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没眼人”:从抗战盲人情报队到走山卖唱的盲艺人

澎湃新闻记者 方晓燕

2016-08-08 16:2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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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眼人”影像片段及他们唱的“辽州小调”。 视频来源 中信出版集团(02:46)
相传,抗战期间,在西部太行山深处有过一支为八路军服务的特殊情报队,所有成员都是瞎子,他们被称为“没眼人”。
仗打完了,“没眼人”依旧在山里走,生老病死,一茬茬地换人,流浪卖唱,行踪缥缈。他们口口传承的,是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辽州小调,如今,被称为“左权民歌”。
亚妮,浙江卫视著名女主持人,为了跟踪、挖掘、记录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歌、他们的故事,整整从屏幕上消失了十年。其间,她跟着这十一个“没眼人”走山、挤炕,参与他们的生活,参与他们的生死,被这些盲艺人亲切地称为“杭州女人”。
因为资金问题,“没眼人”的电影持续拍摄了十年,亚妮一人身兼编剧、导演、制片人;因为资金问题,她卖房、走穴,四处游说,几近倾家荡产。
然而这部拍摄“要饭的瞎子”的电影却吸引了贾樟柯导演介入电影的艺术指导,电影《末代皇帝》的作曲、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作曲奖的苏聪先生,担任电影的作曲和音乐制作。
近日,亚妮的新书《没眼人》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讲述了“杭州女人”与七天、屎蛋、肉三这些“没眼人”亲如家人的缘分,也记录了这部拍摄了十年的电影内外的传奇与甘苦。
澎湃新闻就该书的写作、出版历程及“没眼人”的近况等问题独家专访了亚妮。
作者亚妮
澎湃新闻:最初知道这本新书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没眼人”作为抗战时期特殊情报队的这段传奇背景,您对这段战争悬史是怎么看的?
亚妮:虽然他们没有编制,没有记录,但是我走了很多村庄,采访了很多老乡,这段历史存在于他们的记忆和口口相传当中。所以我信。但有些实证,是需要有人去考证的。书里提到的“没眼人”七天的哥哥亮天,16岁逃出山,之后从县城一直到太原最后到了北京,成了一个很著名的记者,再后来,因为我十年的记录,因为我的原因,他辞职又回到了太行山,他就是要去寻找这段历史的佐证。在他的寻找当中,有两个人,一是在1992年从云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一个叫张广居的人,他是晋中人,当时在那儿当县长,他知道当时八路军召集了一些走山卖唱的“没眼人”,来帮他们做谍战工作的情况,包括如何送情报,如何运物资、运军火等等,他曾经有过一个书面的证明,一封信,后来亮天把这个手写的原件,交给了左权县的档案馆,但据说被档案馆遗失了。另一个证人叫义凡,是当时迁到太行山的中央党校的一个教员,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还活着。据他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随抗日队伍,大批文化人开赴太行山。革命了,盲艺人算卦的路被禁绝,但他们上千年口口相传的说唱艺术,让革命的文化人、艺术人着迷,于是盲艺人直接成了他们的老师。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从延安转移到晋中一带。某天,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干事,看到老乡围着一群盲艺人听歌,正是吃饭时间,都听得入迷,吃空了碗,谁都不回去盛。干事是外地人,听不懂,回去当西洋镜描述给杨献珍听。杨献珍就亲自出来看。果然,一阵哭一阵笑地,气氛十分热烈。可杨献珍也听不懂,于是让当地的教员整理出唱词,把它交给了北方局书记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浦安修又把它交给了彭德怀。彭德怀很快做了批示。于是太行新华书店就出版了“没眼人”唱的东西,那就是后来轰动全国的《小二黑结婚》。原来,赵树理刚写出小说《小二黑结婚》的时候,没被通过,是“没眼人”把它唱出来了。其实,“没眼人”有好些事都是被埋着的,没人问就一直埋着,他们不在乎,山里的老乡也不稀罕。老盲艺人说,战争年代山里有眼没眼都为抗日做事,稀罕个啥!七天的哥哥为查证“没眼人”的悬史,几乎倾其所有。
亚妮与“没眼人”聊天
澎湃新闻:您觉得这段传奇对今天您所描述的这个“没眼人”群体有怎样的影响?
