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女孩打工十年返乡开图书室：要减少未成年人外出打工

七月，午后的览表村格外安静。老屋瓦顶下的吊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闷热的空气被撕开一道口子又迅速裹紧，一阵又一阵。吴利珠手夹一支烟坐在沙发上，讲着自己自14岁出门打工以来的经历，每每回想到有趣的地方，就爆发出一阵旁若无人的大笑，惊得躺在她脚边的狗儿“猫母”猛然抬头，看她一眼，又重新垂下脑袋缓缓合眼。

邻居家的两个小男孩光脚跑进屋来，自顾自坐下。半晌，哥哥忽然开口：“暑假的那个课，是几年级的？”

“都有。”吴利珠说。

“要是四年级的我就去。”

“三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吴利珠笑。

小男孩儿和弟弟对视一眼，脸上浮起一层喜色。

“那我也去。”弟弟说。他三年级。

“什么时候？”哥哥问。

“我还没弄好。时间定了跟你们说，肯定会叫你们的，好吧？去吧。”吴利珠说。

俩小家伙笑嘻嘻一溜烟儿跑了。

这是吴利珠回乡办乡村图书室，并与NGO合作引进高校学生假期下乡义教的第二个年头。

三年级辍学外出打工

览表村地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岐石镇。村里只有一条公路，算是主街，街道两旁是林立的小铺，小铺之间有窄窄的小道。从小道往里走就像进了迷宫。许多房子由于太老，已经空了，村里人都搬去了更高处的新房子。览表图书室离主街道不远。一栋二层小楼，就坐落在一条小道口，再往里走一段就是妈祖庙。

“灯塔计划”的义工们是2015年暑假时初次来到这里的。这是一个旨在“通过滋养生命的教育促进当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义工组织，培训和组织在校大学生和在职人士下乡，在当地学校和社区进行义教。他们看中了览表村图书室立足社区的属性，联系到吴利珠，打算做一个月的义教。“珠姐很快就答应了。”领队廖秉勋说。

他对吴利珠的第一印象是“直率”：“一下车，她先打的招呼，然后就很爽朗的跟我们说东西放哪里，去哪里休息一下。”

灯塔义工们接手了图书室的日常运营，并按照计划开展实践性课程。令廖秉勋印象深刻的是一节培养观察力的课：“马上有孩子发现，（图书室）书太多了，书架不够。本来就观察一下，结果早晨上完那节课，下午他们就搬了一个废弃的老虎机——应该是当地路边捡的，里面已经空了——拿去自己加个木板，做成书架就拿过来了。我们都震惊了。”

廖秉勋也发现，村里的孩子特别缺乏陪伴。“我有问过他们，发现他们关注的根本不是我们课上什么，而是能和我们一起玩。直到现在还有孩子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廖秉勋说。根据他家访了解，览表村的孩子有很多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本身文化程度也不高。

图书室的创办者吴利珠自己就曾是留守儿童。家中五姐弟，她是老大，十岁的时候就要照顾下面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了。同辈人中，家里有四五个小孩的比比皆是，八九个的都不少见。

与多子女相对应的，是不重视教育。览表学校的吴校长说，当地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近十年才有所好转，如今览表学校初中毕业的学生中，有近一半会上高中，若加上中专职高，比例能稍高些。而在十年前，据其个人推测，升学率可能只有现在的一半。

吴利珠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父母没干预，按村里的风气，女孩子读书不重要，何况他们都在外打工，也顾不上。那时候，在吴利珠眼里，“进城打工”是特别洋气的一件事，春节时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个个都穿得漂漂亮亮，带着零食玩具，还有一年里攒下的大把钞票，神气的不得了。上学有什么意思呢？吴利珠想。2003年中秋节前，村里又有人说要出门打工时，她毫不犹豫：“我也要去！”不到15岁的小女孩，自此走上了打工路。

一走就是十年多。她在塑胶厂做过童工，到首饰店做过销售，去东莞卖过衣服，又跑到深圳去端盘子。工资不过千八百块。租不起房，她总找包住的工作，睡的就是多人宿舍的木板床。没钱的时候，“泡面吃到你吐！有时候连泡面都没得吃。”吴利珠重重吐一口气，弹弹烟灰，又扬手拨散了烟雾。

