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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陆谷孙先生:风起,唯有努力生存

裘小龙
2016-08-07 10:0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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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收到友人发来的微信,告知陆谷孙先生去世的消息,难过之余,突然有点像法国诗人瓦莱里所说的那样,似乎是诗创作前那无以名状的节奏感,不停地在下意识里转,但又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接着,微信圈、微博圈关于陆先生的追思、追忆文字纷至沓来,相识的、不相识的都在转。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人们引用得太多的套语了,但在这样的时刻,套语也成了人们努力把消逝的一切套在其中的可能。

这许多年来,我受益于陆先生良多,彼此交往的机会却不算多,踌躇一番后,还是觉得要把一些忘不掉的细节写下来。弱水三千,也不妨增我的一瓢吧。

陆谷孙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徐蓓忠2016年7月15日摄于陆先生家中。

我最早听到陆先生的名字,还是“文革”中在外滩公园自学英语的日子。我与几个同样年少气盛的“公园同学”,私底下排了一个“中国英语大家”谱,把陆先生排入“天罡”座次。但是我们这些待业青年,当时是没有机会走进复旦校园的,只能在想象中仰望“大家”。“文革”后八十年代初,我从中国社科院毕业,给分配到上海社科院,没想到是与陆先生在淮海路上同一座大楼里上班。他在词典编辑组,我在文学研究所。说到底,那时自己还是年轻,一味忙着写诗译诗写评论,偶尔在社科院大楼走廊里见到陆先生,大多也是匆匆寒暄几句。不过,时不时还是能读到陆先生的文章,还有关于他的文章,而且,几乎每天都要使用他主编的《新英汉词典》。到了1987年,社科院开始评高级职称,按规定需要有一位院外权威人士为我写推荐信,王道乾先生知道我与陆先生没什么特别关系,说不妨去找他试试,反正近水楼台也方便,不行再另找别人。于是我真就捧着一堆资料,冒昧地去找陆先生了,没想到他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关于这段经历,陆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是这样写的:

待裘小龙攻得硕士学位,分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才有谋面机会,但因出处殊途,未成大好,只是从彼此发表的文章中认识对方。裘出国前找我写推荐信(这里陆先生记忆有误,应该是职称评定推荐信),捧着一大摞作品,碰着我这痴人居然是逐文逐书翻读一遍才动的笔。记得裘作中有剖析《呼啸山庄》现代主义成分一文,论前人虽有所感而未及就者,尤得我心。于是推荐信写得内容充实,言辞真切,非语涩意窘推辞不去的“遵命文学”可比。近读裘文,了解到“文革”期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苦读英语的情景,格外感佩,当年如把此等闳远之志写入推荐信,自必更为生动。

我还记得这是职称评定推荐信,因为我当时是院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陆先生写的推荐信,竟阴错阳差地也送到了我手里。信确实写得“内容充实,言辞真切”,我尤其还记得陆先生特意提到,我的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观点”,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中的现代主义成分,做了另辟蹊径的分析。我在文章里这样写,陆先生在信里这样评,应该说都是真诚的。

随后的职称评定相当顺利,我被“破格”评上副高级职称,陆先生的推荐信很可能是起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不久,我获得一个基金会的奖金,去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作一年学术研究。我当时其实与陆先生的想法接近:去国外进修,在国内做事。只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一年,我未能按原计划回国,为了保持身份,只能改而在那里读博士学位,同时开始用英文写作。大约是到了2000年,我回上海时带了本在美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古典爱情诗词选》,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的编辑建议说在中国出一个版本,但最好要有一篇国内学者的序文。于是又想到了陆先生。

那些年还不怎么流行电子邮件,与陆先生早失去了联系。幸亏,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在编《万象》杂志,陆先生常在上面发些文章,写得风趣横生、汪洋恣肆,但因为扎实的学问功底,又特别耐读,让我想到英国文学传统中,一身兼词典家与散文家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我有时也为那本杂志写些东西,因此互相都还能知道对方的一些信息(上面引文中他提到我在外滩公园学英语的那段,记得就是发在那本杂志上的)。

就像当年的职称评定推荐信,《中国古典爱情诗词选》的序他也一口答应了。序文的一开始就说,“如今此书要出大陆版了,小龙希望‘大龙’(鄙人肖龙)做一篇短序,睽隔二十年后宴叙上海外滩金砣岛饭庄,此请不敢不从。”

“金砣岛饭庄”没错。是陆先生选的这一饭店,说是因为他从五角场过来,到外滩不用换车。我还记得,是因为当时颇有些不平:像他这样学术成就的学者,年纪也已大了,学校该给他配一辆车的。自然,他还是挤着公交车过来了。

