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面临挑战：如何去商业化，如何对话

7月上旬，《传统伦理下的非遗传承与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

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文化部、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者与研究员参与讨论。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陈海峰说：“西南云贵高原多民族共生共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的一个省份，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也使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遗产持有人对于遗产的价值认定被优先考虑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解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发布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伦理原则：“保护要以非遗社区民众为主，尊重他们的意愿，遗产持有人对于遗产的价值认定被优先考虑。”

朝戈金对非遗申报时的法则进行解读时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本真性与排外性，强调存续性，但是不要使用唯一的、独特的、巨匠、伟大作品、杰出等词语，因为文化是讲究对话的。同时，在确定主体权益时，要进一步讨论，比如之前非洲某国的非遗申报片中出现背着步枪的一个镜头，大家认为持有武器是很不好的影响，这让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感到不快，所以这个项目就被毙了。但是其实在一些民族，打猎也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解读了其提出的非遗三大命题——公产意识，契约精神，非遗事象的基质本真性。他认为：“非遗代表着历史传承，它身上背负着许多文化，它不是个人的，人要怀着崇高的信念和责任感，要有一种公产意识，个人传承的时候应当是匿名的；此外如何处理与保护主体的关系，传承人如何履行义务、进行传承活动，如何找接班人与参与公益宣传，政府都应当给予支持；最后，作为一个非遗项目应该去商业化，之前甘肃的一个学者将北京的兔儿爷做成了一个卡通的形象大肆宣传，其实兔儿爷最早代表着月神，代表祭祀，将它简单做成一个卡通形象，将其原有的、受尊重的祭祀性传统完全割舍了。”

其他国家都过什么非遗节日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克劳斯介绍了今天呼伦贝尔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族的节日。他介绍，搬到该地区的俄罗斯人还保留着贝加尔湖东部地区的传统，因为这些人都是母亲或者祖母原本生活在俄罗斯，后来随着这些女士嫁到中国，就搬到中国的领土生活。

“现在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族庆祝的节日有复活节、耶稣升天节、第九个星期五、保罗和彼得节等，这些节日传统甚至比在贝加尔湖东部保留得还要好。”克劳斯说。

新加坡新跃大学高级研究员蔡曙鹏介绍了新加坡的非遗节日潮州戏。他介绍了新加坡的陶融儒乐社，据悉，陶融儒乐社成立于1931年，是新加坡最老的潮剧及潮乐社团，乐社是当年由18位旅新的爱好潮乐人士倡议成立的，目的是让在新加坡的爱好潮乐的乡亲可在异国听到钟爱的潮乐。至今，陶融儒乐社已在新加坡呈献了300多场潮剧表演，还有多场潮乐演出。蔡曙鹏认为，陶融儒乐的存在，体现出与自己的方言区人分享自己所维护的剧种的乐趣。

韩国国学振兴院研究员尹瑛玑介绍有“活的朝鲜建筑博物馆”之称的韩国安东河回村的传统文化。她介绍：“河回村是有六百多年历史的韩国丰山柳氏宗族的村落。从1999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访问以后开始兴起旅游风潮。旅游开发以后村民自己开餐厅或者民俗业，慢慢发生游客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后来出台政策，所有餐饮业搬到村外，停车场也在村外，维持草房的屋顶特意种传统品种的水稻。”

非遗的具体案例

日本民俗学会理事松尾恒一说，江户中期，国学者屋代弘贤曾在1813年时，受江户幕府的命令，给全国各藩(注：“藩”是日本江户时代对于将军家直属领地以外大名领国的非正式称呼；这些领国源于日本古代封建体系，经过战国时代的兼并，于江户时代形成了276个地方分权单位，直到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形成现今中央集权的地方行政体系)的儒者和友人发送关于“风俗问状”的问卷答书。这是为了收集各地的风俗习惯而制成的调查项目表，也可以说是近代史上以行政为主导的地方志的先驱。民俗学家、历史学家中山太郎将这些调查问卷收集编辑而成，命名为《诸国风俗问状答》，并于1942年出版发行。

其实如果对于中国的民俗调查行为进行溯源的话，最早诗经时代就已经有采诗之官，《诗经》中风、雅、颂三大类别，其中“风”这一题材，其实就是对于各地风俗、民歌的考察与搜集。

松尾恒一在2011年就曾到贵州的台江县进行过考察，他研究的主题是赛龙舟文化。他介绍，台江地区的龙舟形制上由母舟与子舟组成。船舱里会放着一些猪、鸡、鸭等牲畜，如果赛赢了，就可以杀了这些动物请大家吃饭。此外，船头一般还会倒悬着鸭子。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郭崇林谈到《秃尾巴老李的传说》，秃尾巴老李的故事流传在山东地区，讲的是一只没有尾巴的黑龙，实际就是经过日晒雨淋皮肤黝黑的庄稼汉的形象，他勤劳朴实，惩恶扬善，不畏强暴。郭崇林认为这个故事有着闯关东的山东移民、闯关东的历史事件以及闯关东的文化冲突等诸多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