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张合荣：夜郎文明有何特异之处

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报道，最近十余年，贵州、湖南多个县市争夺“夜郎”之名。这里的“夜郎”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夜郎自大”那个“夜郎”，但提起夜郎古国、夜郎文明，恐怕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夜郎真的自大吗？夜郎文明大致包括哪些地方？大约持续了多长时间？夜郎文化是如何发现的？关于夜郎古国，显然有很多谜团亟待揭晓。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合荣长期从事夜郎考古发掘与研究，著有《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滇东黔西先秦至两汉时期遗存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受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委托，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陈果采访了张合荣研究员。

 

澎湃新闻：关于夜郎古国的历史记载是怎么样的？

张合荣：“夜郎自大”是中国妇孺皆知的一句成语，典故源于战国秦汉时期活跃于今隶州中西部至云南东部一带的古夜郎国。

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髻，耕田，有邑聚……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由于自战国时期开始，四川盆地（当时称巴蜀）已逐渐并入华夏汉文化圈，秦汉时期中央王朝统治者便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将位于其西南侧横断山区至云贵高原一带的众多地方土著君长国统称为“西南夷”，夜郎、滇和邛便是当时众多西南夷中最大的三个古国。

通过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时国力已比较强盛，加之武帝本人雄才大略，好大喜功，北击匈奴，南灭南越，西向开通西域通道，并积极往西南方向的云贵高原扩张，掀起了开发“西南夷”地区的高潮。这时，汉武帝听说从西南夷地区有一条直达身毒国（今南亚地区）的通道，便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到西南夷地区寻找这条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现代学者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王然于等人到达古滇国，滇王接待他们时曾问：汉朝与我（指滇国）哪个大一些（“汉孰与我大”）？他们到夜郎国的时期，夜郎侯亦问了同样的问题（“及夜郎侯亦然”）。

王然于等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出使西南夷的情况，并说由于道路不通，信息闭塞，夜郎、滇等西南夷小国实不知汉朝有多大，故而问出了上述问题。后来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本是始作俑者的滇王渐渐被世人遗忘，而随后附和的夜郎王则逐渐变成了主角，将以一个小小地方古国同泱泱汉帝国比大小的帽子永远戴在了头顶。

盘踞两广地区的南越国反叛，朝廷派使者到夜郎等地征调“南夷”部族兵参加讨伐南越，夜郎旁边有一个叫且兰的小国，其君长发动叛乱，杀了汉朝使者和犍为太守（当时汉朝在这一带设置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汉朝灭了南越，让领兵的校尉回师诛灭了且兰，斩杀数万人。夜郎君长见状害怕了，主动入朝请求归附汉王朝，汉武帝封其为“夜郎王”，并在夜郎等南夷地区设置了辉舸郡，开始了中央设置的郡县与原地方古国君长共同管辖（历史学家称为“郡国并存”）的时期。

为了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汉朝除派遣官吏和军队进驻外，还迁入了大量的中原移民。这些汉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加速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进程。但在这一进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原西南夷贵族集团都服从汉王朝的管辖，有些失去权力和土地的统治者，就经常反叛，这在史书中有很多记载，即使主动内附被封为夜郎王，并同滇王一道被中央政府赐予金印的古夜郎国统治者，在同汉王朝和平共处了一百多年后，传到西汉末期汉成帝和平年间的夜郎王兴时，就经常同句町王禹、漏卧侯俞发生对抗，汉朝派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前往调解，他不但不听从，还用木头刻成汉使形象，竖立在道旁用箭射击以羞辱之。陈立被任命为牂牁太守，设计诱杀了夜郎王兴，但“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胁旁二十二邑反”，汉王朝从巴蜀等地发兵讨伐，彻底平定了这次反叛，夜郎作为一个地方古国的历史完全终结。根据文献梳理，现在一般认为古夜郎国从战国晚期开始出现，到西汉末期被消灭，大约延续了三百余年的历史。