序文没有空洞的客套文字,而是直截了当地对诗歌翻译作了客观的探讨。“译文最大的特点是直白,忠实于原文,力戒藻绘发挥,连‘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句中的‘灰’字也照样译作‘ashes’。大家知道蜡烛燃尽尽成烛油(wax)而并不化作灰烬,裘译虽悖生活原貌,却以‘灰’字的各种凄惨联想尽显原诗情貌,不由得你不接受这种译法。五味虽甘,宁先稻黍,应当说把原诗的本体意象如是传达,对外国读者是尤为对路的译法,深受中国古诗意象激发灵感的Ezra Pound等大家也说过类似的话。反观坊间有些以译介中国古诗自诩的先生,动辄强做解人,冥识玄诠,又殚精竭虑,靡辞笔端,这样活译(有人称野译)出来的东西很容易失真走样,对于促进中外诗缘乃至文化交流不利。”

陆先生文中关于“灰”与“烛油”比较,我先前也想过。就忠于原文而言,英文译成“烛油”定不错,却少了中诗中“本体意象”的联想。陆先生不是按词典中所能找到的字面定义,而是从文学批评中的互文性角度对此首肯,尤其难得,他关于Ezra Pound等意象派诗人侧重意象的写法、译法,也是一语中的。我后来还在一篇论文中引用了他的观点,论证诗歌语言的要点之一,就在于语言的引申或联想意义(connotation),而并非语言的字面意义(denotation)。

对我来说,序文中的最后一段更有着特别的意义。“我虽非世外闲人,但从本人刻骨铭心经历出发,参阅他人经验教训,对盟誓缱绻,爱如连理之类的佳话向有保留,近尤觉甚。在爱情诗选的序文里写上这么几句话,显属煞风景,愚意在于以读者身份表示一点期望:博学审问如裘小龙先生者,烹过小鲜,必有兴观群怨之大作,读后如凉水浇背,如醍醐灌顶,更能引得国际文坛瞩目,发生盛大,何其美哉。”

作为爱情诗选的序,这样说是有煞风景的地方,但我受艾略特的影响深,理解陆先生为什么这样说。浪漫主义的抒情有时难免是滥情,有时甚至自欺欺人,与世事无大补。更重要的是,这引出了陆先生隐隐对我的失望,以及多少还存有的希望。他提醒我,这样一本译诗选充其量不过是小鲜,他期望着我能写出要有意义得多的作品,这对我来说,真有“凉水浇背,醍醐灌顶”般感觉。

于是下一次回国时,我带了陈探长系列中自己还感到满意的几本小说。不过,跟陆先生打电话时,心里还是忐忑。虽说这些书已被翻成二十多种文字,但毕竟属于类型小说,恐怕也不一定能入他的法眼。又是没想到,陆先生说在我前面,说在英文报刊中看到评论、介绍有关中国的作品时,几乎都要提到我,他其实甚感欣慰。他接着还为译诗选写的序文道歉,说是当时写得太快,不够满意。

在随后几次回国探亲或开会中,我时有机会见到陆先生,却一直未能有机会问他对我其他作品的评价。私底下又觉得这也有好处。在没有答案的悬念中,能一直逼着自己去写些好的作品,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引得国际文坛瞩目”。

那些日子,陆先生还兴致勃勃写起了微博。这些博文不仅仅体现了他在辞书编辑上的努力与成就,更显示出他是个真正充满人文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读了甚至还有一种感觉,“文革”使他编起了词典,词典的编纂工作使他在“文革”中免受没顶之灾,后来更成了他学术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却未必一定就是他的初心。我于是成了他微博的忠实读者,他因种种原因一度“停博”,我跟帖呼吁。他“复博”时,戏称“裘大侦探”也是他气急败坏的粉丝。也确实是。我当时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人文中心兼任理事,要设一个奖,我就推荐了陆先生,因为他的《英汉大词典》,也因为他的微博,但由于他的谦逊不合作,也由于我的拉票努力不够,最后未果。

大约四五年前,我有一次去复旦讲课,他特地托一个同事来致歉,说他身体不是太好,无法过来听讲座。这自然又是他谦谦君子之处,但随后几次回国,我就犹豫着不敢去轻易打扰他了。好在时不时能在报刊上读到关于他的消息,觉得也不妨相忘于江湖而相望于江湖。今年年初回国,听朋友说他抱恙参加吴劳先生的葬礼,于是又拖了下来,打算到来年天气暖和时,再找机会聚聚……

从清晨到现在,记忆像不断翻开、令人眼花缭乱的书页,尽管其中那无以名状的节奏感还在盘旋,依然写不出自己的诗,只是想到了瓦莱里的《海滨墓园》中的几行:“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 / 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 / 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 / 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确实,想到陆先生时,大海又在重新开始,我还得继续写下去,“风起,唯有努力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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