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历来从哪里获取大选信息？

美国总统选举始于1792年，两百余年的美国大选史与新闻业的变革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迭代息息相关，因为民主制度的政党意识形态和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同样需要适当的媒介代理机制才能顺利运作下去。往浅表了说，这关系到美国公民的政治热情，反映在数字上是选民注册率和投票率(turnout)。更深一步讲，被征用的媒介直接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家与选民的距离、宣导进路。比如近日希拉里·克林顿“邮件门”事件备受关注的原因并非只是看到眼下希拉里涉嫌违法这一件事。更多希拉里的反对者希望借助互联网的力量看到政党政治腐败的官僚内核。许多日积月累的质疑将克林顿夫妇和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推上风口浪尖，而关注的重点都集中在克林顿基金会的捐款来源上。每每“邮件门”事件升级发酵，都不乏好事者将它们翻出来，这一次资本与权力博弈的地盘搬到了互联网上。

以下粗略地把美国大选的历史按传媒形式分成三个时代：纸质印刷品时代、广播与电视时代和互联网时代。这种分类法并不意味着将不同年份区隔为使用单一手段的独立时代，只是强调新的传播方式在到来的时代里变得愈加突出和重要。比如1996年以降，纸质印刷品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形式依然有效地起到宣导、监督等作用，但互联网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目共睹，这是当下的时代特征。

一、纸质印刷品时代（1792-1906）

在美国，报纸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十七世纪末，那是一个远比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笔下的南方小镇还要遥远得多的年代。早年间，由于交通不够通达，报纸大多为地方性报纸，以报道小镇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为主。最早的美国报纸并不是日报，第一份每日一期的美国报纸是《宾夕法尼亚晚邮》(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发行于1783年。另一份发行于1785年的日报《奥古斯塔纪事报》(The Augusta Chronicle)至今仍在发行。

不过，美国报业始终是政党政治的一环，有政党倾向的报刊在建国后迅速占据了主要地位。1776年美国建国后不久，开国的资产阶级内部分裂为相对保守的联邦党和比较开明的民主共和党。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联邦党衰落，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和辉格党（后来的共和党）。由于民主党代表南部农场主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共和党代表保守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两党不断通过报纸交恶，抢夺政治话语地盘。尤其在奴隶制和工业原料供应等问题上双方毫不让步，迅速发展的报刊媒体也成为美国人了解政治信息最主要的途径。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也为美国报刊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1810年，滚筒式印刷机替代了人力印刷机，使印刷效率提升了十余倍。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口的文盲率降至30%左右，更多民众具备了读报的能力。与教人识字同时，学校也教授公民教育课程，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方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以标榜不倚赖任何政治团体的独立小报，它们的全部收入都来自广告。活跃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纽约《太阳报》(The Sun)和《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就是这类小报的代表。

二、广播与电视时代（1906-1996）

十九世纪的总统选举直接而简单，它没有今天那么多机构牵涉其中，也没有这样繁复的社会和资本关系网络。假想自己回到十九世纪的美国，当一个普通选民，你既没有机会见到总统候选人的面孔，甚至听不到他的声音，唯一的办法就是跋涉去现场，与候选人面对面。即使你通过报纸读到了候选人的施政纲领，甚至在邮寄了很久才到达你们小镇的海报上看到了候选人的样貌，也无法像二十世纪的美国人那样去体会这件事。并不是说身处媒体越发达的时代的人，越能比前人体会一个大事件的全部；而是处在不同媒介主导的时代，人会具有不同的感觉结构。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当广播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把它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和摄影术刚被发明出来时的状况相似，广播最早也被当作新奇的玩意。况且起初的广播技术不允许直播，录播则会大大降低新闻传播的效率。直到1906年大选开始前一天，广播才第一次被用于政治领域。五大湖区(Great Lakes)的船舶运输公司“底特律和克利夫兰航运”(Detroit and Cleveland Navigation Company)委托托马斯·克拉克无线电报与电话公司(Thomas E. Clark Wireless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mpany)向湖区船上的乘客广播了中期选举的最终结果。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当时船上乘客的反应，想必用广播播报政治新闻的方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在匹兹堡成立了KDKA广播。KDKA在美国广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是美国第一家正式成立的广播站，而且赶在大选前两个月搭建完成，向公众报道了1920年美国大选。1920年11月2日晚8点，大选结果通过《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前方记者电话传回KDKA。当晚有两千多人聆听了KDKA的报道，听众多集中在匹兹堡市和周围村镇。据说听众们的反响很积极，甚至主动联系KDKA，希望多播点政治新闻，少放音乐。1920年可谓美国广播站元年，这一年参与投票的美国公民人数约为1614万，要知道在1916年大选时，只有913万左右的公民投票，其中不乏受广播影响。在KDKA的带动下，六百多家广播站在之后四年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全境，美国大选的传播也进入了新纪元。选民通过广播收听演讲信息、投票结果等大选动态，还能听到来自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录音。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迈卡杜(William McAdoo)甚至在自己位于洛杉矶的家中架设了一个广播站，帮助他竞选。

