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细节|老板的饭局

二零一四那一年，我接受广东民营电气设备供应商众业达的邀请，为他们创作公司传记。创作公司传记是一份艰苦的工作，众业达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型号电气设备供应商，总部在汕头。企业创业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老板叫吴开贤，是汕头本地人，经历三十年后，公司在国内的中小企业板上市，是电气设备业巨头西门子、ABB和施耐德在中国的最大经销商。

像这样规模的公司传记采访，大约要走访七八十位公司人。因此我在汕头住了一段不短的时间。白天和职员们谈话，晚上闲下来，时间任我支配。我本打算在房间里看看电视，把时间消磨掉，可是众业达的吴开贤先生不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认为这简直有失待客之道。

因此我得以深入到吴先生的个人生活当中去，也就有了这样一个记录。我刻意以第三方的视角，把这个细节记录下来，为的是揭示中国企业的老板们的生活。

马云在宣布他退休之前说过：之前工作就是他的生活，希望退休之后，生活成为他的工作。退休的马云没有做到他的希望。不过据我观察，其实他所谓“老板的工作就是他们的生活”，好像是真的。

人们说，吃在广东果然不是虚传。吴老板带着我吃晚饭，喝茶，有时还有乐队演出，他有一支民乐乐队，规模不大，乐手却都是专业的，因此水平相当不赖。至于老板的晚饭，一般是招待生意上的客人。

他喜欢美食，很会点菜，也喜欢亲自为客人们点菜。我不止一次地发现，他在点菜的时候，会顺带着漏出一些美食经。

“吃鱼要吃小鱼，小鱼没人养，都是野生货。”

“新鲜程度不够，烧汤还对付，不能清炒。”

“要一份虾饼，这东西下酒好，也能当饭，好消化。”

在这种时候，客人们一般在喝茶抽烟，没人注意这些，只有餐厅的部长在点头，看得出她非常赞成，而不是礼貌。

印象里，几乎每次都有客人对菜品表示赞赏，在这种时候，老板会很高兴，让大家倒上酒，一起喝一杯。我们喝的常常是自带的澳大利亚红酒，可我敢说，这酒比很多价钱更贵的法国货要强得多。但老板吃得很少，他有时只吃一点炒薄壳，我悄悄问过他，为什么不多吃一些。

“我喜欢吃这东西。”他简单地回答我。但我想，事实恐怕不是那么回事。他要让客人吃到特色菜，不能过于奢侈，也不能简单，这样一来，可点的菜也就那么几样。客人天天换，他却每天晚上都吃差不多的饭菜，这确实难为人。于是我很好奇，他会不会觉得腻歪。

“多喝点茶，肚子就会饿。”老板告诉我他的解决办法。那天我坐在他旁边，难得地听到了一句感叹：“生意人，为了生意，没办法。”

我想，生意人在饭局上的无奈，有时并不只限于饭菜。

有一天热得出奇，老板、几位高管和我一起走出办公室，五秒钟后，我感觉汗水像虫子一样在背上爬，并且开始后悔自己没穿马甲，因为衬衫湿透了，看着非常不体面。

我发现老板的衬衫也湿透了，这可有点奇怪。他是当地人，对夏天的炎热适应得多。忽然间我想起来，下午他说过自己在生病，这些天一直在吃药。

我们开车到那家常去的餐厅，飞快地钻进包间，就像女明星在躲避记者，只有在空调的冷气下，大家才觉得不那么难受。然后，我看到了今天的客人A先生，他已经先到了。

“你们过来啦！”他说，“好家伙，这天真够热的。”

A先生说起话来，有种旁若无人，大声嚷嚷的热情劲。听一位高级职员悄悄告诉我，客人在北京和深圳两头跑，是个“挺有资源”的人，据他自己说，他可以带来一笔在深圳的大订单。

我不清楚“挺有资源”到底指什么，但如果说的是讨人喜欢的好人缘，那倒是看不出来。他四十岁上下，一头短发，穿着淡色裤子，一件紫色的POLO衫，这搭配已经糟透了，却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立着领子，使脖子看起来更短。他发福了，但主要集中在腹部，神情上却不带疲沓，拉拉扯扯地谈起天来。

“这里也开始堵车了？北京堵得更厉害。不过我有辆黑牌车，就是使馆牌照，偶尔闯个灯也没事。”他神秘地说，“咱有朋友。”接着是长安街沿线的一些新闻，接着是人事任免。我敢说，谈起这些事，他不会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更有水平。

我们坐在饭桌边，喝着茶。老板从雪茄盒里抽出一根雪茄，打了孔递给客人。他深吸了两口， “抽不了。”他胖乎乎的手连连摆动着，“太呛人了，我抽这个。”说完这话，他掏出一包烟，是中南海牌的，盒子上印着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我恍惚记得，这烟在棋牌室里非常受欢迎。

酒上来了，出乎我的意料，除了我们常喝的酒，今天还另外多了一大瓶二锅头。“这酒在这边真不好买，但中午你说只喝这个，我就让司机去找了一瓶。”老板说。

于是我们开始吃饭，这一天的气氛有点尴尬，多数时候，我们听着他说话，嘴上还不时附和着“是啊”、“可不”、“对”、“没错没错”。他喝了二锅头，谈兴大发。我暗自担心，祈祷他不要和我说话，甚至尽量少动，以免被他发现。

不幸的是，这一刻还是来了。“来，兄弟，倒满，你要倒满。”他举起酒，“咱俩喝上一杯。”

当他听说我为众业达创作的图书快要完成时，他突然激动起来。“哎！我给你们找个人，书法家，团中央的，特别有名，我让他给你们题词！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说着话，他就到包里翻找起来。老板这时看了我一眼，我赶紧摇了摇手指。

这位老兄对着电话大声嚷嚷，听得出来，电话那一端也不是很买账，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这时候，服务员端上来一道菜。我们常吃这道菜，这道菜把鸡翅膀掏空，塞进用鱼翅做成的馅，再用油炸。我们替这道菜起了个外号，叫“肯德基”。

A先生听到这个名字，大声嚷着：“我不吃快餐的，从不吃垃圾食品！哎？这二锅头味不对呀，这东西还是得在北京喝。”

这顿饭终于结束了，我精疲力竭，神经越来越麻木，我看得出老板在勉力支持，因为他连薄壳都吃得很少。当我们走出餐厅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老天爷似乎为了惩罚我们这帮人，气温一点都没降。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办公室，看见两位高管正在和老板谈论A先生。

“我觉得这人太不靠谱了，真的，太假了。”他们说了一大堆，我和老板都在默默地听着，最后我觉得，有些关乎自己的事情，似乎也该说点什么。

“让官员来给书题词，这不太合适，我觉得用不到。”

“跟这种人吃饭，真是耽误功夫。”另一位高管说。

这时，老板终于说话了。“反正咱们几个也要吃饭，多他就多双筷子的事。”顿了一顿，他又说：

“可你们想没想过。万一他的订单是真的呢？那可就是几千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