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商”要成长，就要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责任

近日，沪上“首例微信买卖纠纷案”，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贸区法庭做出判决。

其实案情很简单，上海倪先生在微信上，向东莞一家公司买了若干红酒酒标，余款没有支付，结果被东莞公司告上了浦东新区法院。双方没有正式签订书面合同，采购、转账等均在微信上完成，最后也是靠微信截图、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电子证据定案的。

在“微商”如此繁荣的当下（截至去年第一季度，我国微商行业从业人数达1007万人，市场规模960亿元），此案居然是沪上“首例微信买卖纠纷案”。这可做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解读：一是微商交易实在“太完美”，以至从来没有闹上过上海的法院。

第二种可能就是，“微商”的问题太大，比如，找不到微商背后真实的个人以及联系方式、住址，也不知道归哪个法院管辖，结果很多纠纷无法通过司法等渠道维权。

有意思的是，上个月，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表态：微信购物属于个人私下交易，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建议公众不要微信购物。市场主管部门这一“微商不归 《消法》管”的表态，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媒体和网民认为这是工商部门在“甩锅”“丢包袱”。

其实，微商成也社交，败也社交；交易成于私人关系，却也规避了经营者应该承担的基于《消法》《产品质量法》的责任。

微商做大以后，就是从普通的民事行为变成了“商行为”。传统民商法上，两者有严格的区分。“商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行为，民事行为只是公民之间偶尔的交易；后者受普通民事法律调整，“商行为”还受到相关经济法和商法的调整。比如，需要适用《消法》“假一赔四”原则；适用《产品质量法》，销售者要对产品质量承担担保责任和缺陷产品事后赔偿的责任。

简单地说，一个经营者和一个偶尔在网上交易的公民，两者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而一些“微商”恰恰在打擦边球，当监管部门要求其提供台账、做现场检查时，他可能辩称自己不是“经营行为”。所以才有了前述甘肃工商管理局的“不归《消法》管”的表态。

有媒体称“早在2014年9月，工商总局曾就企业通过微信进行营销做出了明确回应，表示其适用新《消法》的规定”，这话可能被断章取义了。当年，国家工商总局消保局局长杨红灿在解读新《消法》时也表示，新《消法》调整的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但微信代购往往没办工商登记，以熟人的名义进行，出现纠纷后，更可能被视为“普通民事纠纷”。同时，杨红灿也强调说：“如果企业通过微信进行营销，开展代购业务则适用新消法的规定”。这又回到经营行为（“商行为”）还是民事行为的问题上。

其实，微商是一种对传统商业模式的“游离”，“游离”为最简单的个人之间的交易，这带来了很多质量风险、游离于行政监管的风险。当年淘宝等电商平台也是这么一步步“进化”过来的，原本认为平台没有监管责任，就是一个信息中介，结果是消费者一步步倒逼着监管平台履行责任，把最原始的个人交易“进化”成了经营行为，最终落实到新《消法》中严重的电商平台责任。

同理，面对于日益增多的商业纠纷，微信平台也要一步步履行对微商监管责任，包括核对、明示微商的真实身份（至少正式查询到）、真实住址；工商、质监、食品等部门也不能“掩耳盗铃”，对于年营收上百万元的微商，哪怕是个人，没有工商登记，也应该进行日常监管；司法机关也打开大门，解决微商的买卖纠纷，包括协助当事人查询微商真实身份，明确微信买卖纠纷的管辖法院。

总之，微信交易、微商要成长，就要承担更多的《消法》《产品质量法》责任，包括公示真实身份、保障质量、承担售后服务，以方便消费者诉讼维权、行政部门监管。（作者系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