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专稿｜千里走单骑之路线图

关羽斩颜良、文丑之后，得知刘备在河北袁绍处，便封金挂印，带着两位嫂嫂离开许昌去找刘备，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三国演义》这一段最为读者熟稔。

按，《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200）关羽在下邳城外被曹操擒获，官渡战役初期替曹操出战，解曹军白马之围；闻知刘备在袁绍军中，旋而“奔先主于袁军”（见武帝纪、关羽传）。小说中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就是从“奔先主于袁军”这句话演绎而来。

按小说第二十七回描述，关羽离开许昌，先后经过五处关隘，即：东岭关—洛阳—沂水关（汜水关）—荥阳—滑州黄河渡口。其中第一处东岭关是虚构的地名，自无可考，但下一站洛阳在许昌西北，由此可知关羽大致朝西北方向行进。可是到了洛阳之后，其路线陡然向东偏北而去，因为第三处沂水关，亦即汜水关，在成皋附近。从成皋到荥阳，再到滑州渡口，一直奔东北方向（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

关云长独行千里，《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这里有两点须作辨析：其一，沂水关一名无稽查考，嘉靖本与清初大魁堂本均作此名，一些通行版本亦常作汜水关。沂水，无论作为地名或是河道，都在徐州东莞郡、琅邪国（今山东临沂一带），与关羽走单骑的路线不符。在嘉靖本中，这沂水关也是诸镇讨伐董卓的主战场，而毛本写讨卓时则作汜水关。汜水入河处在成皋之东，处洛阳与荥阳之间，由此可断，沂水关应是汜水关的讹写。按，《水经注》卷五：“汜水又北迳虎牢城。”故汜水关又名虎牢关。但小说分明写成两个地方，如：董卓让李傕、郭汜把住汜水关，自己带李儒、吕布等去守虎牢关（第五回）。其二，滑州是一个不确切的地名，这里大概是指东郡或白马县（就是关羽斩颜良的地方）。滑州乃隋代所置，三国时为东郡，治所在白马县（按，当时“州”是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相当现今省一级；其下是“郡”，相当现今地市一级）。东郡境内黄河渡口不止白马津一处，延津也是一处重要渡口。小说交代含混，不能断定关羽渡河是在哪一处。

总之，关羽带着甘、糜二夫人走了一个近似“＜”形的路线。这让许多读者很疑惑，甚至感觉“诡异”，为什么关羽要如此迂回行进？互联网上讨论此事的帖子很多，一种比较集中的意见认为，《三国演义》是袭用宋元说话人设计的路线，其原本起点不是许昌，而是长安。如，百度贴吧有网名“擎天柱小哥”的一个帖子：

他为何要兜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给我们留下这段可谓史上最牛的“兜圈运动”呢？罗贯中将西安灞桥“搬”到了许昌。这并非罗贯中的地理失误。罗贯中虽然没有实地考察这段路线，但在关羽辞别曹操寻找兄长的情节上，他还是沿用了早期说书人的说法，并将之略作改动，才造成如此的局面。

实际上，早期的说书人，并没有弄清楚关羽辞别曹操时，曹操已经定许昌为都，他们还以为曹操仍在长安。所以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里，仍将关羽辞曹的地点定为长安，并按照长安城外的灞陵桥，虚构了“灞陵挑袍”这样一个故事情节。

灞陵桥本为灞桥，在今西安市东灞水之上，汉唐人常常在此折柳送别，有“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之说，故为后人所熟知。说书人将灞桥虚构入关羽辞曹情节，原本自然。

这样，按照说书人的故事，关羽便从长安出发，一路东行，过洛阳、汜水关、荥阳、黄河渡口，完全正常，并没有任何地理上的绕圈失误。很显然，罗贯中折服于说书人“灞陵挑袍”的精彩故事，将之完整保留，但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却发现关羽从长安出发，是一个明显的低级失误，因而就按照历史，将关羽辞曹的起点从长安改为许昌。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罗贯中虽然改变了出发地点，却无法改变关羽的出行路线，所以他仍然保留了洛阳、汜水关、黄河渡口，并在洛阳之前虚构了个东岭关。而灞陵桥，也只好从长安搬迁到许昌，成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兜圈运动”的起点。

网上的帖子很难说是原创还是转帖，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很多，不另举述。

从地图上看，如果是从长安出发，关羽的路线就没有大的转折。这种说法自有依据。的确，在元无名氏《三国志平话》（以下简称《平话》）中，曹操并未移驾许都，董卓死后献帝仍在长安。关羽降了曹操，便跟着去了长安。所以，关羽离别之日就有灞桥挑袍的情节。

