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军队为何“一言不合”就政变？

土耳其军人于当地时间7月15日晚发动军事政变，土耳其政府在经历了一夜惊魂后宣布情况得到“完全控制”，此次部分军方人士发动的军事政变归于失败。

虽然土耳其历来就有军事政变的传统，而且自2013年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局势就持续恶化，坊间也有传言可能会发生政变，但此次政变还是比想象的突然，毕竟军队直接诉诸武力颠覆文官政府的事件已经有30多年未发生了。可以想见的是，军方在此次政变之后将会受到整肃，并进一步受到埃尔多安政府的钳制。与此同时，军队的监国地位也会遭到进一步削弱。

军队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观察和理解土耳其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维度之一。历史上土耳其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关系是解读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维度。

监国者：土耳其军队地位的确立

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奥斯曼王室因此自然而然地将军事现代化视为增强国家力量的必要手段，推行军事改革、组建新式军队、建立新式军事院校等。奥斯曼王室最初的目的是打造一支对中央权威绝对服从的新兴军队，但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军队却陷入了政治观念的漩涡：

1859年的库莱利事件中，军队试图废黜苏丹阿卜杜拉迈吉德，凸显了军队和文官政府的紧张关系；在1876年的宪政革命中，一些军人认为有必要限制苏丹的权威，并在此次革命中扮演了重要作用；1908年，由一群受过现代教育的军官和技术官僚组成的“青年土耳其人”发动了第二次宪政革命，并在1909年镇压了一部分保守宗教团体的反攻；从1908年到1918年，军队同主政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结成紧密联盟，但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遭失败。之后，正是在凯末尔的带领下，土耳其得以在帝国的废墟中重生。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成功地定都、建立共和国、取缔哈里发之后，凯末尔在1925年至1926年间遇到了比以往更大的挑战，既有进步共和党这样合法的反对党的阻碍，也有赛义德谢赫（Said Sheikh）这样的地方叛乱。凯末尔成功地打击了反对力量，并将政治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即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计划，致力于打造新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向“当代文明”的转型。凯末尔依靠的改革派力量包括共和人民党、军队、官僚和知识分子等。

不过，军方在凯末尔主义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世俗化改革的支持者，军方是凯末尔主义者唯一可以信赖的力量，加上凯末尔曾经是军人出身，因而自视为军队的天然领导者。1931年2月，凯末尔更是赋予了军队一种神圣的使命：“每当土耳其民族希望向前走一步时，军队总是被依靠的力量，是实现崇高的国家理念的领导者……土耳其民族认为军队是国家理念的捍卫者”。1935年，《土耳其军队内部服务法》第34条规定：“军队的职责是保护和捍卫由宪法规定的土耳其家园和土耳其共和国。”即便是凯末尔于1938年去世之后，身为总参谋长的费伍兹·恰克马克（1922-1944年在任）仍然选择继续效忠于凯末尔的继任者——伊斯梅特·伊诺努。可以说，从1923年到1950年，凯末尔主义者牢牢地将军队控制在手中，这也使得军队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没有必要。与此同时，军队的主要任务在于镇压反对派力量，与共和人民党领导的文官政府和谐相处，而其监国者的地位也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在政变中巩固的军队地位

随着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以及1950年民主党的上台，军队与文官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军官而言，他们认为国家与政府之间具有严格的界限，军队是为国家服务，而政府则应该为军队服务，只要军队的需求得到满足，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得到坚持，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人民党执政，都是可以接受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土耳其军队正是通过历次政变，在与文官政府的角力中牢牢巩固了其监国者的地位。

1、1960年军事政变

民主党从执政之初就担心军方的态度，为减少军方的威胁而缓和了与将军们的关系，但对中下层军官有所忽略，引发他们的不满。

例如，民主党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的，要求军队克制忍耐，但是工资却没有增加，随着经济的恶化，军人的待遇变得更差，最终导致军人职业的神圣性也开始下降。又如，民主党认为军队的发展不是政府的责任，主要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军队高层对此也表示默认，这导致中下层军官的不满缺少发泄的窗口。此外，军人自诩为凯末尔主义的坚定卫士，但在共和人民党的宣传下，民主党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政策被解读为是对凯末尔主义的挑战。民主党为了获得投票只是一味地迎合民众，导致经济严重不景气，通货膨胀加剧、债务危机恶化、消费品严重短缺、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再加上政治家的贪腐传闻，这都导致中下层军官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逐渐从对军队高层的不满转向了对政治秩序的不满。

1960年5月27日，中下层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将时任土耳其总统、总理、将军和400多名民主党议员被逮捕，民主党总理曼德雷斯、外交部长法丁·吕什图·佐卢和财政部长哈桑·波拉特坎等被处死。此次军事政变后，军方对土耳其国家和政治的控制力大幅加强，并且这种权力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

其一，军方为加强对文官政府的监管而在宪法授权下建立了宪法法庭；其二，军方为重塑国家机器而建立了国家团结委员会；其三，军方不仅参与政治事务，而且通过建立军队互助基金会直接进入经济领域。经过一系列权力运作，军队成为土耳其统治集团所认可的自治机构，成为土耳其新秩序的监管者，成为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独立王国。

