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自从给老家安装了摄像头,我后悔了

姚华松

2021-10-21 21: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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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网络覆盖城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农村老家安装摄像头,主要目的是可以实时观察与监控留守老人的身体状况,万一发现不对劲的,我们可以及时应对。不像从前,子女们对老人的状况知晓得并不多,因为不少老人的心态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子女担心。
这不,国庆假期返穗后,我第一时间购买了两个摄像头,寄回家里,联系上门安装。安装完毕,我高兴极了,甚至有点兴奋,我可以随时随地看到老家的情况:爸妈在干什么,午餐有几个菜,晚餐我爸有没有喝一点酒,鸡有没有进堂屋里拉屎,鸟有没有偷吃谷子,野猫有没有进我家的鸡窝,我都尽收眼底。
每当爸妈经过的时候,我就会找个相对安静地地儿隔着摄像头和他们聊上几句,我真实感受到了高科技产品对于满足我乡愁的重要作用,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让在广东广州的我和在湖北黄冈的爸妈实现了无缝连接,极大便利了我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但没过几天,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摄像头一定程度干扰了爸妈的正常生活。从前,我妈早上起床后都会在院子里梳半小时的头,穿着也相对随意;现在,妈妈不太会蓬头垢面地出现在院子里,衣着也相对正式一些。
上述不经意的改变,背后反映了摄像头的初始功能——监视,摄像头成为一种技术控制手段与工具,监控了我爸妈的任何行为,他们的日常都被记录在摄像头里,他们的举手投足与喜怒哀乐,都在我和弟弟的眼皮底下。他们不得不改变他们习惯了一辈子的行为习惯,适当修正他们熟悉了一辈子的生活方式。有了摄像头后,爸妈反而变得不自然、不自由和不自在了。让年逾古稀的人活得不自然、不自由和不自在,显然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技术对老年人的异化,对老年人的行为的建构与形塑过程。
摄像头让妈经常失望,因为她“想象”的希望几近破灭。自从安装了摄像头,我妈出现在院子里就会习惯性抬头张望摄像头,甚至在摄像头下逗留很长一段时间,她看看,然后走走,再看看,再走走,我妈一天中会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她大概会想:“此刻,我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二儿媳、三个孙子和孙女在看我吗?你们会突然和我说话吗?你们如果说话了,我不在,那多不好啊。所以我得候着你们,直到你们和我说话。”
其结果是,我妈一直等,一直候,我们一直没发声,一直没与她互动,因为我们都各忙各的事。换言之,摄像头给了她一种假想与期盼——她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却无法兑现她的假想与期盼。长久的无望期盼,无疑会增加妈妈的失落感与剥夺感。
事实是我们想要摄像头,而不是父母想要。试问,作为子女的我们,真实地陪伴了他们多少呢?我们没空,我们忙事业,于是我们选择了安装摄像头,但这是权宜之计,因为大部分人根本做不到陪伴父母和照顾家里。表面上,安装摄像头是一种行孝之举,但却真实地折射出长久以来我们没有办法行孝、没有办法侍奉父母的事实。
也就是说,摄像头很大程度满足了我们标榜与维系作为“孝子”的身份需求,却反证了长久以来我们难以尽孝的事实。
甚至还可能存在一种观点:“我已经安装了摄像头,对家里的情况一目了然了,我用不着那么频繁地回家了。”
很显然,这种观点龌龊且危险。
在我们与年迈父母的关系里,钱(寄钱回家)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实打实和面对面地高质量陪伴,给她们更多精神慰藉,消除她们的孤独感,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一年中真正陪伴了他们多少天呢?和妈妈饭后牵手散步了多少次呢?和爸爸酒后漆足长谈了多少回呢?恐怕少之又少。这种真实的陪伴,是多少个摄像头都无法替代的。
(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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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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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摄像头,留守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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