1938年,高庆琛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在校园里与吴兴华、宋淇、孙以亮、黄宗江、石奔等人过从甚密,共同组建燕京文学社,创办《燕京文学》半月刊,积极参与文学活动。他曾多次出现在吴兴华给宋淇的信中,不过绰号是“老怪”:
我见到老怪和石奔,老怪告诉我你给他信上问及我们近况,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劝你不必担心。(1942年2月26日)
老怪更是岂有此理,在天津编了个《妇女新都会》,来信找我要稿,他chronicle事已辞,竟出此下策,真使人无话说。(1942年10月18日)《周南口述:身在疾风骤雨中》,宗道一等编著,周南修订,三联书店(香港)2007年7月出版

《周南口述:身在疾风骤雨中》,宗道一等编著,周南修订,三联书店(香港)2007年7月出版

由此看来,高庆琛与燕京文学社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按周南的说法,竺磊是否是他的笔名呢?我们在吴兴华致宋淇的两封英文信件里找到了答案:
但我想这期杂志会让你振奋起来。因为郭用她一贯的风格写了一个小说,题目《安娜之死》给我一种不快的感觉,就像丽尼或徐的一些片段。我讨厌这种假洋人名,尤其是俄国的。老怪从两人或更多人的对话中挤出一些灵感,他和他的朋友尝试写一个剧本。据说很滑稽。(1941年11月16日,笔者译)
我想你已经看到最新的一期《燕京文学》了,你觉得怎么样?那个短剧是这期的重头戏,署名老怪作,但实际上是合作的(我相信克荫和以亮也参与了)。他们其实表演过了。(1941年11月30日,笔者译)
吴兴华信中所提到的这期刊物就是《燕京文学》第三卷第二期,1941年11月10日出刊,也是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本期杂志目录如下:现在的新诗(钦江)、诗两首(孙羽)、念信(姒二)、诗(吴兴华)、谈抒情小品(石奔)、漫谈看戏(司空冉)、爱人(姚伊)、安娜之死(郭蕊)、寻妻记(竺磊)。其中剧作只有一部,就是《寻妻记》,署名竺磊。所以,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竺磊就是吴兴华所说的老怪,即高庆琛。从中我们还可得知,克荫和以亮也参与了剧本的创作。克荫即姚克荫,曾任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以亮即孙道临(笔名孙以亮,1921-2007),两人皆是燕京话剧团的活跃分子。当时《燕京文学》的创刊经费,大多是来源于燕京话剧团的公演筹款。《燕京新闻》1940年11月9日曾刊载消息:“近有同学数人发起组织燕京文学社,并拟出版《燕京文学》半月刊一种,定自本月十六日起刊行。为筹募该刊基金起见,该社定于月之十八日(星期一)晚七时半,假贝公楼礼堂公演话剧。节目有英文剧《Good Night, Caroline!》,中文剧《古墅之暮》及《悲怆交响乐》三个。票价定为一元及五角云。”11月16日《燕京新闻》又刊出一则消息:“前本报载燕京文学社消息,一般同学多有不明真相者,顷据本报采访结果知悉该社为同学宋奇,吴兴华,王继朴等十人组成。已聘妥陆志韦、郭绍虞为顾问。”关于燕京文学社的成员,除报载的三人外,我们还能够确定高庆琛、黄宗江、石奔、葛力、孙以亮、姚克荫等几人,后来张芝联、郭蕊夫妇也加入其中。
高庆琛在燕京大学时期热爱文艺,积极参与燕京文学社组织的各项活动。他曾在《燕京新闻》《燕京文学》等校园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翻译和评论,多署名竺磊。在散文方面,他写有一篇《燕京的“静”的所在》,构思巧妙,不写燕园美之所在,专写燕园的公墓,是为“静的所在”。《司徒校长的日常生活》对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生活做了相当丰富的描绘,颇具史料价值。其中谈到司徒雷登很喜欢读中国文学,“他曾读过红楼梦,水浒传,好逑传等书;近人如冰心,萧乾等人的作品也曾浏览过,不过他说他不感多大兴趣。”报纸还刊出了司徒雷登照片一张,附有签名“竺磊君惠存,司徒雷登赠”。《司徒校长的日常生活》(附照片)

