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困境中的外贸工厂：当用人成本失去优势，渴求生存之路

“公司对我说，不值得赔上性命。” 听到九名意大利人在孟加拉被劫为人质，死于枪支交火后，67岁的加拿大采购商尼尔取消了飞往孟加拉的机票。

他转而飞抵香港，前往深圳、佛山，转过广州、南京，最终到达苏州的外贸工厂。在八十年代初，韩国的人工成本渐渐贵到无利可图 ，他替加拿大服装公司Richlu，把工厂迁到了广东和澳门，眼见中国有了“世界工厂”的名声。

三十五年过去，尼尔已经白了头发和胡子，自嘲看起来像肯德基上校爷爷，年轻人都喊他Uncle Chicken(鸡腿大叔)。但比退休那一天来得更早的，是中国的人工成本也渐渐贵到无利可图。

历史重演，他已经开始把生意渐渐搬出中国，“现在采购商们都在寻找，中国之后的下一站会是哪里。”

离开中国

侍文在苏州做工作服出口，从销售做到总经理，至今十六年，前八年出口额一路升到一年两千四百万美金，后八年“你就看着它不停往下掉”。

接待加拿大采购商尼尔的那一天，董事长通知她公司新楼盘开业，“这是要我去给新楼盘站台吗？”侍文犹豫了一下，“我还要见客户。”

侍文所在的苏州宏利来服装厂，早年以向国外出口工作服装起家，成为中型企业之后，如今在投资金融和房地产，维持着服装制造，多少有些对外贸发家辉煌年代的怀念。

而苏州更多的外贸服装厂，一面订单被东南亚企业蚕食，现在昂贵的人工费用也无力承担，大批关门歇业。侍文工厂工人的工资，大约在一个月四千块。

“孟加拉一个缝纫工人的月工资，只相当于五六百人民币。”尼尔记得，他曾和妻子在加拿大接待来访的孟加拉制造商，“我妻子说话没什么分寸，她问那个制造商，在付给工人如此低的工资这件事上，你的良心觉得过意得去吗？”

制造商回答他们：“事情都是相对的，至少在孟加拉，你花二十五美分，就能买到两斤大米。”

尼尔公司的订单，并不是一笔十分值得的生意：报价的利润只有10%，在不断地挑剔质量和要求返工之后，只剩下3%。但如果不做，成本都回不来。

“老外其实还是贪图你便宜的劳动力，但现在我们连便宜的人都没有了。”很多价格更低的订单，客户知道中国工厂做不了，就直接发去了东南亚。

尼尔已经一年半没有来到中国。他雇用了中国人王师傅代为检查供货商的服装质量，但王师傅近年来常常在孟加拉检查服装货品的质量。

尼尔手中的数字是，孟加拉已经有四千家服装厂，但他相信，实际的数字远不止如此。“发展这么快，仅仅是因为，孟加拉的人工成本仍然极其极其的低廉。”

“作为采购商，我们总是在寻找价格更便宜的下一站，最终我们搬去了印度，正在孟加拉做得很大，我们看了看哈萨克斯坦，还在看柬埔寨，我们还遇到一家公司，把工厂开在了非洲的卢旺达。”

远去的世界工厂

2001年，是苏州外贸产业正好的时候，侍文毕业一年多，发现在苏州工作的同学工资是她的三倍，“他们读书时候成绩还没我好，我想必须来苏州看看。”

采购商如尼尔，可以在欧洲用二十多天买遍十几个国家的样衣，把衣服的款式交给中国的制造商，让他们以低廉的人力成本生产出来。

“那时只要你会说英文，服务比较好，生意都会比较好做。”侍文工厂有近三千名工人，几十亩土地，15%到30%的订单利润率，只要跟着外国人的要求做，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那样的高歌猛进，在2008年冲上巅峰，随即被经济危机的大潮拍入谷底。

2009年开始，侍文接到的订单只有2008年的一半，她连去了四趟欧洲，“我们都吓坏了，这什么情况，怎么客人都不下单了。” 他们看到客人的仓库里也都是货，“客人也卖不出去，这是大家的一个困难。”

