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专稿|千里走单骑之路线图

李庆西

2016-07-20 18:3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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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斩颜良、文丑之后,得知刘备在河北袁绍处,便封金挂印,带着两位嫂嫂离开许昌去找刘备,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三国演义》这一段最为读者熟稔。

按,《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200)关羽在下邳城外被曹操擒获,官渡战役初期替曹操出战,解曹军白马之围;闻知刘备在袁绍军中,旋而“奔先主于袁军”(见武帝纪、关羽传)。小说中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就是从“奔先主于袁军”这句话演绎而来。
按小说第二十七回描述,关羽离开许昌,先后经过五处关隘,即:东岭关—洛阳—沂水关(汜水关)—荥阳—滑州黄河渡口。其中第一处东岭关是虚构的地名,自无可考,但下一站洛阳在许昌西北,由此可知关羽大致朝西北方向行进。可是到了洛阳之后,其路线陡然向东偏北而去,因为第三处沂水关,亦即汜水关,在成皋附近。从成皋到荥阳,再到滑州渡口,一直奔东北方向(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

关云长独行千里,《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这里有两点须作辨析:其一,沂水关一名无稽查考,嘉靖本与清初大魁堂本均作此名,一些通行版本亦常作汜水关。沂水,无论作为地名或是河道,都在徐州东莞郡、琅邪国(今山东临沂一带),与关羽走单骑的路线不符。在嘉靖本中,这沂水关也是诸镇讨伐董卓的主战场,而毛本写讨卓时则作汜水关。汜水入河处在成皋之东,处洛阳与荥阳之间,由此可断,沂水关应是汜水关的讹写。按,《水经注》卷五:“汜水又北迳虎牢城。”故汜水关又名虎牢关。但小说分明写成两个地方,如:董卓让李傕、郭汜把住汜水关,自己带李儒、吕布等去守虎牢关(第五回)。其二,滑州是一个不确切的地名,这里大概是指东郡或白马县(就是关羽斩颜良的地方)。滑州乃隋代所置,三国时为东郡,治所在白马县(按,当时“州”是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相当现今省一级;其下是“郡”,相当现今地市一级)。东郡境内黄河渡口不止白马津一处,延津也是一处重要渡口。小说交代含混,不能断定关羽渡河是在哪一处。
总之,关羽带着甘、糜二夫人走了一个近似“<”形的路线。这让许多读者很疑惑,甚至感觉“诡异”,为什么关羽要如此迂回行进?互联网上讨论此事的帖子很多,一种比较集中的意见认为,《三国演义》是袭用宋元说话人设计的路线,其原本起点不是许昌,而是长安。如,百度贴吧有网名“擎天柱小哥”的一个帖子:
他为何要兜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给我们留下这段可谓史上最牛的“兜圈运动”呢?罗贯中将西安灞桥“搬”到了许昌。这并非罗贯中的地理失误。罗贯中虽然没有实地考察这段路线,但在关羽辞别曹操寻找兄长的情节上,他还是沿用了早期说书人的说法,并将之略作改动,才造成如此的局面。
实际上,早期的说书人,并没有弄清楚关羽辞别曹操时,曹操已经定许昌为都,他们还以为曹操仍在长安。所以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里,仍将关羽辞曹的地点定为长安,并按照长安城外的灞陵桥,虚构了“灞陵挑袍”这样一个故事情节。
灞陵桥本为灞桥,在今西安市东灞水之上,汉唐人常常在此折柳送别,有“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之说,故为后人所熟知。说书人将灞桥虚构入关羽辞曹情节,原本自然。
这样,按照说书人的故事,关羽便从长安出发,一路东行,过洛阳、汜水关、荥阳、黄河渡口,完全正常,并没有任何地理上的绕圈失误。很显然,罗贯中折服于说书人“灞陵挑袍”的精彩故事,将之完整保留,但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却发现关羽从长安出发,是一个明显的低级失误,因而就按照历史,将关羽辞曹的起点从长安改为许昌。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罗贯中虽然改变了出发地点,却无法改变关羽的出行路线,所以他仍然保留了洛阳、汜水关、黄河渡口,并在洛阳之前虚构了个东岭关。而灞陵桥,也只好从长安搬迁到许昌,成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兜圈运动”的起点

网上的帖子很难说是原创还是转帖,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很多,不另举述。
从地图上看,如果是从长安出发,关羽的路线就没有大的转折。这种说法自有依据。的确,在元无名氏《三国志平话》(以下简称《平话》)中,曹操并未移驾许都,董卓死后献帝仍在长安。关羽降了曹操,便跟着去了长安。所以,关羽离别之日就有灞桥挑袍的情节。