《司徒校长的日常生活》(附照片)

高庆琛的剧评也值得一提。燕京话剧团公演《日出》《雷雨》,他都做过跟踪报道。尤其是《谈曹禺的戏剧》(《燕京文学》,第一卷第三期))一文,很能体现出他的观察之敏锐,该文指出了曹禺戏剧思想的演变轨迹:“在《雷雨》里,他写出上帝(假若有这么一位上帝的话)的残酷;指示出人类不能拯救他们自己。在《日出》里,他写出社会的残酷;指示出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只有听其自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的任其捉弄。到了《原野》,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人类自己的残酷来。结果是:造成所有的悲剧的,还是人类自己。”可以看出来,高庆琛对曹禺的话剧是相当肯定的,但是,宋淇则不然,他曾公开宣称,“我一向抱定宗旨不读茅盾、巴金和曹禺,因为忍受不了他们作品中的浅薄观察,感伤主义和陈腔滥调”(《论读诗之难》)。这或许也从侧面证实竺磊不可能是宋淇。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强迫关闭,燕京文学社同人也只能四散流离,谋求出路。吴兴华因家庭羁绊滞留北平,困居书斋。宋淇、孙以亮、黄宗江、石奔等人去了上海,参与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话剧运动。高庆琛则回到天津,加入了天主教创办的报纸《益世报》,成为一名记者,非常活跃,发表了不少新闻报道。建国后,高庆琛被划为右派,受到严厉批判,“文革”开始就去世了。
既然宋淇并非《寻妻记》的作者,那他为何要假己之名重刊他人的作品呢?他也曾以林以亮之名重刊吴兴华的十四行组诗《诗的教育》,是为一己私利窃取好友的创作成果吗?我想事实并非如此。宋淇与吴兴华、张芝联、夏济安、夏志清等一批年轻人在抗战时期初登文坛,他们大都知识广博,自命不凡,在学养、眼界上堪与西南联大一代青年学子相较。受战事影响,宋淇等人困于沦陷区复杂的文化环境,缺少机会散播他们的文学理念,因而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港台文坛崭露头角。当时宋淇在港发表的作品大致有两类,一类属于旧作重刊,是对过去已刊作品的修订,包括重刊友人的作品。另一类属于新作亮相,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系列新诗评论,涉及新诗形式、创作理念、文学翻译等不同议题,在港台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林以亮也成为宋淇最为读者所熟识的笔名。如果对宋淇的文学趣味、知识谱系和理论资源进行探究,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有吴兴华、夏氏昆仲的影迹,这其实很能够说明作为诗评家的林以亮,在香港文化语境中所凸显的已不仅是独立的知识精英形象,而是一个隐没的文学群体。只不过,这一群体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若将来要整理、汇编宋淇文献资料,像《寻妻记》《诗的教育》这类作品显然是不能收入的。另外,有学者注意到, 2017年出版的《吴兴华全集》也误收进了宋淇的诗。笔者在这里还要提供另一个线索,《吴兴华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和《沙的建筑者: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收录的一篇《乔易士研究》也是宋淇的作品,该文初刊于1940年10月《西洋文学》第二期,当期的书评栏目共刊出三篇文章:宋悌芬评《英国诗文研究集》、兴华评《斐尼根的醒来》、兴华评《乔易士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乔易士研究》一文虽署名“兴华”,但作者并非吴兴华。此文刊出后,《西洋文学》第四期刊出的一则更正广告历来被忽视了,不妨抄录如下:“《乔易士研究评》(按,原文如此)为欧阳竟先生所作,误排为兴华先生所作,谨向欧阳先生致歉。”这里的欧阳竟就是宋淇,因此,《乔易士研究》一文应归属于宋淇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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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宋淇,《寻妻记》,吴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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