艰难年代开始了，全球经济低迷，国外企业开始削减预算。“本来能穿三个月的衣服，让你穿六个月，反正衣服坏也是不会坏的。”没有订单之后，工人渐渐离开，苏州的小型服装工厂到今天仍在陆续倒闭，而中型的民营企业，则把钱投向了回报率更高的房地产和金融事业。

侍文的工厂，也只剩下三百名工人，和一个车间。

更糟糕的是，月工资在五百块一个人，最高北欧订单的利润能达到30%，躺着都能赚钱的外贸黄金年代，只留下了过量的外贸工厂，互相争夺锐减的订单，内部又有管理粗放、缺乏技术种种问题。“我们没有自己的设计，客人给我们什么样子，我们就按着做。现在没有便宜的人了，怎么能留出客户？”

一方面，经济紧张，花钱心疼的外国采购商在不停压价，“连北欧的客人都在压价。”另一方面，东南亚的纺织业崛起之后，低价的订单都转移去了东南亚，只剩下技术要求高的订单，还留一些在中国。

“其实最早在和老外做生意的时候，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觉醒得太晚，很多都会很被动，最后就只能死掉。”

由人工成本上升造成的企业淘汰，尼尔已经经历了两次。他居住加拿大的温尼伯市，曾有二十五家制造商，只有三家活了下来。现在尼尔所在的公司，从亚洲进口85%的产品，而其他两家则完全从亚洲进口。

而在八十年代初，从韩国向中国转移工厂的时候，也是相似的局面。“你每小时十几美金的工资，怎么可能竞争过东南亚每小时几十美分的工资呢？如今中国也是一样。”

寻找生路

侍文的想法是：“如果世界上还剩一家工厂做衣服，为什么不是我们家呢。”她觉得现在改革企业还有希望，不然很快就会死掉。她开始做很多事情，比如控制成本，不做低价的产品，去开发利润率更高的时装，比如采用合伙人制，让管理层更有积极性去赚钱，比如开始研究机械化，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尼尔也觉得有趣，“侍文他们不再生产十三美金一件的工作服，而是在生产三十美金一件的工作服。”他觉得中国在低端市场已经没有竞争优势，唯有高端市场或许有出路。

尼尔列举了三件事：价格、质量、运输，是外国采购商最看重的三件事。“总是价格越低、质量越高越好。”但“血汗工厂”正在困扰东南亚国家，“孟加拉的生产力还比较低下，柬埔寨也是。上周我们在柬埔寨，那里的劳工问题遍地都是，到处都是工会，到处都在罢工。”

尼尔仍旧对孟加拉那场被称为“服饰零售商之耻”的塌楼惨案记忆犹新，“工人们来上工，非常担心不愿进去，最终被逼进车间。那天整栋工厂倒塌了——建的时候就有问题。一千一百多名工人丧生。新闻满世界都是，照片上有一些知名工厂的商标，我的老板也被加拿大媒体追问”。一家有名的美国休闲工装制造商Dickes,在上海南京路上开有店面，在那之后把所有的生意撤出了孟加拉，搬回了中国。

现在尼尔还需要处理相似的问题，一家孟加拉工厂在洽谈合约时，借用了一个生产环境达标的工厂，在真实生产的时候，却把工人都迁到了一个绝对不可能通过质量检验的工厂。

尼尔把怒火发向了不遵守合同，蒙骗他的孟加拉人，“但是当我用网络通话质问他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本来英文都还流利，那时却都只会对我说，’你说什么？对不起我不是很听得懂。”

但尼尔看到，自从孟加拉塌楼惨案之后，更多的国际厂商在压力下介入生产，开始改善孟加拉的童工、劳动环境、技术等种种问题。

侍文觉得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每天都像在走钢丝。现在很多东南亚国家仍旧无法生产纽扣、拉链、面料辅料，还需要从中国进口。她希望在中国厂商完全丧失优势之前，找到一条生路。

尼尔希望能够当面质问那个失信的孟加拉供货商，但最终没有敢再订一张去孟加拉的机票，而是从上海飞回了加拿大。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或许还不会完全离开中国，我们在这里有一些长期的供货商，我们甚至偏向给中国厂商订单——如果他们能够竞争得过其他供应商的话。不仅是价格上，还有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