体会过现实的艰辛，她不希望再有孩子重蹈覆辙。然而自家弟妹中，老二和老三两个妹妹也是没读到初二就都辍学了。等到2007年奶奶生病，吴利珠回到家的时候，就只剩弟弟和小妹在读书。村里也仍然有未成年的孩子看着“衣锦还乡”的同村人，放弃了上学，陆陆续续出门打工。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社会都（发展）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是这样！”吴利珠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再出门的时候，她学会了抽烟。心里烦，睡不着，半夜起来点一根。又索性又找了一份酒店服务员的夜班工作，一天打两份工。吴利珠说，那是赚钱最多的时候，但心里特别煎熬，工作总是干不长，总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做的，却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跟那个行尸走肉一样。”她说。

直到2009年，她到了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工友之家”）。“我当时就觉得，我找到了，这就是我想要做的。我终于找到了！就是那种感觉。”即便是七年之后的现在，吴利珠说到这里，还是会重重点一下头。她在那里学习了半年后,进入其下设专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服务的同心实验学校，担任校长助理。

命运的齿轮“咔嗒”一声，切入了另一条轨道。吴利珠没想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的自己，竟从此一猛子扎进了教育事业。

回乡办图书室坚持公益

“一条小鱼看到这一切，怎么也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摘月亮。这不是还有一个吗？喏，就在水里，在我旁边呀。”2016年7月2日下午，览表图书室里传出齐刷刷的童音。

吴利珠盘腿坐在地板上，合起手中的儿童绘本《月亮的味道》，向围坐在她身边的二十来个孩子提问：“你们从中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团结！”一个小男孩飞快地回答。

“嗯很好，还有呢？”

“叠罗汉？”坐在第一排的小姑娘说。引发孩子们一阵嘻嘻哈哈……

“故事课”是览表图书室每周六下午的必备节目。周日下午是绘画课。周末的晚上还有电影小剧场。这是办了两年图书室后，根据孩子们的时间逐渐调整的。

2014年初，吴利珠告别了同心实验学校。她在告别信中写：“孩子们都爱闯，在闯的过程中，无论是摔破头，还是不能温饱，他这时才会想起家里的好，可是他回不了头，因为这是他的选择，这是他人生必经的路，所以他不会后悔，也不能后悔。” 那时，据她出门打工已愈十年，奶奶身体越来越不好，村里的情形，也让她更想要从根源上改变未成年人出门打工的现状。吴利珠决定，回故乡那个真正的家。

创办图书室之前，吴利珠先在览表学校初中部做了两个月的志愿支教。在吴校长的记忆里，吴利珠“很不简单”：“她对学生思想教育这一块很不错，学生都愿意跟她反映一些心里的问题。” 印象最深刻的，是常常看到吴利珠在下课时间和那些不想读书的学生们聊天、交流。

吴绍创那时读初二，他觉得吴利珠很“神奇”：“珠姐改变了我们对老师的印象，开放，真的是超级开放。”他说，吴利珠常在班会课上做“案例分享”，把自己出门打工的经历讲述给学生们听。“就想让他们知道，真正打工是什么样子。不是像他们想象中那么好的。”吴利珠说。

一边上课，一边就筹划起了图书室。吴校长带头支持，将学校置换出的几套桌椅送给了吴利珠。政教处主任吴木金也特别看好，还把她的故事写出来，贴到朋友圈和“览表贴吧”去，号召大家帮忙。同村人吴飞鸿在微信群里听说了这件事，主动和吴利珠聊起来，并最终赞助了图书室第一年的房租：“我也是初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当时可能也是和大环境有关，年少无知，觉得（读书）也没多大作用，还不如闯一下。”吴飞鸿说，见过了外面的世界，能再回头来给村里面做点事，尤其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值得支持。

阻力却更多。首先反对的就是家人：“因为没钱赚呐。我奶奶那时候经常骂我姐的，又不赚钱，做这个干什么？”小妹吴丽媚回忆说。又补一句：“我们这边，女孩子挣钱也是要寄回家的，要留着盖房子的。就看谁家房子盖得好，谁家就有面子。”尽管房子最终是留给家中男丁，但长女要去做不赚钱的事，盖房子总会更加困难，吴利珠的父母都不同意。

村里人质疑的理由恰恰相反：不赚钱，谁信？“我们这里思想落后嘛。就觉得这地方就算你开一个图书室又怎样，肯定没人去。那些阿嬷其实讲话也挺那个的，她们对这个图书室还是有误会，说她办这个事情，肯定是为了有钱赚。”学生蛋蛋说起自家亲戚当时的态度，有点不好意思。