2、1971年军事政变

20世纪60年代末期，土耳其经济在五年计划的指导下取得了一定发展，正义党也连续一党执政，但却掩盖不了政治逐渐向极端化发展的趋势，尤其是1961年宪法更是让民众得到了充分动员，将20世纪50年代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的两党相争转变为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竞争，引发了政治的失序和政府的无力。1971年3月12日，土耳其总参谋长向总理德米雷尔发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建立强大的、可信赖的政府，并且要立即推行改革以结束目前的“无政府和斗争”局面，否则军方将会履行宪法赋予的责任，直接接管政府的权力。最终，德米雷尔因为担心再重蹈曼德雷斯的覆辙而宣布辞职。

3、1980年军事政变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土耳其再次陷入经济凋敝、社会动乱和政府瘫痪的困境。1980年9月6日，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民族救赎党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但最终却演变成反对世俗主义的示威活动，这成为军事政变爆发“最后的一根稻草”。军事政变后，隶属于军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该委员会不再如1961年宪法中规定的承担咨询机构的功能，反而在国家事务中具有最高决定权。除国家安全委员会外，军方还通过参与其他政治机构而对文官政府加以监督。例如，为监督教育，军方在高等教育委员会拥有席位；为监督广播，军方在广播电视最高委员会拥有席位；为监督司法，军方规定过国家安全法院的三人法官小组中必须有一人来自军队。与此同时，随着库尔德问题的逐渐发酵，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军方的斗争演变成了一场低劣度的内战，军方也借此夯实了土耳其监国者的地位。

4、1997年军事政变

1995年12月，作为伊斯兰政党的繁荣党在大选中获得了22%的选票，在大国会议会550议席中占有158个，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在土耳其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96年6月28日，繁荣党与真道党建立联合政府，埃尔巴坎也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总理。执政之后，繁荣党在内政外交方面迅速调转，引发了军方的担忧。1997年1月31日，隶属于繁荣党的辛詹市市长贝基尔·耶勒德兹在伊朗外交官的支持下组成了名为“耶路撒冷之夜”的集会，但集会上却充斥着宗教口号和旗帜。第二天，军方的坦克就出现辛詹市的街道上，以示存在。随后，土耳其司法部门紧跟军方的步伐，于2月6日逮捕了耶勒德兹。2月28日，由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理内杰梅丁·埃尔巴坎、三位部长和六位将军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每月例行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导致了“软政变”的发生。在这次会议上，军方向文官政府传达了一项包含18条反伊斯兰主义措施的清单。最终，埃尔巴坎宣布辞去总理一职，而繁荣党也在1998年被宪法法庭取缔。

土耳其军队监国者地位的弱化

2002年以来，埃尔多安领导的文官政府借入盟谈判进程限制军方的力量，使得军队监国者的地位有所弱化。起初，埃尔多安对军队是极为忌惮的，毕竟正义与发展党具有伊斯兰的背景，这个底色是难以磨灭的，因此唯恐政党面临取缔的危险。

不过，2003年8月，由正义与发展党控制的议会借助入盟谈判的机会而通过了关于军队和文官政府关系改革的“一揽子协调计划”，具体内容包括限制军事法庭对文官政府的管辖权、审计法庭负责对军队开支和产权进行审计等，并通过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变为顾问机构、将国安委秘书长变为行政职位，极大地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2004年4月，议会通过第五个“一揽子协调计划”，其中国家安全法庭被取缔、死刑被彻底取消、高等教育委员会中的军方代表被清除。2004年7月，议会通过第六个“一揽子协调计划”，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对最高视听委员会成员的提名权被取消。

对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挑战，军方也予以强硬应对。2006年8月28日，比于卡内特就任土耳其总参谋长，他在就任伊始就对政府发出警告：“保护共和国的根本原则不是一个内政问题，而是军队的职责。”9月底，土耳其陆海空军司令员各自发表声明，称土耳其受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威胁。同年12月2日，比于卡内特再次警告政府不要损害世俗主义原则。2007年2月14日，比于卡内特访问美国时再次说道：“土耳其是一个民主、世俗的国家。没有力量可以将土耳其从这条道路上引向别的道路，当然也绝不会有这样的道路。土耳其共和国是由凯末尔建立的，它的政权、它的建国原则将会永远延续下去。”正当土耳其军方对文官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之时，2007年曝光的军队政变阴谋改变了军队作为国家政治秩序坚定守护者的形象，而2010年另一宗名为“铁锤”的政变阴谋也使得军队走下了神坛。在这两次政变阴谋案件中，大量军官被捕，而军方也由于反民主行动而受到第一次指控。

土耳其文官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一直是横亘在土耳其民主化和入盟进程中的拦路虎，理顺两者关系并非易事，毕竟作为世俗主义坚定捍卫者的军方不会轻易地放弃军队的职责和国家的利益，主动将权力让给文官政府。7月16日爆发的政变给埃尔多安领导的文官政府敲响了警钟，显示世俗主义力量仍然是强大的。然而，可以预料的是，此次政变的失败仍然会给文官政府加大对军队的控制提供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