同样得益于西屋电气在技术上的革新，短波(SW)电台从1924年下半年起大量出现。由于短波比调频(FM)传播得更远，只要在技术上克服短波易受干扰的缺点，声音就能通过短波电台传播到数千公里外的地方。1924年是美国大选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种重要性并非体现在大选本身。1923年，因第29任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在任内病逝，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递补为总统，并以总统身份参加了次年大选。柯立芝最终在1924年的大选中以54%的得票率获胜，这是毫不令人意外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短波电台吸引了许多全国范围内的听众，使他们持续保有关注政治议题的热情。与1920年相比，这些被短波“俘虏”的听众更有望成为接下来数十年间共同将大选转变为一场全国性盛会的一份子。毫无疑问，短波是一种有力的竞选武器，它将长久地改变言说的政治家与聆听的选民之间的关系结构。

六十年代，美国大选正式进入电视时代，标志性的事件是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举行了美国历史上首次总统大选电视辩论。1960年9月26日，肯尼迪和尼克松在摄像机前激烈交锋。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视辩论中，两人互为对手，同时还要回答电视观众提出的问题。在这场辩论中，双方战成平手，势均力敌的两个人僵持到了大选最后，肯尼迪最终以0.1%的微弱优势胜出。早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时代，政治辩论的形式很简单。比如林肯曾于1858年和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进行过七轮面对面的辩论，辩论时间为每轮一小时，但没有外人当观众。在电视辩论出现以前，广播也曾用于政治辩论。1940年，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和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在俄勒冈州举行过一场广播辩论，但可想而知，影响范围和与选民的互动程度都没有电视辩论来得强烈。

时至今日，电视仍是美国人了解大选的主要途径。目前，超过95%的美国家庭安装了有线电视。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报告显示，对3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而言，电视是最主要的获取大选信息的途径。而且年龄越大，越青睐电视。21%的30至49岁的美国人首选电视作为了解大选的渠道，而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这一比例高达43％。电视节目的影响力确实不容小觑，全球性的新闻播报也会影响美国选民对政治的判断。电视成为全球化的代理人，美国大选既不再只有美国人关心，也不仅仅受地方事件影响。当选民从晚间新闻里看到发生在欧洲本土的恐怖袭击后，他们会反过来审视自己的处境。全球性的电视节目还能让选民关注一些不容易到达的地区，尽管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踏上叙利亚和伊拉克，但他们依然会借鉴发生在那里的战事，并以此建构自己对政治和世界的认识。

三、互联网时代（1996至今）

二十年前，互联网和搜索引擎都不普遍。当时，一家独大的雅虎(Yahoo)并没有成为今天谷歌(Google)一样的存在，而且只能搜到全球10%左右的网站。鉴于此，与现今政客们搭建自己网站的习惯不同，1996年的美国政坛见不到政治家的个人网站，更没有一位政治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域名。不过，当时已经涌现了一些受公司和机构资助的选举类网站，比如国家独立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 Politics)支持的Vote Smart，这一启动于1992年的项目为选民提供立场中立的大选信息，至今仍有影响力。诸如妇女投票者联盟(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这类立场明确的组织也有了自己的竞选网站。此外，传统媒体也利用互联网搭建起自己的大选信息平台，比较著名的例子有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C-Span)的“通往白宫之路”(Road to the White House)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AllPolitics。

除了传统媒体的互联网化使读者能在传统方式之外获得额外的消息源之外，互联网还为候选人与选民互动提供了平台。共和党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和拉玛·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属于九十年代第一批拥有个人竞选网站的美国政治家，但由于1.0时代的互联网影响有限，并没有冲击到电视、报刊甚至广播的统治地位。直到2008年大选，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才为其他期待拓展网络潜能的候选人树立了榜样。奥巴马的成功与社交网络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出现关系密切，而这些不曾出现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代。奥巴马利用网络将选民纳入竞选阵营的范畴，并通过网络向支持者募集小额捐款，使奥巴马获得比竞争对手希拉里还雄厚的竞选资本。

据调查，65%的共和党人和71%的共和党人喜欢使用社交网站，其中近八成是自由派，保守派仅占六成。不过绝大多数时候的互动是虚妄的、不对等的，网民面对的并非候选人本人，只是其背后的竞选团队而已。大多数时候，政治家的工作不是和某一个网民交流，而是回应质疑和突发事件，发表政见，批评政敌。与此同时，政治家帮助选民想象一种亲密关系。在这层抽象的关系中，选民可以监督、影响政治人物，与之对话。在今年的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特别偏爱用推特(twitter)发表观点，媒体已经习惯在突发新闻发生后去翻看特朗普的推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则比较喜欢更新她的竞选网站，网站一年内发表了数百篇文稿，这些文稿被精心分入许多类别，时刻表达着希拉里对性别、移民、教育等议题的政见。