亚妮:我为什么会介入这支队伍,且做了十年的影像记录,还是归结于这支队伍的特殊性。我2002年刚走进这支队伍的时候,当时还活着一个“老情报”,叫王贵明。他跟我讲过他怎么上的日本人炮楼搞情报,怎么为配合“百团大战”做宣传,怎么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运物资等等。盲艺人上炮楼,是要有个孩子带路的,给王贵明带路的,就是我书里写到的“屎蛋”叔。那时他还是个明眼的孩子。屎蛋叔也跟我讲过一些他穿越封锁线跟日本人周旋的精彩故事。可惜,我采访的时候王贵明还活着,我拍电影的那一年,他去世了。其实他们对这段悬史有没有人承认,也不是很有所谓。山里有些人跟他们说,按你们的功劳,应该吃皇粮,可“屎蛋”叔就说,当年打日本人,山里的老乡人人都在为八路做事,难道所有的人后来都要吃皇粮,那皇粮不就堆成山哩?
其实,在太行山,这种流浪卖唱的盲艺人是很多的,唯独左权县的盲艺人跟任何地方不一样,因为他们有这个传奇的背景。也是因为这个背景,至今为止,他们仍保留着军队的传统,管理制度、分配制度、行军制度和人事管理等等,70年沿袭下来,谁都不会去改变它,也不允许改变。虽然,现在的这批人已经跟军队没有关系,但他们在传承“非遗”小调的同时,也把这些“规矩”,其实就是纪律,同时传了下来。我进了这支队伍,就感觉到了一个军队一样。管理得那么好,那么和谐。就说他们计工分,是要留出他们所有卖唱的工钱百分之二十,交给退休的人,就是给那些已经不能走山卖唱的老艺人。虽然战争已经很遥远了,无论“没眼人”是俗称,还是曾经这支队伍的番号,山里人都不在乎,他们依然年年接纳这批人,给他们去“派饭”,让他们睡“派炕”。他们的歌唱就像阳光和水,是缠在山里人的日子里的。山里生了盲孩子,也经常会往这支队伍里送,就是因为这支队伍保全了良好的传统,传承着千年的歌唱,他们为人做事坦然正直。所有这一切,就是这支队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缘故。
2006年在黄河拍摄“没眼人”
澎湃新闻:作为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辽州小调”,目前的保存和保护情况能大概跟我们说说吗?
亚妮:以前我跟“没眼人”提这个“非遗”,是怎么一回事,多么重要,他们就笑,说我们拿来换饭吃的东西咋还这么重要呢?应该说,“辽州小调”保存得非常好,一方面类似像“没眼人”这种以前几乎与世隔绝的群体在口口相传;后来也有艺术团体在继承发扬;国家也在介入,这让它成为中国西部民歌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个支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的进入,很多的介入就成为一把双刃剑。比如文工团、群艺馆等等,为迎合市场,就会改变和融入一些东西,慢慢会损伤一些原生态的质地。它跟我们其他的“非遗”一样,在文明进程中,我们会付出一些代价的。但是这个群体,因为一开始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强迫性地保存了原始性的东西,可能变化会比较慢一些。就我一己之力,可能改变不了那种“非遗”损伤或“逝去”的趋势,但起码,我可以用我的智慧和能力去记录,用某一种形式让它保存在历史中。多少年后,当人们需要回头的时候,可以看到那种原生的东西,它就像历史的车辙一样,留在曾经的土地上。这也是我为什么花十年时间去记录,因为再不记录,这些歌就会随老艺人的去世,被埋进土里。我有时候觉着,我眼睁睁看着这些歌的消失,而不去做些留住它的事,几乎是罪该万死。说实话,要靠那些所谓“非遗”的传承者,那些工匠、那些艺人等等,去有意识地保护传承“非遗”,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这些手艺活儿,他们是用来换饭吃的,一旦有饭吃了,或者有好饭吃了,那些东西很可能会随时扔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艺人们也有私心,因为他手上的活儿是用来换饭吃的,看家的,带徒弟,他可能教你一半,留一半。我们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他们换饭吃的东西是多么重要;我们也有义务让我们的文化人,有能力有财力的人,自觉地去介入这样的保护和传承行为。我常常是连骗带蒙的,请他们喝酒啊,没人的时候,我机器开着,盲人们也不知道,就这样,尽可能完整地、原始地把这些歌记录下来的,包括盲艺人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生活状态。
“没眼人”
澎湃新闻:您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它是一种类似电影手记这样的书写吗?