《平话》凡上中下三卷，关羽千里独行一节出现在卷中。不过，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其曰：“（关羽）令人收拾军程鞍马，请二嫂上车，出长安，西北进发。”问题是“西北进发”，那岂不是奔凉州而去？大方向就反了。也许，说书人缺乏地理常识，以致东西不辨。这《平话》确实叙述混乱，文字粗鄙亦多错舛，恰如胡士莹先生所说“书中人名地名，亦触处皆谬”（《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七章）。再说，他朝西北方向走，具体方位也不对。灞桥是在长安东边，《三辅黄图》卷六：“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说的究竟是不是长安，倒也让人疑惑。

或许压根就是说书人随口乱喷。不过，说书人嘴里的长安，是否只能坐实为历史地名之长安，却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以汉唐帝都闻名的长安，在历代诗文中一再被人吟咏，实际上往往说的不是长安那座都城，而是用作帝京的符号和代称。如，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念叨“长安”是感叹金陵故都之衰落。又如，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其遥望的“长安”是沦陷的汴京。又如，张可久“云淡淡月弯弯，长安迷望眼”（《中吕·红绣鞋》），这“长安”是指大都。又如，晋明帝幼时“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之语，乃领悟其父元帝叙说的东渡之意（《世说新语·夙惠》），“长安”在此分明实指洛阳。再有，王安石“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桃源行》），句中“长安”则泛指屡遭战乱的历代帝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平话》里的“长安”是否就是长安，难道不会是许昌的代称？

当然，这种诗文中常见的修辞方式，用在讲史一类叙事文学中似乎不那么妥切。但问题是，作为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前身的“说话”，并非只是一种叙事，它同时也是一种说唱表演，其中糅合了诗词、联语、偈赞、四六短文等等。这就很难摆脱用典用事、追求借喻寄意的套路。尤其是所谓“词话”一体，其初倚声而唱，后来渐而变成讽诵之词，叙事更像是为诗文词赋作注，自然难免以辞害意。近人孙楷第认为，宋元说话有“平词”与“说唱”二途，“而就一般以说散为主之话本而言，其所从出底本，大抵为说唱之本”（《词话考》，见《沧州集》）。甚而，孙先生还据嘉靖本各节结尾诘问语类似变文及诸宫调之说白，大胆揣测《三国演义》原本来自词话体（《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见《沧州集》）。而胡士莹亦赞同这种意见，“证以元代《三国志平话》末段尚残留着[中吕女冠子]曲牌和徐渭说的《三国》与《水浒词话》一辙的话，孙说似可信”（《话本小说概论》第六章）。作为“说话”或“说唱”之本的《平话》，可以说相当注重文词的表演功能，虽通篇用语粗鄙，却不乏说书人喜欢掉文拽词的特点。

所以，以长安代指许昌，未尝不是滥用转喻之例。如果是从许昌出发，所谓“西北进发”就对了。说来，《平话》倒也不见得总是搞不清地理方位，如写刘备离开官渡去荆州投靠刘表，就说“往西南上便走”。方向完全对路。

至于灞陵桥，难道不也是一种借代？譬似说到“雁塔题名”，自然不必坐实为长安大雁塔。灞桥，因李白《忆秦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之句，后世诗文多用其事，也是寄托离愁别绪的俗套。关羽弃曹而去，自是衷怀歉仄，毕竟曹操待之不薄。这说走就走，亦需做一番离别的文章。当然，这种程式化的情感模式可以演绎不同戏码，关羽用刀尖挑起曹操赠送的锦袍，直是意味无穷，却不是程式化的灞陵伤别。

其实，说书人那儿根本没有路线图，《平话》叙事相当简略，关羽带着二位嫂嫂去寻找刘备，并不是一个“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其中只是“灞桥挑袍”一节略施笔墨，丝毫没有过关斩将的描写。从头到尾，途中过程仅三言两语带过，如谓：“云长押甘、糜二夫人车，前往冀王（按，即袁绍）处。数日，前到冀王寨。”万水千山就这么一步跨过去了。

说话间已从甲地挪至乙地，这很像戏曲表演程式。恰好元杂剧中也有这一题材的剧目。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著录无名氏《千里独行》（出自《雍熙乐府》），仅残存《仙吕·点绛唇》套曲一种，剧情已无可考。但是，涵芬楼刊本《孤本元明杂剧》收录的另一种元无名氏《千里独行》（即脉望馆抄校本，题目“灞陵桥曹操赐袍”，正名“关云长千里独行”），其中亦未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关目。此剧重头是“灞桥挑袍”和“古城会”，旨在以弃曹而去之决绝，对应被自家兄弟误解之委屈，凸显关羽对于刘备、对于兄弟情义的忠诚不二。