希拉里在这周的集会中表示：“我不知道谁发明了《精灵宝可梦》(Pokemon Go)这款游戏，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利用它拉拉选票。”她在说这番话时脸上流露出尴尬、不自信和不确定。也许她的竞选团队告诉过她，这款游戏大概是怎么回事，但就连她自己也不确定，强行移花接木能不能起到正面的效果。或者，希拉里的做法只能留给青年选民相反的印象，认为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和年轻人打交道。拉选票成了一场游戏和演出，政治家避开了普遍认为更重要的问题，转而关心无足轻重的事。有美国网友甚至评论称，任天堂远比民主党建制派们知道怎么笼络年轻人。

互联网让政治家的许多举动变得没有意义，造成的不稳定影响甚至远超预期，它时而是铁板一块，时而又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本领。当希拉里宣布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为其背书时，希拉里的官方网站刊出了一张用Snapchat处理过的图片，图片上卡通化的桑德斯和希拉里出现在真实的竞选现场。年轻人们并不为这种宣传话语买单，甚至认为希拉里的竞选团队有“恶意卖萌”的嫌疑。当然这也不是希拉里的发明，今年澳大利亚总统选举期间麦肯·腾博(Malcolm Turnbull)就曾利用Snapchat吸引年轻选民。无论是《精灵宝可梦》还是Snapchat，它们本质上都是利用现实世界的映射并基于互联网工作的现实增强(AR)手段。可以预见的是，更多新奇的技巧将陆续登陆政治领域。然而同样作为新手的政治家们不应轻易想当然地“为用而用”，否则只会把他们与选民之间的代沟显著化。

尽管互联网为选举政治带来诸多便利，但悖论的是，互联网存在破坏民主的风险。在大选中，候选人的竞选团队不可能视每一位网民都是平权的(coequal)。公民参与的目的被简化为唯一：赢得选举。作为取胜策略，一种“被控制的交互性”(controlled interactivity)被精心设计出来。交互性是选民提供支持和反馈的充要条件，但被控制的交互性总能规避单独表达意见的支持者的声音，转而用同一性的、群体的观念“收纳”选民。因此主流媒体只能从候选人那里听到选民的声音，正如希拉里竞选网站上时不时地刊文称某些小孩和女性写信给希拉里表达对她的支持，都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候选人自我设计的交互结构的一部分。

互联网还可能增加泄密风险，最近沸沸扬扬的希拉里“邮件门”已经说明了问题。希拉里曾卷入许多被冠以“水门事件”名号的丑闻，除“邮件门”、“班加西事件”外，还有“档案门”等等。希拉里能否在“邮件门”之后有恃无恐，还需要观望一段时间。政府监督机构“司法观察”(Judicial Watch)的主席汤姆•费顿(Tom Fitton)认为，人们总能从“水门事件”和“邮件门”的相似性中得到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政治家们总是不懂得汲取教训。正如时任田纳西州参议员的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评论“水门事件”时所言，真正造成麻烦的是“掩饰”(cover-up)，而不是“大事件”(event)。现在看来，互联网成为“掩饰”和“揭示”的共谋者，无论实施网络攻击的黑客出于何种目的，或是否受敌对阵营委托，都会加剧政党间的交恶。选民在“水门事件”中遭受超越个体的机构性欺诈(institutional deceit)，政治体制的弱点被暴露出来，而这一观点放在希拉里“邮件门”上同样受用，甚至更因互联网这一媒介而突出。尤其在失信于选民的情况下，面对互联网，谨小慎微的选择可能酿成大错，给选民造成“不是腐败就是无能，要么都是”的印象。到那时，哪怕希拉里没有在程序上受到起诉，但在选民心中已经被“宣判”了。

四、小结

无论何种媒体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会面临被资本和权力联手征用的处境，从中反抗此种联合的媒体可能也是这一联合的产物。《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媒体的政治立场偏左，而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等媒体明显右倾。媒体和政治立场站队，也和选民做双向选择。因此，媒体的鲜明立场不仅体现在对两党报道的不同口径中，也吸引了一些政治立场相仿的选民拥趸。例如《赫芬顿邮报》多次揭短特朗普，以至于遭到特朗普单方面“封杀”，而《赫芬顿邮报》的报道也引发了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选民双方的持续论战。

从纸质印刷时代到网络时代，对政治事件的解读权不断“下放”。在人人都能“发声”的年代，媒体将争夺政治话语权的地盘扩展到了选民群体。无论如何，它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政治坐标，这样就形成多方对垒的局面。这和独立战争、内战期间印刷品的那种政党属性还不太一样，现在的媒体政治更像一个自我生成的复杂系统，从属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下。正如美国媒体对“辛普森案”(O. J. Simpson murder case) 的报道过程，起初媒体还有兴趣探求事件真相，到后来各大小媒体都转去关注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了。在媒体广泛控制和操纵着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今天，媒体建构的叙事就是选民需要了解的全部真相，读者们也养成了消解严肃问题和事件真相的能力。用后现代主义者的话说，我们的政治生活已经滑动到世界的边缘和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