亚妮:所谓初衷,就是想把那些精彩的故事和美妙的歌带出山,让更多人知道而已。它本来是我的日记,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书。三年前我搬家,日记一摞一摞堆着,我在等车的时候就在那儿翻,翻着翻着,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因为过去很多年了嘛,我认识“没眼人”已经十三年了,我自己当时看的时候也惊讶,怎么还有这事儿!三年前,我的电影已经因为资金基本停掉了,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沮丧。那天看着那些日记,那些和盲艺人的日日夜夜,跌宕起伏的故事,我想我不拍了,怎么跟“没眼人”交代?怎么跟苏聪老师、俞胜利、贾樟柯、王刚他们交代?怎么跟帮助过我的人交代?人家想,你忽悠完了,怎么啥事儿也没有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因为大家不可能跟着我进山,他们甚至会怀疑这事儿的真伪!所以我想是不是先把这些故事告诉大家,起码我对大家有个交代,让大家知道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所以这个时候我萌生了写本书的念头。
澎湃新闻:那出版的过程顺利吗?
亚妮:我当时一口气写了二十几万字,换过好几个人称,写了好几版。后来给过很多出版社,都不肯出。其中有一个出版社的老总还是我的朋友,他说亚妮啊,这本书卖个一两千本顶多了。我说我自己出钱印行不行,他说你自己出钱能印多少?没人看,意义不大。后来我去找广发银行的行长金海腾,他是我的大哥,“没眼人”拍摄从一开始就得到他的支持,他甚至把他的工资和储蓄借给我。金海腾把这本书,交给了中信出版集团。中信集团最早的反馈也是不出,后来中信出版集团商业社的沈家乐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看了一个晚上我的书稿,哭了一宿,非常感动,说她一定要说服所有的领导出这本书。如果赔本,她愿意承担后果。我说,家乐,如果赔本,我跟你一人一半。到了下午,家乐就特别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书的出版通过了。但是,要改,二十万字绝对不行。后来,我就从二十万字改到十七万字,再到十四万字。不得已,把很多人物合并了,因为最初有二十五六个人物,很多故事就分载到最后的十一个人身上。为了让读者有感性的认识,照片我也不想动,所以只好拼命删我自己的部分,心理历程等等。“没眼人”的故事尽量保留,以保证“没眼人”主题的通畅和完整性。最后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包括封面,我当时也是跟家乐几乎吵架。她希望文艺一点,我不同意。我说这是一个来自土地的书,它一定要有质感,读者看到你封面的时候一定要直抵心灵,包括内页设计也是。当时为了考虑节约篇幅,设计师希望两个页面多放照片,我说不,就放一张照片,因为很多东西要有震撼感,必须要一整张才行。
《没眼人》书封
澎湃新闻:编辑提到说,当初接这个选题时曾担心这本书会不会“叫好不叫座”,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担心,好像书的初期宣传比较突出抗战盲人情报队的传奇前情,这种宣传上的侧重会不会与书的主题和您的初衷略有偏差呢?您介意吗?
