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为何把中国和印度排除在世界史之外

［编者按］本文选自学者刘小枫为《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写的中译本前言，由六点图书授权澎湃新闻使用。《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即将在上海书展上首发。 

这部由德国的古典学学者编制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以历史地理学的方式来展现古代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史，并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分层来展现古代世界的经济、行政、宗教和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难得的是，《地图集》所附文字扼要阐释了古代世界的文明含义及其被探索的过程，为我们学习古代世界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我们组译这部历史地图集并非为了古代世界史专业或古典学专业，更非因为如地图集的编者所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世界似乎正在变成真正的地球村”。事实上，即便世界正在变成“全球化”的地球村，也未必有多少人会生发“研习世界上曾经存在的古代文明”的愿望。我们组译这部历史地图集，仅仅为了让所有愿意“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的中国年轻人懂得：近两百年来，中国所遭遇的“征服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部历史地图集演示了宏大的古代世界历史，时间跨度上起公元前3千纪（古代近东）、下至公元15世纪拜占庭帝国覆亡，尤其聚焦于古典时期东西文明之间的交往。编者宣称“以冷静、公正的态度回顾人类历史……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文明”，而是涵盖古代近东地区诸多文明，关注的主题也更加宽泛。尽管如此，这部历史地图集并没有涵盖古代远东文明。对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只字不提，能够擅用“世界”这个语词吗？

这部历史地图集的编者们的“世界史”观念将整个远东地区的古代文明排除在外，我们禁不住马上要给他们扣上一顶“欧洲中心论”的帽子。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1795-1886）在85岁那年（1880）开始出版的多卷本《世界史》，已经将远东古代文明排除在他的“世界史”观念之外。在兰克看来，“世界历史”不是自然史，而是政治史——相互争斗才使得民族或国家走出自然状态，形成文明意识。因此，“世界历史”这个概念指的是文明国家之间相互斗争的历史，或者说，各个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才形成了世界历史。

兰克把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理由是：只有在古代的近东和地中海周边才出现了诸文明国家（或称为“大国”）之间的激烈拼搏。相比之下，古代的远东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激烈的“大国”冲突。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发展出“被视为人类所有文明发展之源”的政制之后，就“静止不变”了。布克哈特尽管不赞同自己的老师兰克的“大国”冲突论，他的世界史观察同样把中国和印度等古老“文明民族”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

对我们来说，“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对于兰克或布克哈特这样的世界史家来说，则会是个古代概念。用这个概念来看待地球远东地区的历史毫无意义，毕竟，在远东的古代，并没有出现文明国家之间的冲突，长期存在的仅仅是定居的“文明”政治体与游居的“野蛮”政治体的冲突。

20世纪的西方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在给整个欧洲的中学生写的世界史教科书中还说：“远东那些伟大的文明，尤其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遇到的麻烦，主要是“其疆域内蒙昧原始的地区”。当然，“来自广袤的沙漠和大草原（对中国来说在其西部和北部，对印度来说是在其北部和西部）”各游牧民族的覆亡威胁具有天罚般的力量。但是，这些民族尽管“凶猛、残酷、富有亡命徒精神”，“对我们现在的文明研究”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劫掠无疑延迟了与他们毗邻的那些大型文明的发展”。

如今的中国知识人喜欢自豪地说：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唯有中国文明政制在数千年的时间颠沛中不绝若线，无论种族还是政体更不用说语文，从未遭遇过彻底覆亡。然而，早在18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就对这种自豪感表示过轻蔑，并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延续性给出过“合理解释”：古代中国的文明政制能够长期存在，不过是因为没有遭遇过强壮的文明大国的攻击。

游牧民族入侵并入主中国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而是让自己融入了中国文明政制。清人仅仅在如下意义上“延迟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未能即时地有效应对西方民族为了实现自由民主文化而发动的东征。在康德式的“文化”战争的冲击下，中国第一次遭遇强壮的文明民族的攻击——中国虽然还没有覆亡，知识人的文明意识已然覆亡。

无论如何，这部《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的编者们把中国的古代历史排除在之外，并非没有他们的理由，我们没必要感到自己的文明情感受到伤害。相反，我们倒是应该深入认识他们欧洲人所理解的“古代世界历史”。

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世界史之一：《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702）

纳兰容若（1655 -1685）饱读过中国典籍，才获得如此“情深而文明”的感觉。中国文明的伟大教化力量的确在于，纳兰容若出塞后也会觉得“满目荒凉”，并用极佳的中文修养来表达自己的“荒凉”感——虽然他的祖籍就在这“满目荒凉”之地。纳兰容若的祖上做了中国皇帝，整个皇族却服膺华夏文明。如果纳兰容若出塞后往西去，穿过中亚，进入后来大英帝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麦金德（1861-1947）所界定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低地”地区，他会看到什么呢？他会看到，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内战演变而来的一场历时30年的欧洲国际性战争刚刚结束，处处满目苍夷。一百年后，德意志诗人、史学家席勒（1759－1805）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出版的《三十年战争史》（1791）中还说：由于这场战争惨烈得史无前例，诗人要闭上嘴，史家要闭上眼睛。

