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堪忧的美国民主、沉默的阿拉伯多数

特朗普崛起败坏民主信誉？

近日，爱德华•卢斯在 《金融时报》撰文，认为特朗普已经影响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即便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失利，释放出的魔鬼也很难再收回瓶中。

卢斯认为，由特朗普暴力接踵而来是不足为奇的。特朗普为支持者大开绿灯，称他很想亲自狠揍异议者。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极右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团体很可能将首次与黑人民权抗议者在相同街道上游行。曾被视为禁忌的看法（如否认犹太人大屠杀）正在一点点回到人们的谈话中。

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社交媒体未免草率。科技使得边缘群体更易于散播他们的偏见，但让这些偏见具有份量的是领导人。卢斯称，怀疑这一点的任何人，都应该看看孩子们对成年人监督的反应，他们应读一读《蝇王》(Lord of the Flies)。

将特朗普与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进行类比恰当得多。意大利知名学者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回忆起在一场活动上，这位意大利前总理不停地讲“荤段子”来奚落一位陷入窘境的年轻女子。令人震惊的不是贝卢斯科尼的粗鲁行为，而是观众热烈的掌声。

“贝卢斯科尼崛起之前，这样的赞许简直无法想象，”津加莱斯说，“无法衡量他对意大利公共生活的败坏程度。”特朗普效应也是如此。但意大利民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大利国内事务。就连英国退欧决定的影响最终也是局部的。美国的情况影响着世界各地民主的命运。

卢斯看来，特朗普的崛起在三个方面对美国政府体制意味着凶兆。首先，他展示了，你可以通过让整个群体成为替罪羊来登上世界最受珍视的民主制度的最高领导岗位。不论是非法的西语裔移民、他眼中缺乏魅力的女性、任何教派的穆斯林，或是自负的非裔美国人，特朗普受益于对别人的羞辱。特朗普的辩护者称，他只是在引导民意。实际上，他在激发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危言耸听者喜欢把当下的民主危机与1930年代相提并论。更有启示的比较对象是1930年代之后发生的事情。没有哪个国家比二战后的德国更深入地反思了宪政民主的意义。德国1949年制定的《基本法》(Basic Law)的第一章第一条即为：“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第二，他使得无视事实的政治文化成为常态。美国的批评者——不妨称其为“专家阶层”——唐吉诃德式地核实特朗普的各种断言。

最后，特朗普腐蚀了一种信念——即基于规则的社会可以长治久安。这位房地产大亨每次遇到阻碍，都会径直前往最近的法院试图将其推翻。很容易被遗忘的是，民主建立在竞争者都尊重体制诚信的基础上。相互信任（而非法律）是民主制度最强的黏合剂，而支撑互信的是对人的尊严的信念。

阿拉伯世界的希望又再次出现在年轻人身上？

本周，哈佛学者伊萨克•迪万（Ishac Diwan）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呼吁沉默的阿拉伯多数派必须发声了。

自从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1年开始编制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AHDR）以来，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状况可谓每况愈下。事实上，今天该地区合作发布新报告已不太可能了。作者认为，这样的情况非常不幸，因为为阿拉伯民众、尤其是阿拉伯年轻人制定新的共同目标是中东和北非实现和平繁荣的先决条件。

第一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发表于2002年，明确了阻碍中东地区的三大“发展赤字”：知识、女性授权和自由。这份被誉为“阿拉伯人为阿拉伯人”编写的报告明确影响到地区发展前景及各国精英谈论社会问题的方式。

迪万认为，在首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发布前后，阿拉伯世界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以色列继2000年从黎巴嫩撤军后，2005年再次从加沙撤军。新任阿拉伯领导人——如约旦的阿卜杜拉二世、摩洛哥的穆罕默德六世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都陆续上台，而且带来了变革的希望。沙特阿拉伯于2003年宣布举行首次市政选举，并于2005年完成了投票。埃及和伊拉克两国都在2005年举行了民主选举。多亏贯穿该时期始终的高油价，阿尔及利亚平息长期内乱的努力基本取得了成功。

作者本人曾是2015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编制小组成员，参与编制工作的还有约30名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2015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与2002年报告主题十分相似，但这次直接接触了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年轻人，以便获取尽可能详实的数据，并重点关注了吞噬阿拉伯地区的战争的后果。

2015年报告于2015年5月编制完成。但从那以后它就静静躺在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阿拉伯发展局的抽屉里，很大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对阿拉伯权力精英的严厉批评。

