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40周年|刘晓兰：那夜我失去了女儿

【编者按】

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

1976年，那个特殊的时代，尽管那是一次官方通报7.8级，实际为8.2级的大地震，但当时拒绝一切外援，也拒绝一切人民群众自发的内援。参与抗震救灾的人不许拍照片，因此，那段历史显得尤为珍贵。

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之际，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主持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联合上海文化出版社，共同出版了《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课题组历时半年，采访了近百位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的医疗、工业、建筑、规划及解放军指战员，讲述他们救援唐山的过程及亲历的多次余震。此外，也采访了众多当时地震中的幸存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罗英在回答编辑这套书最大的体会时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面对生命的态度是什么？唐山人民，上海救援者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人性的光辉是生命高于一切。

金大陆在后记中写道：唐山一震，举国惊叹。上海的“工农兵学商”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前赴后继地奔向唐山——为救死扶伤，为重建家园，奉献出了上海人民的大勇和大爱。

然而，四十年了，属于上海人民的光荣和骄傲的这一页，却因种种非常的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和整理。今天，我们以城市记忆志愿者的身份站出来，通过口述采编、史料选编、影像汇编等，不仅为这座城市留驻这段特殊的历史，更为发现当年的感动……

以下口述选自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

口述者简介：刘晓兰，1944年4月出生，民盟会员，上海舞蹈家协会会员，中教一级。大地震时任唐山市歌舞团舞蹈编导。

采访人：金大陆 袁锡发 王文娟

整理： 王文娟

时间： 2016年3月14日

地点： 上海市沪闵路6258号8号楼611室

我生于1944年5月，1957年参加工作，考入了贵州黔南民族歌舞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1972年调河北省唐山市歌舞团创作室工作。1988年8月，人才引进到上海闵行区少年宫艺教部（时为上海县），并任闵行区学生艺术团舞蹈指导。1999年5月退休至今。

我在唐山工作了15年。1976年7月28日，亲身经历了这场世界上罕见的大地震。虽然四十年过去了，但只要一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一夜之间，我失去了我的大女儿，失去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失去了共同工作的同事……

我们唐山市的歌舞团、话剧团、杂技团，都设在工人文化宫的大院里。因为那里环境优美，花红柳绿，所以唐山的人民，每天在黄昏的时候，都要到工人文化宫散步，观看各种表演。唐山歌舞团有很多来自北京、天津艺术院校的高材生，声乐的、器乐的人才都有！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政治思想比较“左”，他们都被发配到了唐山。所以，北戴河、秦皇岛那边招待外宾演出，都是调用唐山歌舞团。7月28日那天，我们团正在北戴河执行演出任务。我因是创作组成员，就留在团里编创节目了。

歌舞团的大楼共有三层，三楼是办公室，二楼是舞蹈大厅，我住在一楼的宿舍里。歌舞团快演完了，第二天杂技团就要去，外宾是很喜欢杂技的。晚上九点多，杂技团里的几个上海朋友来与我告别。因同是南方人嘛，我们平常吃啊，讲话啊，生活啊，都比较合得来，周末也常在一起。没想到这次的告别，上海籍演员徐斌、文凤、文荣及徐斌五岁的儿子，竟成了我们的永别。我们每个团都有家属楼和演员宿舍，杂技团大概近一半人，都没有了……歌舞团回来时，面临一片惨状，亲人死难的死难，受伤的受伤，有的父母都没有了。团里不少年轻的女演员，只得自己动手搭棚子，这本来是很辛苦的活，很多男演员就帮她们弄了，人的命运在最困难的时候互帮互助，后来一对对的也就结合了。这种例子在我们唐山很多的。

后来回想起来，当天晚上我送他们经过小树林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就是在我面前，我也仅能听到你的声音，这种现象好像从来没有过。我想这也许是地震的前兆吧？当天，凌晨三点左右，我被蚊帐里的蚊子咬醒了。我开灯一看，几十个蚊子，密密麻麻地趴在蚊帐里。蚊子嘛，平时也就一个两个，今天怎么如此多呢？我赶紧爬起来去拍打，打得满手是血。我到盥洗室把手洗干净，刚关灯躺在床上，突然就听到像是从远处相对开来的两辆快速火车，“嘶”地一声，呼啸着向我冲过来——这实际上是山摇地动了，是大地在吼叫，是房子在翻滚！震感越来越强烈，猛地把我从床上甩到对面的桌子底下。我这才知道地震了。我头一个念头是：这么强烈的地震，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惊恐万分之际，我想：“这下必死无疑了。我就等着死吧！”过了一会儿，门板子“嚓”的一声掉下来了。门被卡住了。余震小一点后，我弄了好久，自己才从桌子底下爬出去。

我爬起来一看，楼房已经倒塌，成了一片废墟，我们团的很多人都压在里面了。这时，我就听到门卫老大爷在那里苦痛地呻吟，他的腿已经断了，流血不止。我过去把外衣脱下给他简单包了一下，便去找人救助。但大爷还是走了。渐渐地，有人相继爬出来，先是欲哭无泪，而后相拥抱头后，才大声哭喊着，奔向废墟救自己的亲人。我毕竟想着女儿，脱困后就朝铁道学院的家那边跑，是穿着拖鞋还是光脚跑已经忘记了。这时，公交车肯定没有了，沿途看到一些尸体。