澎湃新闻：古代夜郎文明大致包括哪些地方？大约持续了多长时间？

张合荣：古代夜郎文明的空间范围大体上在云贵高原东部的滇东黔西地区，具体指的是滇东高原的曲靖盆地、宣威盆地和昭鲁盆地以东，金沙江和大娄山以南，苗岭以西和南盘江以北这一以乌蒙山脉为核心区域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地理坐标大致在东经103°30′～107°30′、北纬24°30′～27°30′。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界定的话，包括贵州中西部的贵阳市、安顺市、遵义市西部、毕节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云南省东部的昭通市、曲靖市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我个人认为夜郎古文明的时间范围要远远大于历史学家根据古文献推测的300年左右的历史，包括夜郎文明形成和发展时期（先夜郎时期）、夜郎王国时期和并入华夏时期（后夜郎时期），上限到商周时期，下限晚到东汉，涵盖了这一地区的整个先秦至两汉时代。

澎湃新闻：夜郎文化是怎样发现的？

张合荣：半个世纪前的1958年，位于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可乐区西南侧辅处人民公社罗锅寨农民，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偶然间挖出一件周身饰满花纹的青铜器，大家不知是何物，便用背篼将其背到可乐区政府，经过层层上报，消息最后传到贵州省博物馆，博物馆派出考古人员前去鉴定，发现这件青铜器原来是珍贵的石寨山型铜鼓。以此为线索，考古人员在可乐调查发现了位于可乐河与麻腮河交汇处一台地上的汉代遗址（因后来可乐区在遗址上修建了粮食仓库，该遗址便被称粮管所遗址)，从此可乐就同贵州考古尤其是夜郎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6年，有村民在可乐河北侧的雄所屋基坡地上挖出一批青铜器，消息传到贵阳，贵州省博物馆随即派人前往现场，清理出一座面积达60余平方米的大型土坑墓（编号M8），同时调查发现该墓附近还分布有大量汉墓。

1977年9至11月，省博物馆组成“可乐汉墓发掘队”进驻可乐，对1976年发现的分布在8号墓周边地区的汉墓进行发掘。大家分工进行，一人负责一座汉墓，每天指挥民工用小手铲、细毛刷仔细清理，回到住地继续整理发掘资料，并尽可能多地修复出土文物，但就在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准备收队回贵阳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了！

那是1977年10月24日，这是一个可以永远载入贵州考古史、让贵州考古人无法忘却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贵州考古翻开了新的一页，它标志着夜郎考古的真正到来。这天正好有学者专家来工地考察，考古队陪同考察人员参观完正在发掘的汉墓回到住地。大约在下午5时左右，当地农场村桥边组一村民背着一些东西来到考古队说：“今天下午，我在犁地时，犁出了这些东西，你们看有用没有？”当他将背篓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大家面前时，专家和考古队员们都惊呆了，因为放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件件与正在发掘的汉墓出土物迥然不同的青铜器，包括鼓形铜釜、卷云纹空首铜柄铁剑、铜发钗、铜手镯等等，考古人的心惊悸得快要跳了出来，这不就是大家一直在苦苦寻找而不得的夜郎“宝贝”吗？大家顾不得一天的劳累，迅即请该村民带路找到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地——可乐河南侧的祖家老包。

第二天一早，兴奋了一夜的队员们再次来到出土这些奇形怪状器物的祖家老包小土丘上，在朝阳的映衬下，那黄色的土地显得异常的亲切，仿佛它们已等了两千年，今天终于等来了破解这块黄土地下掩埋着的神奇密码的考古队。在祖家老包附近不同的土丘上，随着犁铧的条条犁痕，一座座土坑墓的墓边和里面夹杂着大量红烧土颗粒的墓葬填土异常醒目，不用说，这是一处与此前发掘的汉墓不同的青铜时代墓地。考古队也不急着收队回贵阳了，将正在发掘的汉墓清理完后，迅即转战祖家老包，当年即清理了25座夜郎时期不同于汉墓的地方土著民族墓葬，发现了非常奇特的“套头葬”和一批独具地域特色的青铜器，包括容器、兵器和装饰器等，真正揭开了贵州夜郎考古的序幕。

