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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住丁声树先生

傅杰
2016-07-31 16: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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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界,丁声树是一个神一般响当当的名字,不说胡适、钱玄同、赵元任、李方桂等师辈的赞誉,《学问人生 大家风范——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所收吕叔湘、季羡林、周一良、张政烺、胡厚宣、杨伯峻、吴宗济、周祖谟、朱德熙、李荣等同辈或准同辈以及更多后辈的纪念文字都表达了共同的崇敬。在语言学界之外,丁声树对普通读者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既没有等身的著作,也不是媒体热衷的对象。其实他在当代两本广为流传的名著中都出现过——不过一本有名有姓,一本有姓无名。有名有姓的是半个世纪以来已印行了近五百次的《现代汉语词典》,在书名之后有一页献词: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先后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谨向为编纂这部词典做出卓越贡献的两位先哲致以崇高的敬意。

有姓无名的是杨绛先生回忆录《干校六记》中的记述:

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钱锺书和丁××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替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容易。可是笑话还是笑话。

盖因隶属“笑话”,故杨先生只自曝家丑而隐去了丁先生的名讳。

丁声树先生(1909-1989)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在方言、音韵、文字、训诂、语法、词典编纂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的《学问人生 大家风范》是丁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我不懂为什么编者与出版者要把既庄重又明确的“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拿来作副标题,而另安这样一个似雅非雅、半通不通的望之不似书名的书名。不过五百多页的篇幅,倒是给我们保存了丁先生的众多剪影,留下了可贵的学术史资料。

然而个别文章中的部分内容,读来让人有点别扭甚至失望。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语文》主编的侯精一先生的《记忆深处的丁声树先生》,述多年追随导师的经历,有他文所无的具体内容,但因作者行文有失检点,以致时见模糊影响之辞。

《朝代名人手鉴》有王念孙与刘端临等人的书札往来,很好,有时间看看。(280页)

作者大概只是听过算数,没有当真遵嘱“看看”。书名乃是《昭代经师手简》,“昭代”喻清明的时代,代指本朝亦即清朝。这是罗振玉辑录的清儒致高邮二王的论学书简,致王念孙者十二家二十六通为初编,致王引之者十六家四十三通为二编,用罗振玉序中的话说,一以“其人皆儒林之彦”,如刘端临、汪中、钱大昕、段玉裁、卢文弨、孙星衍、焦循、阮元,二以“其事皆商量学术”,内容丰富,论题广泛,故历来为学者所重。侯文所记书名既错误(盖未知“昭代”为何物),内容亦不确(只有诸儒“来”书,并无王氏“往”函)。

在清代,今古文之争与政治连在一起。章太炎是古文派,为有名的《革命书》作序,驳康有为的改革主张。(282页)

1903年主笔《苏报》时期,章氏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又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康氏《答南北美洲诸华裔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二文的政治主张。侯文盖将《革命军》序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夹缠杂糅在了一起。

丁先生还给我讲过一些古人精巧的拆字对联:“香草千头万(萬)头,冻荡两点三点”,“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片,上七刀下八刀”。(283页)

“切”字打哪来的“上七刀”?“分”字又怎么会“下八刀”?这个多见于文字学著作引录的拆合字下联的常见版本是“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

丁先生说:学习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可以读《章氏丛书•菿汉微言》“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283页)

1914年起,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钱粮胡同,任司法部佥事的弟子吴承仕时来探视,两年间笔述其师论学语一百六十七则,是即《菿汉微言》,全书所涉广泛,间及小学,唯无《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该篇乃章氏亲撰论文,见录于《国故论衡》上卷。

《章氏丛书•检论》中的《訄书》有清儒一篇要看。(284页)

章氏初作《訄书》刊行,不久即为重订,十年之后“感事既多,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也就是说《检论》是由《訄书》修订更名而成的,所以“《检论》中的《訄书》”云云当然是荒谬的。《清儒》载《訄书》重订本及《检论》。

《章氏丛书•检论》中的《方言》有《正明杂议》,这是一篇正式讲语言理论的,可惜以前提及的人很少。(284页)

《訄书》初刻本第二十二篇《订文》附有《正名略例》;重订本第二十四篇是新增的《方言》,第二十五篇为《订文》,附文改题《正名杂义》;《检论》卷五收入《方言》《订文》,《订文》下的附文标题不变。故侯文的记载有三误:一、《正名杂议》是《订文》而不是《方言》的附文;二、是“杂义”而不是“杂议”;三、是“正名”而不是“正明”——这是袭用孔子的“正名”说而来的。

讲《春秋》不能以二十五篇古文《尚书》为依据,顾炎武的《日知录》尚不明此点(指古文《尚书》是伪书),阎若璩时才知道,那是时代的关系。(285页)

讲《春秋》恐怕只能以三传尤其是《左传》为依据,不仅不能以二十五篇古文《尚书》为依据,大概也不能以二十九篇今文《尚书》为依据——丁先生说的应该是“讲《尚书》”而不是“讲《春秋》”吧?

多位学者都众口一词地提到了丁先生的严谨认真。如李荣先生说他“一生谨慎”,虽然博闻强记,但“写作时总要查对原始资料”,“下笔不苟,反复推敲,写一遍,改一遍,再抄一遍”。杨伯峻先生说“他的论文所引用的资料都是无懈可击的”。张惠英先生《回忆丁先生的教导》还特别忆及:

一九七八年《中国语文》复刊,第一期就有杨伯峻先生的文章,先生一看校对有误,连忙把侯精一和我叫去,非常严肃地批评我们工作马虎,我们一边觉得很害怕,一边庆幸有这样的严师在旁管教。先生后来说到,要出他的论文集时,首先要做好校对。

丁先生说的是他的论文集,不是他的纪念文集,但侯先生的回忆文章记的是他的教导,却如此的“马虎”,不免令人遗憾。除了极个别处存疑,文中多数让丁先生变得信口开河甚或昏聩糊涂的例子,应该都是出于作者误记。不料这样一篇硬伤累累的文字先是刊发于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业期刊《方言》2009年第二期,随即收入本书,作者附注声明:

文中提及丁先生讲的一些话,系根据当时或事后本人随手写的笔记,成文时未能全部查对,有失误处,皆为笔者不慎所致。

而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辑组”的编后记称:“对于来稿,我们一般都是尊重原文(包括个人特别用字),不加改动,只作必要的文字加工。”但侯文引丁先生语,称较之章太炎的“转注假借说”,“张政烺的六书说更有道理,张文见于《史语集刊》第十卷(指张正烺《六书古义》)”——在上下行一作“张政烺”,一作“张正烺”,这样的原文也需要“尊重”而“不加改动”吗?(无独有偶,书中并行不悖的还有“董作宾”与“董作斌”。)俞樾的名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一再被误为《群经评议》《诸子评议》,语言研究所编辑组的同仁也都看不出来吗?说丁先生还建议“《三国志•晋书》应该看”——在“三国志”与“晋书”之间居然打上了中圆点,把《晋书》当作了《三国志》的一部分。这么多从相对高级到实在低级的问题,又是怎么在堂堂商务印书馆通过初审、二审乃至三审的呢?

把如此严谨的丁先生的纪念文字写得如此粗枝大叶,把如此认真的丁先生的纪念文集印得如此漫不经心——作者与出版者实在有点儿对不住丁先生,对不住读者,也对不住自己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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