《平话》凡上中下三卷,关羽千里独行一节出现在卷中。不过,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其曰:“(关羽)令人收拾军程鞍马,请二嫂上车,出长安,西北进发。”问题是“西北进发”,那岂不是奔凉州而去?大方向就反了。也许,说书人缺乏地理常识,以致东西不辨。这《平话》确实叙述混乱,文字粗鄙亦多错舛,恰如胡士莹先生所说“书中人名地名,亦触处皆谬”(《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七章)。再说,他朝西北方向走,具体方位也不对。灞桥是在长安东边,《三辅黄图》卷六:“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说的究竟是不是长安,倒也让人疑惑。
或许压根就是说书人随口乱喷。不过,说书人嘴里的长安,是否只能坐实为历史地名之长安,却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以汉唐帝都闻名的长安,在历代诗文中一再被人吟咏,实际上往往说的不是长安那座都城,而是用作帝京的符号和代称。如,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念叨“长安”是感叹金陵故都之衰落。又如,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其遥望的“长安”是沦陷的汴京。又如,张可久“云淡淡月弯弯,长安迷望眼”(《中吕·红绣鞋》),这“长安”是指大都。又如,晋明帝幼时“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之语,乃领悟其父元帝叙说的东渡之意(《世说新语·夙惠》),“长安”在此分明实指洛阳。再有,王安石“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桃源行》),句中“长安”则泛指屡遭战乱的历代帝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平话》里的“长安”是否就是长安,难道不会是许昌的代称?
当然,这种诗文中常见的修辞方式,用在讲史一类叙事文学中似乎不那么妥切。但问题是,作为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前身的“说话”,并非只是一种叙事,它同时也是一种说唱表演,其中糅合了诗词、联语、偈赞、四六短文等等。这就很难摆脱用典用事、追求借喻寄意的套路。尤其是所谓“词话”一体,其初倚声而唱,后来渐而变成讽诵之词,叙事更像是为诗文词赋作注,自然难免以辞害意。近人孙楷第认为,宋元说话有“平词”与“说唱”二途,“而就一般以说散为主之话本而言,其所从出底本,大抵为说唱之本”(《词话考》,见《沧州集》)。甚而,孙先生还据嘉靖本各节结尾诘问语类似变文及诸宫调之说白,大胆揣测《三国演义》原本来自词话体(《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见《沧州集》)。而胡士莹亦赞同这种意见,“证以元代《三国志平话》末段尚残留着[中吕女冠子]曲牌和徐渭说的《三国》与《水浒词话》一辙的话,孙说似可信”(《话本小说概论》第六章)。作为“说话”或“说唱”之本的《平话》,可以说相当注重文词的表演功能,虽通篇用语粗鄙,却不乏说书人喜欢掉文拽词的特点。
所以,以长安代指许昌,未尝不是滥用转喻之例。如果是从许昌出发,所谓“西北进发”就对了。说来,《平话》倒也不见得总是搞不清地理方位,如写刘备离开官渡去荆州投靠刘表,就说“往西南上便走”。方向完全对路。
至于灞陵桥,难道不也是一种借代?譬似说到“雁塔题名”,自然不必坐实为长安大雁塔。灞桥,因李白《忆秦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之句,后世诗文多用其事,也是寄托离愁别绪的俗套。关羽弃曹而去,自是衷怀歉仄,毕竟曹操待之不薄。这说走就走,亦需做一番离别的文章。当然,这种程式化的情感模式可以演绎不同戏码,关羽用刀尖挑起曹操赠送的锦袍,直是意味无穷,却不是程式化的灞陵伤别。

其实,说书人那儿根本没有路线图,《平话》叙事相当简略,关羽带着二位嫂嫂去寻找刘备,并不是一个“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其中只是“灞桥挑袍”一节略施笔墨,丝毫没有过关斩将的描写。从头到尾,途中过程仅三言两语带过,如谓:“云长押甘、糜二夫人车,前往冀王(按,即袁绍)处。数日,前到冀王寨。”万水千山就这么一步跨过去了。
说话间已从甲地挪至乙地,这很像戏曲表演程式。恰好元杂剧中也有这一题材的剧目。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著录无名氏《千里独行》(出自《雍熙乐府》),仅残存《仙吕·点绛唇》套曲一种,剧情已无可考。但是,涵芬楼刊本《孤本元明杂剧》收录的另一种元无名氏《千里独行》(即脉望馆抄校本,题目“灞陵桥曹操赐袍”,正名“关云长千里独行”),其中亦未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关目。此剧重头是“灞桥挑袍”和“古城会”,旨在以弃曹而去之决绝,对应被自家兄弟误解之委屈,凸显关羽对于刘备、对于兄弟情义的忠诚不二。