回到家时，家已经坍下来没有了。我先生受伤出来了，女儿和奶奶还被困在里面。时隔一天，解放军来了，把女儿和奶奶扒出来，可是，他们已经……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哭泣）。那个时候天热，家家用蚊帐，遇难的人不是被砸死，就是被扭成团的蚊帐缠着窒息没了的。我女儿还有她奶奶，也是窒息没有了的（哭泣）。我的女儿要在，她今年已经四十八岁了（抽泣）。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坐了整整一天，直到肚子鼓起来了（泣不成声）……当时的环境相当恶劣，天酷热，到处都散发着臭气，我不得不放开女儿。解放军挖了一个大坑，用塑料袋将尸体一个一个装着。我们邻居就跟我说：“你家女儿和我家女儿，平时两个人玩得很好的，就让她们在一堆吧。”这样，几十个遇难者就扔下去埋在了一道。至今，我都不知道女儿的位置在哪里。

我若是住在唐山家中，可能就没有了。因为我家是两室，门一般都是关上的，那么肯定全家覆没了。唐山的楼房多是水泥板的，一块块地砸下来，真是太厉害了。在歌舞团我住一楼，大地震发生时，三楼垮下来，而二楼的舞蹈房的底板是支撑着的，所以我才有空隙，才有呼吸。我觉得就是舞蹈房救了我。我娘家在外地，有亲戚在上海，地震后我就经北京回到南方。一路上，人们知道我是从唐山出来的，你走到哪里，人们都给你水喝，还有西瓜给你吃，送我们上车都是免费的。因地震中女儿死了，我的兄弟姐妹家都瞒着我母亲。后来通过广播，母亲知道出事了很伤心。

再看看我们歌舞团，几乎家家伤亡惨重，有的甚至全家遇难。我的邻居是一家上海人，从上海调来支援技术部门的，被解放军挖出来的时候，两个月的宝宝，还紧紧含着母亲的奶头。还有就是地震了，夫妇两个紧紧地抱着，抱在一起而死的。一位放映员压在楼底下九天救出来，他用自己小便维持生命。一位十岁的男孩住在楼上，他妈妈不敢跳，他跟妈妈说：“妈妈，我先跳，如果我没有死，你再抱着妹妹往下跳。”所以他们获得了新生。因为地震的时候，震感很强烈，时间很长，地是有弹性的，所以跳楼的人好像基本都抢救过来了。这就是医疗队的战绩，没有医疗队，真的不知道还要死难多少唐山人。

奔赴唐山救援的解放军最伟大，是他们从废墟中挖出一堆堆的尸体。我看着解放军的手，满手都是血和泥。因为没那么多工具，只好用手去扒，有的解放军手感染了、流脓了……几十万的尸体，几十万的伤员，如果没有解放军，没有医疗队，哪有今天欣欣向荣的唐山城。2014年的时候，唐山在一个叫凤凰山的地方，建了一个文化宫，我们把亲人的名字都刻在那里的碑上。我每年都要去看看女儿。现在，唐山每年都在变化，门户火车站造得很宏伟，我都找不到正门在哪里了。一座座居住楼高大漂亮。我到原来的同事家里，和我们在上海的家没什么两样，很漂亮很现代。

在唐山地震周年纪念时，我们歌舞团编创演出了“抗震组歌”，这是一个大型的献礼节目，内容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形式有舞蹈、独唱、领唱、合唱等。我是搞舞蹈的，为了突出解放军战斗在废墟上的英雄形象，我是这样跟音乐人讲的：刚开始，远处首先传来“嘿嗬一二一一二一”跑步的声音，由远而近，然后就是一队解放军背着包，从远处奔跑过来，分散救人。舞蹈就是用一些肢体语言，表现扒呀、扛呀、抬呀，反正是比较夸张的舞蹈语汇，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地歌颂解放军。

为了回报帮助我们活到今天的人，我从内心感谢解放军和医疗队。同时，我认为自己是被舞蹈房救了。所以，当我人才交流来到上海后，第一个就想到办舞蹈学校。在少年宫领导的支持下，我一心一意做艺术教育工作，也培养了一些演员，有些还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上海舞蹈学校等。那一年，上海市少年宫举行汇演，我就代表闵行区少年宫编了节目《慰英灵》，获得了市舞蹈比赛的二等奖。我扪心自问，为什么到上海后第一个就想到《慰英灵》这个歌颂解放军和女医生的节目呢？因为我女儿是从塘沽那边开来的解放军用手扒出来的啊。舞蹈《慰英灵》开幕，就是一个小姑娘捧着解放军的帽子，帽上有颗闪闪的红星。接着就是回忆地震时解放军救人的情景，结果解放军在余震中把孩子救出来了，自己却牺牲了。最后，是女医生护理女孩的同时给她梳头的表演，以妈妈般的心怀，安慰她的心灵，使她健康地成长。在唐山，很多孤儿都是这样的。

我1999年退休，2000年就相约了几个老师，注册了民办的舞蹈学校和幼儿园，全力以赴为培养人才而发挥余热。尽管经济效益不错，但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我们资助山区贫困生，回报社会的关爱。我觉得如果没有经历过这场大地震、大灾难；没有亲身见证解放军的英勇无畏和医疗队救死扶伤的精神，我的后半辈子亦不会如此精彩。

（本文原题为：“慰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