那时候，村里孩子的休闲活动，是到河边玩耍，在家看电视，去地下的电子游戏厅，家庭条件比较好的00后们则喜欢手机游戏。学生吴绍创总结说，当时村里人的想法，就是觉得吴利珠很奇怪：“因为图书馆第一要钱；第二，这种地方不可能有一个图书馆；第三，一个女人办的。而且她又没钱又没势力，不可能办成一个公益性的机构。”

吴利珠浑不在意。她14岁出门，18岁就不顾父母反对闯遍北上广，更是从小就不服气潮汕“重男轻女”的思想，从不觉得自己比男孩差。“他们说这里没人要看书，我说你不看，但你怎么知道别人也不看？”她理直气壮。

众人观望中，图书馆终究是开了。学生们支持她，帮她打扫卫生、刷墙布置。一个叫吴晓芳的小姑娘，担心有人来图书室看书要喝水，没水壶，回家就跟在外打工的父亲打了电话，第二天就买了一堆生活用品送来。提起这件事，吴利珠至今还很感动。可她自己是不肯要钱的，怕别人说图书室“不纯”。

开是开了，却没人来。“之前有小孩过来，父母都把他带回去，不准他过来。”学生“零点”说。“点点家族”是吴利珠发展的图书室管理团队，成员起初都是吴利珠在览表学校时教过的学生。零点说，自己的昵称意味着“好的开始”。

“点点”们的确为图书室带来了好的开始。他们联合制定了图书室的使用规则，在学校里不遗余力地跟同学宣传图书室，还积极邀请他们的堂弟表妹、七大姑八大姨来图书馆参观捧场。渐渐地，村民们看真的不收钱，小孩子去了图书室也就不会再到河边玩耍，安全许多，也开始放下心来。

吴利珠又开始折腾活动。端午包粽子，趣味画彩蛋，还要邀请在村里的爸爸妈妈们一起来上“亲子课”做游戏。清明期间的故事会，吴利珠用图书室的藏书《象老爹》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教育的故事。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开始续写，让她对孩子的写作能力、想象力惊喜不已。她甚至有了一个新计划：要多让孩子们续写故事、讲故事，然后自己画画。“以后我们就自己出绘本，让我们农村孩子讲自己的故事。”

村民吴树英有六个孙辈，现在，他每周六都会带着两个还在村里念小学的孙子，去图书室看看书，“辅导他们一些不懂的问题”。他说，孩子们平时课外活动并不多，图书室现在是很大一部分孩子课余的去处，他希望图书室的规模可以再扩大一点：“搞一点小孩子喜欢的娱乐场所，内容丰富一点”。

发动村民：希望改变教育观

周六晚饭过后，吴利珠交代林楚玲去图书室放电影，自己则骑上小摩托，一脚油门开去了村委会主任家。林楚玲是吴利珠的远房表妹，也是图书室现在的帮手，吴利珠每个月给她1800元工资，还包她吃住——都在自己家。一个卧室，小妹和林楚玲睡床，她睡沙发。

7月，有新同事要来。吴利珠很期待，但第一件事儿，是得把这俩人工资解决了。她计划众筹。众筹平台是不要的，因为一次性、没后续：“（我）甚至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她打算拉个微信群，从村里加一百个人，每人每月月底拿出50块钱，平时不需要聊天，但是图书室做了什么都会在群里交代。“让大家看到我们在做的，告诉他们我们会这样一路做下去，有什么疑虑我们也可以随时解答。同样是筹到钱，但是我们这个除了筹钱，还能连接。”吴利珠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

“连接什么？”

“连接人。连接的意义很好啊，你可能得到很多新想法。”

“村里面有多少人愿意参与？”

“至少十个。”

“那剩下90%的人呢？”

“他们找认识的人，滚雪球一样的。而且这些人一定要认同，不认同他也不会干的，认同他也愿意跟我聊天，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底气来源于实践。图书室房租到期，要交第三年租金的时候，吴利珠就试验过。2016年6月11日晚，她在朋友圈发：“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筹到2500的房租，但我还是想试一下……这一次希望由村民大家来参与。无论捐多少只是希望你们来参与。”隔天下午，她就晒了微信红包记录和零钱余额：2651.98元。

最初给她捐水壶的吴晓芳说，这是因为图书室越办越好：“真的，没有这么好的。然后现在也很多人支持，一些父母，以前都不怎么看好。不赚钱呀，自己都养不起还弄什么图书馆，我妈刚开始这样说。现在也挺支持的。”