关云长五关斩将《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这脉望馆《千里独行》虽然也从徐州失散说到古城相会,却只是给出起讫地点,故事全然不在途中。整个剧情可概述如次:前边是交代背景的楔子,说张飞劫寨失利,曹操拿下徐州、小沛,而关羽被困在下邳。第一折,曹操掳了“三房头老小”(其实就是甘、糜二夫人),逼关羽归降;张辽来劝说,关羽提出“降汉不降曹”等三个条件。第二折,张飞从张虎手里夺了古城,而关羽在许昌备受恩宠,已替曹操斩了颜良、文丑;但张虎跑回曹操那儿,使关羽得知刘备和张飞在古城,便封金挂印决意千里寻兄。第三折,就是灞桥挑袍一节,张辽替曹操出的三条妙计皆未奏效;关羽出了许都便唱:“你今日弃印觅亲兄,你则待封金谒故交,独行千里探哥哥……”这是点题的一句词儿。第四折,关羽带着两位嫂嫂抵达古城,刘备、张飞却怀疑他真的投降了曹操,结果斩了蔡阳才表明其心迹。这古城会情形与后来《三国演义》大率相似。可是,这哪里有驱驰千里过关斩将的英雄叙事?

山东平度年画《过五关》。

元明杂剧中倒是一种无名氏的《寿亭侯五关斩将》,可惜今无传本,从剧名推测大抵已有小说中那些关目。不过,很难说它是否出现于《三国演义》成书之前。
显然,杂剧比《平话》更注重写情写景,而叙事手段同样不甚高明。诚如王国维所说:“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元剧最佳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王国维所谓“文章”,亦即文词而已。杂剧文词之妙主要在于抒情造境,而不是讲故事。
杂剧叙说的“千里独行”是从许昌到古城,而《三国演义》的“千里走单骑”最后是过黄河渡口,路线完全不一样。再看《平话》这一段,前后虽寥寥数语,关羽一行却是从袁绍那儿折返,又往荆州去寻找刘备—“却说关公,与二嫂往南而进太行山,投荆州去。唯关公独自将领甘、糜二夫人过万水千山”。从河北到荆州,同样没有旅途叙事,但《平话》中亦包括在“千里独行”之内。而《三国演义》写关羽从河北折返,已不在“千里走单骑”行程中。往汝南这一段,没有险阻可言,只是途中收了周仓,算是一个看点。
总之,《平话》和杂剧(乃至元明以后的戏曲)重视的是“封金挂印”“灞桥挑袍”和“古城会”这些关目,而不是途中的过关斩将。在《平话》和存世的杂剧里边,都没有给出关羽行进的路线图,其所谓“千里独行”只是瞬间的挪移和转换,完全不是《三国演义》描述的那种历险记的叙事模式。

为什么认为关羽进行路线应该走直线?行路如此曲折,应该说更能表现“千里走单骑”这番艰难之旅。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要西北进发(小说里是“迳出北门”“往北而行”),经由洛阳折向东北?当然,可能是碍于地形崎岖,也可能是要避开兵燹战乱地带,总之可以有种种原因。关于这些,小说未作交代。

涵芬楼刊本《孤本元明杂剧》收录的元无名氏《千里独行》。

其实,让人疑惑的只是为什么非要经过洛阳一关。洛阳是旧都,当时仍是通都大邑,关羽车仗应该避开这种守备戒严的地方才是。也许,这才是将长安作为起点的最为合适的理由,因为只有从长安往东而行,洛阳一关才绕不过去。
不过,这洛阳关是否就是洛阳城呢?恐怕很难说。从小说描述的情形看,到了关口,只有用作为路障的鹿砦,未见任何市廛景象。史载:汉灵帝时,为抵御黄巾,洛阳周边设立了八处关隘,从南边进入洛阳的是大谷关(又称太谷关)、轘辕关。小说没有说明关羽走的是哪处关隘,不过嘉靖本原有这样一句:“这关是平地上创立,晨昏守御往来奸细。”毛宗岗修改时将这句话删去了。因为轘辕关筑在山岭上,而大谷关设在谷地(《一统志》有述,此不赘引),嘉靖本所称“平地”略似此处,关羽斩孟坦、韩福的地方很可能就是这大谷关。当年诸镇讨伐董卓时,孙坚一路就是从大谷关进入洛阳,《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谓:“(孙坚)复进军大谷,拒雒(洛)九十里。”这地方离着市镇尚远。关羽过了这一关,是否进入洛阳城,书中竟没有任何叙述,只说连夜奔沂水关(汜水关)去了。
其实,读三国故事不必胶执此类细节,说书人、小说家未尝想过这些。

(本文原载《书城》杂志2016年6月号。)

 

责任编辑:方晓燕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千里走单骑,三国,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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