亚妮:其实,一开始我和家乐真的都担心这本书的市场。现在中国都处于泛娱乐状态,这种人文类书籍,它的读者会有多少,实在无法预测。书下厂的那天,家乐来电话,也没有很兴奋的样子,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现在这个书已经快突破十万了,前两天我在杭州机场的中信书店,想买一本书带去送人,没找到,就给家乐打电话。结果家乐回答,是卖断货了。
澎湃新闻:纪实类的文字也好、影像也好,常常会有一种两难,就是本来是为了记录和保护而将之公之于众,而公之于众之后又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那种原生态,对此,您有预期或者担心吗?
亚妮:我从1993年做“文化时空”到2000年改版成“亚妮专访”,我一直在大山里跑,一直在原住民地区记录。广西的十万大山、青藏高原、彝族大凉山,所有的大山几乎跑遍了。太行山还真不是太艰困的地方。在我这十年的前十年,做了太多的关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焦点人物和非常事件的记录。很多都是因为我的介入,传播之后有了各种改变,后来就不成样了。有时我在想,如果不是我去挖掘他们,也许很完整地还在那里,这个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媒体是把双刃剑。“没眼人”我也预料到的,但很无奈,很多事,我一己之力是做不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活在另一种状态中。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记录了一些“没眼人”可以说非常私隐的东西,比如身世、感情生活,甚至写到了做爱,出现了洗澡的照片等等,您有担心会遭到伦理方面质疑的声音吗?
亚妮:我写这些东西、拍这些影像,都是在征得他们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包括我的书出了之后,也是专门有人把书读给他们听。我写得很客观,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表现阴暗、肮脏的东西,我喜欢善良、光明、欢乐,所以尽管这里面有写到他们的隐私也好,争斗也好,所有的故事最后还是归到“善”,归到“光明”。事实上,他们最吸引我的,让我介入进去,也是因为他们那种坦然和自由,那种光明和欢乐。
亚妮与“没眼人”一起吃饭
澎湃新闻:除了过世的肉三、屎蛋,其他“没眼人”目前的生活状况如何?
亚妮:特别好。前两天我还问七天,收入怎样?他们说,现在一个月一两千块钱是没问题的。这让我都惊讶,因为在太行山那种很偏僻的山区,这是很多的钱了。现在他们有医保、有廉租房,甚至也有了照顾他们的女人。这几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要去四川做一个公益演讲,他们邀请盲人同行,给了盲人一些钱。我算了一下,如果少去几个人,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当工钱发给他们。于是我就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队长七天。没想到,当晚他们就吵架了。七天很委屈地给我来电话,让我解决此事。原来,所有的人都认为,钱不重要,荣誉最重要。几个人去几个人不去,不去的人感到不光荣。于是我只好把所有的钱给他们当了路费,去挣这份光荣。
澎湃新闻:您目前还跟他们保持着频繁的联络,还要帮他们处理包括生活、情感上的一些状况吗?
亚妮:会。我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像家长一样。过段时间我就得问一下,你们怎么样啦?他们就会跟我说谁谁谁病了,药很贵,我就赶紧到医院去给他们配药。谁谁谁又怎么样啦,反正就是放不下,是一种牵挂。
亚妮与“没眼人”一起挤炕
澎湃新闻:您在这十年时间里,跟“没眼人”关系极其亲密,情感上涉入得很深,您自己也在书里提到“怀疑自己跟没眼人的关系是否正常”,您怎样评价自己这种“职业和情感的混淆”?
亚妮:贾樟柯导演也曾告诫我要“职业”。其实从理性上来讲,作为一个职业工作者,作为一个记者,我觉得我这个状态是不可取的,是有悖于职业常规的。但是这个群体又很特殊,可能也因为我是女性,很难看着他们有困难、有难处你不帮助,久而久之,人是有情感的,就像家人一般,你就放不下了。
2007年在红都村拍摄“没眼人”
澎湃新闻:目前电影的进度如何?大概会在什么时间上映?
亚妮:前期拍摄已经完成,现在要进入后期制作,包括CG等,都要完成。目前还是因为资金问题,暂时搁置。我希望今年年底或者明年能把它完成。
责任编辑:方晓燕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亚妮,没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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