2015年报告中，可以直接提到的一点是阿拉伯世界崛起了思维更自由的“沉默的多数派”，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全球民调的代际比较揭示了这一充满希望的趋势。阿拉伯年轻人从外界获取信息的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他们正在接受其他国家年轻人共有的价值观。具体来讲，阿拉伯年轻人向往加入公民社会，从僵化的等级制度中得到解放并拥有更多的个人创造空间。虽然因课程安排保守教育不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解放，但却无法束缚年轻人的思维。

迪万期待不久后即将发布的2015年报告能够鼓励理性和建设性的地区对话。报告开篇就是这样的警示：“导致年轻人边缘化的僵化的政权结构让年轻人的失望越来越深。除非政府意识到这样的现实，否则他们要面对的远远不止是少数几个极端分子。”

旧秩序崩塌带来了政治真空，这样的真空被极端自杀性暗流所填补，而面对这样的暗流最坚固的防御力量是新生沉默的多数民众。秉承改革思维的阿拉伯人必须着力扩大中间派，而不是试图弥合极端派之间的鸿沟。沉默的多数派必须打破沉默。否则，对无法接受的现状的反抗将继续由极端分子所主导，这些人只有怨恨，没有志向。

21世纪初的阿拉伯世界曾经充满希望，而今天看到希望又再次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作者呼吁，阿拉伯民间社会改革者必须出来说话，否则就会冒险让又一代人失去希望。

科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吗？

近日，埃里森·阿瑞福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反思科技的文章。

她首先列举了近期的一系列新发明：让别人来帮你加满油的服务、在任何地方叫代泊车服务员踩着滑板车来帮你停车的服务、用无人机帮你为任何东西摄像的服务、帮你收拾行李的服务——虚拟的、每三个月把新的牙刷头寄到你邮箱里的服务、送啤酒上门的服务、分析你法国式接吻水平的手机应用……

每一天，人们都被各种承诺要让生活更美好的新发现、新专利和新发明所淹没，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更美好的生活没有到来。其实在上面的单子里，大部分项目都是针对一个特定的人群。对于大多数研发这类项目的人来说，他们的目标基本上就是为自己提供各种妈妈不再为他们做的事情。作者担心，这样关注方便舒适和即时的满足感，会把人们都变成《机器人瓦力》(Wall-E)里的人，终日躺在在躺椅上，拿着大杯饮料，只靠遥控器和世界互动。

众多资金雄厚的企业项目最后都被证明无法实现自己的承诺（比如Theranos的指血检测技术），或者看上去像是玩笑。当一切都被打上“改变世界”的标签，到底有什么东西真正能改变世界？

作家克莱·塔弗(Clay Tarver)是一针见血的HBO喜剧《硅谷》(SiliconValley)的编剧。他最近在《纽约客》(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被告知，在某些大公司里，公关部门要求雇员不要再说‘我们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句话，主要是因为我们拿这句话开玩笑开得太狠了。所以我想，通过让这些人停止说‘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了。”

很多产品和服务都是旨在“扰乱”市场划分（换言之，就是把根本没人需要的东西推向市场），而不是用来解决真正的问题，尤其不能解决那些被作家C·Z·纳埃梅卡(C. Z. Nnaemeka)称之为“寻常的下层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那些单亲妈妈、乡村贫穷白人、老兵、年过50的失业美国人——她解释说，他们“很不幸，不够有趣”。

《设计：欲望的发明》(Design: The Invention of Desire)是一本深思熟虑又非常有用的新书，作者是设计师兼理论家杰西卡·赫尔方(Jessica Helfand)。她解释了那个惊人的内核“骇客”(hack)，这个词为硅谷所深爱，被绘在Facebook园区的院子里，从飞机上都能看见。在监狱里，它是用来指代“狱警”的俚语。

做“骇客”就意味着切入、突击，打破。它源自那种没有任何事物值得保留，一切都需要被修理的信念。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人们是在修理需要修理的东西吗？是不是打破了不该打破的东西？每次都需要从零开始吗？

赫尔方指出，共情、谦卑、同情、良心：这些关键成分都是追求创新的过程中所缺失的。她在书中把设计，乃至创新，从本质上作为一个人文学科来探讨——尽管这个学科似乎已经迷失了的方向。赫尔方认为，如今，创新更多是基于毁掉别人的工作，而不是基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