关云长五关斩将《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这脉望馆《千里独行》虽然也从徐州失散说到古城相会，却只是给出起讫地点，故事全然不在途中。整个剧情可概述如次：前边是交代背景的楔子，说张飞劫寨失利，曹操拿下徐州、小沛，而关羽被困在下邳。第一折，曹操掳了“三房头老小”（其实就是甘、糜二夫人），逼关羽归降；张辽来劝说，关羽提出“降汉不降曹”等三个条件。第二折，张飞从张虎手里夺了古城，而关羽在许昌备受恩宠，已替曹操斩了颜良、文丑；但张虎跑回曹操那儿，使关羽得知刘备和张飞在古城，便封金挂印决意千里寻兄。第三折，就是灞桥挑袍一节，张辽替曹操出的三条妙计皆未奏效；关羽出了许都便唱：“你今日弃印觅亲兄，你则待封金谒故交，独行千里探哥哥……”这是点题的一句词儿。第四折，关羽带着两位嫂嫂抵达古城，刘备、张飞却怀疑他真的投降了曹操，结果斩了蔡阳才表明其心迹。这古城会情形与后来《三国演义》大率相似。可是，这哪里有驱驰千里过关斩将的英雄叙事？

山东平度年画《过五关》。

元明杂剧中倒是一种无名氏的《寿亭侯五关斩将》，可惜今无传本，从剧名推测大抵已有小说中那些关目。不过，很难说它是否出现于《三国演义》成书之前。

显然，杂剧比《平话》更注重写情写景，而叙事手段同样不甚高明。诚如王国维所说：“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元剧最佳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王国维所谓“文章”，亦即文词而已。杂剧文词之妙主要在于抒情造境，而不是讲故事。

杂剧叙说的“千里独行”是从许昌到古城，而《三国演义》的“千里走单骑”最后是过黄河渡口，路线完全不一样。再看《平话》这一段，前后虽寥寥数语，关羽一行却是从袁绍那儿折返，又往荆州去寻找刘备—“却说关公，与二嫂往南而进太行山，投荆州去。唯关公独自将领甘、糜二夫人过万水千山”。从河北到荆州，同样没有旅途叙事，但《平话》中亦包括在“千里独行”之内。而《三国演义》写关羽从河北折返，已不在“千里走单骑”行程中。往汝南这一段，没有险阻可言，只是途中收了周仓，算是一个看点。

总之，《平话》和杂剧（乃至元明以后的戏曲）重视的是“封金挂印”“灞桥挑袍”和“古城会”这些关目，而不是途中的过关斩将。在《平话》和存世的杂剧里边，都没有给出关羽行进的路线图，其所谓“千里独行”只是瞬间的挪移和转换，完全不是《三国演义》描述的那种历险记的叙事模式。

为什么认为关羽进行路线应该走直线？行路如此曲折，应该说更能表现“千里走单骑”这番艰难之旅。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要西北进发（小说里是“迳出北门”“往北而行”），经由洛阳折向东北？当然，可能是碍于地形崎岖，也可能是要避开兵燹战乱地带，总之可以有种种原因。关于这些，小说未作交代。

涵芬楼刊本《孤本元明杂剧》收录的元无名氏《千里独行》。

其实，让人疑惑的只是为什么非要经过洛阳一关。洛阳是旧都，当时仍是通都大邑，关羽车仗应该避开这种守备戒严的地方才是。也许，这才是将长安作为起点的最为合适的理由，因为只有从长安往东而行，洛阳一关才绕不过去。

不过，这洛阳关是否就是洛阳城呢？恐怕很难说。从小说描述的情形看，到了关口，只有用作为路障的鹿砦，未见任何市廛景象。史载：汉灵帝时，为抵御黄巾，洛阳周边设立了八处关隘，从南边进入洛阳的是大谷关（又称太谷关）、轘辕关。小说没有说明关羽走的是哪处关隘，不过嘉靖本原有这样一句：“这关是平地上创立，晨昏守御往来奸细。”毛宗岗修改时将这句话删去了。因为轘辕关筑在山岭上，而大谷关设在谷地（《一统志》有述，此不赘引），嘉靖本所称“平地”略似此处，关羽斩孟坦、韩福的地方很可能就是这大谷关。当年诸镇讨伐董卓时，孙坚一路就是从大谷关进入洛阳，《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谓：“（孙坚）复进军大谷，拒雒（洛）九十里。”这地方离着市镇尚远。关羽过了这一关，是否进入洛阳城，书中竟没有任何叙述，只说连夜奔沂水关（汜水关）去了。

其实，读三国故事不必胶执此类细节，说书人、小说家未尝想过这些。

（本文原载《书城》杂志201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