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恐怖主义让我们误认为，强权政治可以拯救我们

编者按：震惊世界的法国尼斯恐怖袭击已经过去半个月，接连遭受恐怖主义重创的法国，一边深深陷入恐惧和迷茫之中，一边不乏反思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如何抚平创伤。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马克·克列波恩（Marc Crépon）日前发表在《解放报》上的这篇文章略带悲观地预言了法国的未来。马克·克列波恩是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巴黎高师教授。

毫无预示的恐怖，残酷的突然袭击，无论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我们同情受害者，同时谴责暴力导致的无辜生命牺牲。所以，尽管我们恐惧、彷徨、无所适从，但这次事件还是发生了——7月14日在尼斯英国人漫步大道的大屠杀，同时也揭示了法国的三重软肋。

第一，首先是物质上的，身体和生命，真正可怕的是在这场袭击中，非常简单甚至简陋的设备竟对无辜民众带来如此大的伤害，恐怖分子只用了一辆卡车就轻易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是那晚发生在尼斯的事，随后也可能发生在法国的任何地方。而在那晚的烟火盛会后，法国上下多个城市人群四散，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聚会都可能使我们随时暴露在不可预知的致命的暴力下，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不是任何人类情感所能左右和抗力的。

国庆节是一个有着强大凝聚力的特殊时刻，她汇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妇女、男人和儿童，而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欢庆时刻之前，我们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原来他们只有所针对地进行恐怖袭击，而现在任何人都可能是他们的目标）所以连我们自己也根本无法保证谁会是下一个牺牲品，人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然后，我们的软肋还有士气和人心，我们在犯罪面前的力有未逮。恐怖主义是一股邪恶的激进力量，随着一连串的城市接连遭受打击（巴黎、布鲁塞尔、突尼斯、奥兰多、达卡、尼斯），这使我们甚至开始怀疑有一天它是否能被真正根除。即使IS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还是意识到大规屠杀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因为屠杀的始作俑者和他们的组织始终在宣扬仇恨，煽动犯罪。我们被恐怖主义钳制的时间越长，我们的人心和士气就越低迷，这也是恐怖主义最可怕的地方——操控人心。

我们原本拥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现在因为无尽的恐怖主义，和对无休止威胁的恐惧使我们只有通过持续保持高度警戒水平来保护自己，这虽然是合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的。人们失去了原本的生活态度，不敢聚会、不敢去教堂、不敢走出露台也不敢上街，这是恐怖分子的一场胜利，但能因此而责难我们吗？恐怖分子长时间的持续袭击，在给我们精神压力的同时，我们的士气也在受损，反复的袭击虽没能给我们带来永久性的创伤，但在逐步侵蚀和消耗我们的士气，我们必须重整旗鼓，绝不能因此气馁。

现在，政治也成为了我们的软肋。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恐怖分子的策略是通过恐怖袭击来打击、分裂我们，制造法国国内天主教和穆斯林之间的不合，就像那晚发生在尼斯的事件——7月14日，一个特殊的时刻——法国国庆日和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狱事件发生的日子，接着是《人权宣言》的颁布，以及写进宪法遍布法国所有学校和市政厅外墙的三大格言：“自由，平等，博爱”。这也是那个著名故事的象征。可怕的是，恐怖分子想要动摇“自由、平等和博爱”，他们甚至想要发动法国的内战。

另一方面当国家受到公然挑战，政府必须站出来维护公民的权益。但与此同时，对公民自由和安全的保护，反而变成了更多的监视和监控，甚至出现了更多所谓的有效行动而实则是合法暴力。恐怖主义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川普阵营大行其道，英国退出欧盟，政治冒险家们的行径不仅使法国还让整个世界的氛围也变得四分五裂，嫌隙加深。作为国家和社会，其作用和功能应该是为不同文化、宗教和背景的人们提供相同的权利，但那已是昔日荣光，终难重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治脆弱是双重的。一方面，恐惧削弱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认为我们无力阻止恐怖分子，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而另一方面，它又让我们误认为，依靠强权政治可以拯救我们。

那么如何弥补这三个漏洞？我们又有什么资源来面对？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减少自己暴露在不可预测的暴力下，或者只能随时保持高度警惕。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么做的局限性，但我们至少可以做点什么来弥补我们士气和政治上的漏洞，拒绝以任何既有利益为牺牲的交易。不心存侥幸，将社会和集体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如果这是真的，当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时，社会的整体凝聚力亦会随之增强。同时，基于整个社会来讨论所谓对“个人”的定义，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保护个体免受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对自由意志的剥夺，任何不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为定义前提的。而且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们放弃抵抗，恐怖主义的陷阱终将步步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