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书札中的朋友圈

吴大澂一生，由科举而仕宦，且勇于任事，故而履历丰富。在他的时代，政事、学问皆非能闭门造车，一力承担者。政事向来需要商量协作，晚清变局中办理洋务等多须借助各方之力，自不难理解。学问也需通声气，相补益，尤其是金石发见，可遇不可求，更要互通有无，以拓片描摹寄送，反复讨论，实际上形成了金石学的小共同体。故而，书札史料尤为重要，从中可获得其他材料所不详乃至所不及的信息。

此次整理的《吴大澂书信四种》，收有专书三种：《吴愙斋大澂尺牍》（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愙斋赤牍》（商务印书馆，1922年）、《吴大澂手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分别是吴大澂给陈介祺、王懿荣和徐熙的书信与手札。最后一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书信，收录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吴大澂档》，为吴大澂在吉林期间给李鸿章、依克唐阿、铭安等人的书信。

私人信函往来，无公开宣示之虞，多能畅所欲言，即有埋怨牢骚，皆可直抒胸臆。比如吴大澂在给王懿荣的信中，多谈金石之学，时有对潘祖荫的怨言，首先是潘以前辈自居，给吴下达任务，应接不暇：

司农既命绘爵，又属写盂鼎释文，又欲招往剔卣，一日数差，兄实无此健腕，不比撝尗有求于司农，终日奔走而不辞，兄则自吃自饭，何苦乃尓，只得贪懒矣。顷又属篆印文，已应一差，亦可告无罪乎？司农致吾弟书，想必有见怪语也。

吴大澂苦于应付，又自觉并非如赵之谦攀附有求，不免心生不满。其次，对于潘司农的鉴古眼力亦不表示认可：

司农商镈，寿老已不以为然，亦恐为退楼所訾议，款识中又不能不列，吾辈亦无如何耳。

盖因潘祖荫所得商镈，陈介祺识为伪，但潘自己不能识别真伪，又碍于情面，吴大澂只得列于款识之中。

书信相对更为私人化，所言所书并无拘束，涉及内容繁多，吴大澂给陈介祺的信中主要也是谈金石之学，但不时言及手边处理的政事，因簠斋非公门中人，议论更可无顾忌。在直隶赈灾时，吴大澂查得河间府吴桥县令吴积銞荒于政事，上报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接到汇报后，帮吴积銞说了一通好话，称其为范梁（浙江钱塘人，号楣孙，曾在直隶任知县、道员）所赏识，年富力强，似还有惩前毖后，将功赎罪之希望，只是将之摘去顶戴革职留任。吴大澂并不满意，认为这样对振兴吏治、救助灾民毫无补益，当然此番表态不会公开发表，而是见诸给陈介祺的信中：

惟吴桥户口未查，竟无急就之法，该令专以公牍文字见长，一味粉饰，从未下乡亲查一次，粮到不发，玩视民瘼，殊堪发指。虽经摘顶，勒限严催，恐亦无补于事矣。

关于练兵置器，吴大澂自认颇有心得，在吉林期间，他与李鸿章、朝中友人宝廷及下属管带戴宗骞等人的书信中经常提及武备训练之事。即便在给与此毫无相关的陈介祺书信中也常常谈及，他不厌其烦地总结各种枪炮利钝，操练之心法，怕陈老前辈不能理解，还要以“文字尚古，器用尚新”等来说明，并表露心迹，将枪炮、钟鼎之爱好，等夷视之：

大澂好之甚笃之，知之渐深，几等于三代彝器之好。

从此也可得知，吴大澂并非叶公好龙、纸上谈兵，强充文武双全，盖因在陈介祺面前，他完全不必惺惺作态于兵事，而乃真究心于此，深切琢磨之。

当然，吴大澂的书信，对勾勒晚清金石学的演进与推动，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吴大澂任陕甘学政期间，视学之余，不忘搜罗金石碑版：

輶车所历，亦时策骑荒郊，流连古道，偶访汉唐碑碣，以弇山尚书《金石记》所载，按图而索。

荒郊古道，仆从数人，在他人看来，或许还别是一道风景。不过，亲赴石门访碑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同治甲戌十月之望，汉中试事毕，翌日策马至褒城，自龙王庙渡口汎舟而上，行里许，风甚湍急，挽索不前，篙师有难色，舍舟而徒由东岸石坡，逦迤至白石土地庙，山径纡仄，崖谷峻险，距石门尚数里也。遇樵子导之下，折而南，又折而北，荆榛塞路，山石荦确，小憩玉盆石下，观宋人题名，循江北行，崎岖益甚，从者裹足，过一点油，石壁立数仞，下临深渊，山穷路绝，裵回久之。

其风之急，其水之湍，其路之纡，其岸之险，今日读来，仍不免为之心悸，这就见得他确是“好古真笃”之人。当时喜好搜罗金石的人不少，但像他有机会实地踏勘且愿意花大力气的却不多。

吴大澂悉心访得的金石碑版，经工人制成拓片，函寄给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等人。陕甘学政的衙署，俨然成了金石拓片的来源之所。这些金石拓片，或取自新见之器，或为旧刻新拓，不但为同好们提供了新的金石文字材料，而且还提供了同一文字资料的更好的拓本。

书札当中反映出的吴大澂在古文字释读方面的成就，也颇能代表彼时金石学研究的水平。比如吴氏在致陈介祺的书札中，通过联系《说文》所记载的“酱”字的古文写法，正确地释读出了燕国官玺中的一方“将军之鉨”。在另一通致陈介祺的书札中，吴大澂又释出了燕国古玺中的“都”字。此字习见于燕国官玺，缀连于地名之后，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都”的正确释读，对认识战国时期燕国的地方行政制度较为重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细心阅读，吴大澂的书信甚至对晚清地方社会和生活史细节，也有一定的补充。比如他在给陈介祺的信中说：

珲春不用圜泉，以化（货）易化（货），抱布为市，间用白金，称物平施，竟不知五铢、半两为何用，真是三代以前之世界。日内拟往三姓设防，由松花江顺流而下，扁舟如叶，有柁无帆，质朴可笑。三姓以东，即赫哲部落，其地专以渔猎为生，有白首未尝菽麦者。

从中可见汉民大量充实东三省边境地区之前，当地保留的不少较为原始的状态。又如他在给军官崔廷桂的信中，称赞哈乞开思（Hotchkiss)步枪之精准，竟以“洋表之有播威”（Bovet，瑞士名表品牌）为喻，亦可作为西洋钟表东渐普及化的重要材料。当然，史料之运用，关乎史识之高低，视野之广狭，想必方家之解读利用吴大澂书信材料，功力及敏锐程度远胜整理者者，无需班门弄斧，之所以哓哓不休，全为表明吴氏这批书信确有整理注释，以飨读者之必要。

《吴大澂书信四种》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本文载2016年7月3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