吴利珠则说，日久见人心：“他们看到外面寄来书，就会问‘哇这么多书，谁寄的？’我说朋友啊，全国各地都有。他们觉得外面人都能帮忙，本村的为什么不能帮，很多人就触动了。”

陈佳盛是吴利珠在“工友之家”的学弟。2015年六月，他来到图书室实习，印象最深的除了“灯塔计划”的义教活动，就是吴利珠办的“妈妈班”。他说，村里的妇女普遍文化比较低，所以他教的也是最基础的识文断字，从拼音开始，每周一、三、五和周日晚八点上课，教一个小时，一晚上能教十几个字。“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些妈妈特别热情，八点开始，有人七点多就来等了。”陈佳盛说，妈妈们有时候也会带着几个小孩过来，让他们在一边看书。

这也是吴利珠的另一个小算盘：“给妈妈上课，妈妈的一些想法就能体现出来，直接影响到小孩。”最近她又去找村委会主任，就是打算再次把村里的女人们组织起来，教跳广场舞。要参加可以，一周跳六天，另外有一天就放其他东西，比如教育片，看完要交流感想。

吴利珠希望，能把人聚集起来，改变村里不重教育的顾念。“改变观念，家长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力，所以要从家长入手。”她说。为了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她又在村里发起了助学金项目，发动本村人“认领”学生进行捐助。从2015年春节之前开始，至2016年7月，已经有9个孩子成功被成功认捐。

她期待培养出一批像“点点”们一样愿意读书，认同图书室，进而也认同家乡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无论以后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他们会在外面。但是我希望他们至少对家乡有认同感，而不是觉得家乡很糟糕，格格不入。我觉得可以从学生做起，（让他们知道）它是你的家乡，你要为你的家乡做点事情。”她说，最初一批十几个“点点”当中，有2个初中毕业后去上了技校，7个读了高中，还有2个刚刚考上大学。

乡村图书室，如何为继？

对吴利珠来说，如果要给“日久见人心”后面加半句，大概会是“四处欠人钱”。2016年初，她去北京参加培训，顺道去看望了“工友之家”的创办者之一王德志。“我想问她情况怎么样，她说这好那好的，什么都好。我说有钱吗，她说没钱。”王德志在电话里无奈地笑。他担心图书室现在的模式无法持续运营。

回乡两年半，吴利珠已经欠了近十万块钱，信用卡都是划了这张还那张。这也是大妹妹至今与吴利珠不和的原因：“我们家本来就不是富贵的家庭。……你说我们家里要是轻松一点，我哪里会反对她？那是她的梦想，你说我怎么可能阻止她。（但）还是会遇到现实的问题啊。”

吴利珠照旧没心没肺的模样，搬出自己歪理：“（债主）我有跟他们讲，如果你需要钱你告诉我，我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反正我是没钱的，你借给我钱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我不知道借到猴年马月，而且还有可能忘掉。但你要用的时候一定告诉我，我可以从别的地方借来还你。”

也不是真的毫无压力。2016年，她主动申请了广东省春桃慈善基金会“桥畔计划”。该计划于每年4月举行评审会，选出25 家左右初创期教育公益组织，给予每年最高6万元的非限定经费支持。吴利珠拿到了5万元。

春桃基金会负责人Doris说，选择她，不是因为项目书写得有多好，而是看中她的人：“珠珠是这样一个人：她在做的这个公益项目，你不给钱，她都会做。失败多少次，都会坚持做下来。我们也看中她整合资源的能力，包括调动高校的志愿者去她那里支教，发动村里妈妈的参与，自己去NGO参加活动和培训，在寻求支持方面她也会跟不同方去联系。”

基金会的资助暂时只有一年。未来的钱从何处来，吴利珠暂时还没去想。她说自己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人。零点说，“珠姐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办成，无论别人支持还是不支持。”他最佩服这一点。却又忍不住加一句：“但是有时候不考虑后果，没想到后果就去做了。”

新同事则说，图书室只是一个载体：“既然在村里，村里的事就远远不止这些，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出来，需要解决。我们能做到多少，也是看我们能做到哪一步。”

那么，乡村图书室是一个能够推广的模式吗？常年关注儿童阅读领域的Doris给出的回答，是能，也不能。图书室是便于上手的项目，模式推广绝无问题，然而谁来操作至关重要。若是政府以行政命令推广，流于形式在所难免。若是民间自发行动，最重要的，就还是人。她说：“珠珠是本地人，热爱那里，能够扎根在那儿，坚持下来。但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有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