1978年，考古队员再次来到可乐，对夜郎时期墓地展开大规模发掘，共在可乐河南侧的祖家老包、锅落包和罗德成地清理墓葬143座，出土陶、铜、铁等各类文物300余件。随后在对这批墓葬资料进行整理时，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墓葬，报告中便把汉墓称为“甲类墓”，夜郎时期地方土著墓葬称为“乙类墓”，发掘成果刊发在考古学界权威学术期刊《考古学报》1986年2期，成为后来研究夜郎的基础性资料。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贵州考古人开始从单纯考古发掘出士实物工作加入到破解古夜郎之谜的研究队伍中，将夜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澎湃新闻：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讲，关于夜郎考古的重大发现有哪些？

张合荣：最早的重大发现可以追溯到1977至1978年，贵州省博物馆联合赫章县文化馆在赫章县可乐乡柳家沟墓地的发掘，共清理了168座夜郎时期的墓葬。

1978、1979年，贵州博物馆联合威宁县文化局对威宁县中水镇的张狗儿老包、银子坛和红营盘等墓地的发掘，共清理58座墓葬，发现4000余件陶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

1978至1980年，贵州省博物馆联合普安县文化馆等单位对普安县铜鼓山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500余平方米，清理柱洞、房址、火塘和窑址等遗迹，出土玉石器、骨角器、陶器、青铜器、铁器以及钱币共1000余件。

2002年9月至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赫章县文物管理所对可乐墓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共清理111座墓葬，出土陶器、青铜器、铁器、骨器、玉石器等各类文化遗物600余件。

200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普安县文物管理所对普安铜鼓山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8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柱洞、活动面、火膛、灰坑等遗迹，出土各类文化遗物500余件，并推测其为一个青铜冶铸遗址。

2004至2005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威宁县中水银子坛和红营盘两个墓地，共清理墓葬108座，出土文化遗物400余件，包括玉石器、青铜器和陶器，其中银子坛墓地的葬式负责，有单人葬，也有多人二次合葬，还有儿童墓。

2012年8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赫章县文化局在赫章可乐发掘了廖家坪子遗址，清理了M373和M374两座墓葬，其中M373保存较好，出土青铜器、骨器、铁器、漆器、海贝等文化遗物70余件套，不乏铜釜、铜鍪扣饰等重要随葬品，M374虽然被盗，但发现井字形棺椁遗骸，为赫章可乐墓地首次发现。

澎湃新闻：夜郎考古的主要研究的方面有哪些？

张合荣：主要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墓地的考古学研究；二、对“套头葬”这种特殊葬俗的研究；三、各遗址和墓地出土随葬品的研究；四、关于古夜郎文明活动中心的研究；五、夜郎与周边族群关系的研究；六、出土青铜器冶铸工艺的研究。

澎湃新闻：从考古学来讲，夜郎古文明是怎样的面貌？

张合荣：第一，在古夜郎文明的分布地域虽然早在距今3000左右的商末周初相继进入到了青铜时代的初期阶段，但在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该地区的青铜文化却并未得到多少发展，处于春秋至战战国早期这一阶段的遗存发现少，不少地方还存在较大的缺环，因而在青铜时代初期到晚期遗存之间好像还找不到青铜文化发展壮大的明显轨迹。但到了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在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已然衰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这一地区却迅速发展出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较为发达的青铜文化，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期这一时段才是古夜郎国真正形成并发展的时期，甚至是整个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兴盛期。