纳兰若容主持编纂了《通志堂经解》，熟悉华夏文明的历史。但是，由于缺乏欧洲的“古代世界历史”知识，即便他看到德意志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惨烈场景，他也不会明白，这场战争标志着史无前例的世界历史“运动”正在形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虽然确立了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却拉开了欧洲土地上更为持久、更为惨烈的国际间战争的历史帷幕。随后，基于“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论的民主理论在欧洲连绵不断的内战和国际间的战争中长足发展，并终于迎来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由一场内乱跃升为普世“民主理想”的化身，随后的拿破仑果然采用康德所说的“战争”这一“不可或缺的手段”来实现普世的“民主文化”理想。 “拿破仑从西班牙到俄国的战争让每个人都知道，革命不仅仅是法国宪政改革的问题”，更是“民主理想”的国际化问题——华盛顿在1798年已经写信告诉拉法叶：自由民主的种子“将会一步步长遍全球”，“美利坚合众国将成为所有国家的立法者”。

长达16年的拿破仑战争（1799-1815）虽败犹荣，1815年的“神圣同盟”条约不过“一纸崇高的废话”，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则是一纸空文。拿破仑战争之后的一百年内（1815年到1914年），由“普遍民主”理想所驱动的战争迅速扩大为今天的世界性战争，“普遍民主”的欧洲式“运动”一步一个脚印吞噬世界历史中所有文明民族的“今古河山”。如沃格林所看到的，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944年的《雅尔塔协议》，无数的和约仅仅证明：人们绝不应该相信，这个世界凭靠一份国际条约就“可以免除困苦和恐惧”。

纳兰若容这样的皇族精英如果在其有生之年知道一点儿世界历史地理的政治知识，帝国的命运说不定会有所不同。可是，说到历史地理学，我们又难免有历史自豪感。据说，《汉书·地理志》中的下面这段话表明我国早就有了历史地理学：“汉兴，因秦制，……至汉武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然而，由于古代中国从未遭遇过希波战争或英法百年战争那样的文明冲突，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历来主要关注疆域内部的行政沿革，而非像西方的历史地理学那样被迫关注世界性的文明政治冲突。

晚清时期大量引介西方地理学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仍然没有脱离所谓“沿革地理学”的习惯。英格兰经历过数百年与法兰西冲突的历史，麦金德在这样的国土上长大，其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和关注不可能仅仅在于英格兰王国的历史沿革。在他眼里，古代中国虽治理良好，却长期处于“呆滞状态”，不值一提——我们没有理由为此生气。

具有文明抱负的国家之间的争雄，首先比拼的是代表文明国家品格的卓越人物身上的政治德性。在《诸大国》一文中，兰克给出的另一个史例是普鲁士王国的国父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在兰克看来，这位德意志的政治和军事“天才”的思想扎根于“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祖国”。他的历史事功让在列强夹缝中生存的小小王国仅仅凭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大国”，给德意志人带来“自信”，使得近千年来散漫惯了的德意志人终于有了形成统一的文明政治单位的基础。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诗人，且酷爱启蒙哲学，在我们看来，他的诗人才华显然没法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诗作同样产生于与国家的敌人殊死较量的危难处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男子气概的灵魂激荡”——如兰克所说，越是生死存亡关头，这种伟大的灵魂越显出自己的道德力量。

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伟大的个人品格”体现得最为充分，即便知道这场战争仅有极小的把握打赢，他的道德上“坚忍不拔”的品格让他义无反顾地面对不可避免的战争：自己生长的“土地”被敌人围困、国家的“荣誉”被剥夺、祖国孤立无援，除了战争还能靠什么让自己的国家摆脱险境呢。凭靠这场险胜的“七年战争”，弗里德里希二世让德意志人以文明国家身份登上了历史的“世界舞台”——正如凭靠极为艰难的朝鲜半岛战争，毛泽东让中国登上了历史的“世界舞台”，进入了欧洲人认可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地图集从此增添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页，尽管在我们自己编制的历史地图集里，这一页迄今尚未得到足以与其历史意义相匹配的版面尺度。

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Historischer Atlas der antiken Welt）为古典学界权威的“新宝利”（Der Neue Pauly）系列百科全书的附录，该系列图书自1996年起陆续在德国出版，全面收录了世界古代史各专业领域最高水准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以其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深入浅出的扼要论证，被誉为世界古代史最别具一格的现代参考文献。

作为迄今为止最具专业性和学术性的一本关于世界古代历史的地图集，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结合了200多幅精准、详实的古代历史地理地图和插图，对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5世纪的古代希腊、罗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赫梯、巴比伦、腓尼基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全面而又精炼的说明与论述，内容涉及古希腊罗马文明与闪米特、凯尔特、日耳曼等众多其周边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