第二，在这一地区，具有自身特点的青铜器以兵器和装饰品为主，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容器，但少见大型礼器，乐器不发达但各具特征。可能和当时不同族群之间复杂的矛盾有关，青铜文化遗存中，最典型的器类就是兵器和装饰品，几乎几个小区域都是这样，显示出当时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夜郎”等西南夷诸族群尚武而爱美的文化特质。相反，作为中原地区青铜文化象征的青铜礼器却在这一地区始终未发展起来，我们虽然也在一些地区发现较大型的青铜器如鼎、簋、壶、釜、洗（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曲靖盆地均有出土）等，但数量少而单一，而且极有可能是从外面传入或是当地仿制的东西，不构成该地区青铜文化的主体。

第三，几个小区域的的青铜文化各具特征，各自具有一些独特的代表性器类。赫章可乐墓地中的镂空牌形首铜柄铜剑、镂空牌形首铜柄铁剑、饰虎铜釜、琵琶形带钩、簧形首发钗、铜铃等均是该地域很独特的青铜器类。铜鼓山类文化遗存中的风字形铜钺、一字格曲刃剑、直内人物图案戈、斜刃刀、三叉形器等又是黔西南及紧邻的桂西北、滇东南一带存在的独特器类。威宁中水则以直内仿蜀式三角援戈、牛头形带钩、鱼形带钩等为特色。紧邻滇文化核心区的曲靖盆地及相邻地区受滇青铜文化影响，青铜器就基本以滇文化青铜器为特点。

第四，在青铜文化比较发达时即开始出现一些铁器，尤其是在北部接近巴蜀文化的地区，铁器出现时间更早一些。由于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发达要晚到战国至西汉早期，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甚至巴蜀等地已进入到早期铁器时代，因而受周边其他文化重要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伴随着青铜器的铸造和生产，一些铁器也开始出现在这一地区，早期铁器主要是锸和削刀之类，以后逐步发展，出现斧、刀、凿等工具，戈、剑、矛等兵器，还有三脚架、釜、带钩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在许多遗存中，常见青铜器中伴出少量铁器的情况，因而可以说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并不纯粹，青铜器与铁器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早晚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共时关系。不过，青铜文化中伴出一定数量的铁器是由于该地区在青铜文化发展之路上比较滞后，并不表示云贵高原没有发展出青铜文化或没有经过青铜器时代。

第五，滇东黔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在较为发达的时候因受到外来的中原汉文化影响迅速中断，大约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西汉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的时期，正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除在滇池周边地区形成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外，在贵州西北部至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东西两侧，南、北盘江上游的曲靖盆地和黔西南山地均发展出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地域性青铜文化，这些地域性青铜文化对应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众多“西南夷”族群，不过随着开发力度的不断深入，汉中央王朝对云贵高原的控制得以加强，郡县制的相继建立，外地官吏和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就使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性青铜文明在汉帝国文化体系的和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就使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性青铜文明在汉帝国文化体系的强大压力和强权政治干预下走向衰落，云贵高原也结束了原来小国寡民式的众多“君长国”时期，被纳入到大一统的汉帝国行政和华夏文明体系中。

澎湃新闻：古夜郎文明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考古学发现？

张合荣：应该是“套头葬”这一特殊葬俗吧，“套头葬”最早是在赫章可乐的墓中发现的，后来考古工作者把1976-1978年的发掘资料整理成《赫章可乐发掘报告》，编写者认为在清理的168座乙类墓中，有20座墓葬的葬式较为特殊，墓底一端侧放一釜（铜、铁釜均有）或一铜鼓，头骨置于其中，躯体则放墓底中部。其中M58葬式尤为罕见，在墓底一端侧放一铜釜，内放人头骨；脚端侧放一铁釜，内有脚趾骨。他们把这种将死者头部用大型铜器罩住的特殊葬俗称之为“套头葬”，其实，时至今日，这种奇特的葬俗在国内还仅见于赫章可乐，因而“套头葬”也成为可乐墓地的标志性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