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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纪念茅盾抵沪100周年:没有上海就没有茅盾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6-08-07 09:22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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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09日,北京,茅盾蜡像。  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16年是茅盾诞辰120周年、抵沪100周年。

8月5日上午,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共虹口区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茅盾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系列纪念活动在中共四大纪念馆举行启动仪式。免费开放、展期共三个月的《弥满着生命力的人——茅盾诞辰120周年暨抵沪100周年纪念展》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同时开幕。

8月5日下午,由中国茅盾研究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茅盾抵沪百周年纪念暨第十届全国茅盾研究会年会”也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这届年会还选出了新一届理事会,上海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担任新会长。

研讨会现场。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茅盾长孙沈韦宁在启动仪式上感慨:“上海是我爷爷生活和战斗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事业成就的大舞台。从他事业成长到生命结束,上海都是他感情最深、投入最多、发表作品最集中的地方。”

中国茅盾研究会前任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钱振纲也表示,茅盾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固然与其杰出才能及积极努力分不开,同时也与他长期工作过、居住过的上海,分不开。

钱振纲说,茅盾从1916年抵沪到1949年定居北京,期间有二十年时间是在上海渡过。“在商务印书馆,他从一名默默无闻的青年学子成长为《小说月报》的主编,极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子夜》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最杰出长篇小说之一。这部杰作不仅写于上海,而且写的也是上海。他的其他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大量的翻译作品,也多产生于上海。”

“自鸦片战争开埠以来,上海形成一条联系东西方文化的纽带、一个中国人观察世界的窗口。茅盾在这里创作了《蚀》三部曲和《子夜》的时候,这里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茅盾来到上海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机四伏和文化大转变的时代。一百年过去,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进一步的完善,仍任重而道远,茅盾先生心怀天下的博大胸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所提倡严肃文学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钱振纲说,“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文化伟人的意义所在。”

上海,位于山阴路132弄6号的茅盾故居。  东方IC 资料图

茅盾与上海的关系,可作为研究新线索

“茅盾自己曾说,如果不是到上海来,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可能就没有他以后的文学道路和文学事业,也不会有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系列的地位。”杨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很多茅盾研究者对此也不陌生。

“但作为一个文学史问题,强调现代作家与城市生活的关系,以此来展开研究,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并不多见的。”杨扬说,宋明清时期有关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还比较多,但中国文学史上有城市生活以及城市背景的文学写作历来薄弱。至于成功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中国现代进程中,城市生活的经验类型较之传统有了很大变迁,这在文学本身有什么反映?茅盾的创作,是极少数较为成功的文学案例。”

“从研究角度来说,我们此前对茅盾和城市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杨扬认为,今后学者可以以茅盾与上海的关系作为文学史研究的线索。

以《子夜》为例。“《子夜》的确很能体现茅盾与上海的关系。”杨扬将茅盾笔下的上海与1940年代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对照,发现茅盾笔下的上海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国际大都市、灯红酒绿、高楼大厦。尤其像证券交易所、舞厅、租界、大型纺织工厂等,确是上海才有的现代标志性景观。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大都是灰色的弄堂,进进出出的小市民,呈现出大上海陈旧、颓废的一面。

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茅盾的亲笔书信。  高剑平 澎湃资料图

“相比之下,茅盾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观照是带有政治意味的。在茅盾看来,上海一方面是现代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场所;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生活与批判性内容交织在一起的表现空间。像《子夜》中几种社会力量的集中展现,是茅盾对上海都市生活的高度概括,有着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在杨扬看来,茅盾不否认上海都市生活的多样性,但他觉得那些吃喝玩乐的小市民生活太无聊,只有那些强势政治才是左右这座城市的力量。所以他借助小说来表现城市生活中真正称得上强势的社会力量。

“我们强调没有上海,就没有茅盾。茅盾的文学黄金岁月是在上海。”其实何止是茅盾?杨扬说,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岁月都与上海有关。“1920、1930年代上海是中国文学的中心,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巨匠都在这里生活,亭子间里有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这种气象,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

“但我觉得,对这些文学现象不能仅停留在感觉印象这个阶段,而要进入到文学史研究中去了解和掌握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活动的来龙去脉,以及从理论上对一些文学史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

茅盾在上海时用过的书桌。

研究茅盾,不能简单下结论

在学术研讨会上,各学者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展开交流。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从茅盾的日记中发现大量的观影记录。比如1960年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在1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有19次20余部观影活动。其中既有国产片《飞渡黄河》、《林则徐》、《游园惊梦》,还有十余部外国电影,比如法日合拍的《广岛之恋》、波兰影片《火车》、苏联全景电影《马戏》等。

“这些外国电影除了有些是出席外事活动所看外,绝大多数是在文化部小放映室看的内部片,相当于内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文化高层始终关注着西方国家的电影艺术探索。”刘海波说。

有意思的是,对于《林则徐》这部片子的评价,茅盾在日记中改了三次:从“此剧甚好”,到“此剧一般”,最后到“此剧甚坏,林则徐这个人物是刻画得很不尽理的”。刘海波分析,这恐怕也和当时茅盾的自我保护有关。

到了1966年,茅盾在全年日记中的观影日记已经不多,只在五六月份有过四次,分别是《不夜城》、《红日》、《阿诗玛》(还有一次不记名)。“此时茅盾已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观影全部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刘海波更发现,提到上述三次观影时,茅盾无一例外地都加上了‘坏电影’这个限定。”

“到了1968年,茅盾一年的日记中再无任何观影记录。”刘海波说,日记只在6月5日记录接待上海“红卫兵制片厂”来人外调材料时,提到该厂就是原来的美术电影制片厂。“据这一年的茅盾日记记载,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应付来自全国各地的调查,涉及周扬、瞿秋白、丁玲、王一知、陈望道、李达、孔令杰、孙席珍、盛舜、金仲华、马国梁、亦石、张世禄、梁闰放、周而复、田间、蒋寿同、夏梅芳、李振山、白秉德、王力、冯沅君、范志超、吴持者等人。”

“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划阵营,下个对错结论,而是要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从作家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创作状态,来理解政治作为一种现代生存状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杨扬认为,像茅盾、丁玲、周立波、田汉、夏衍、艾青等一批作家,坎坷的政治生活让他们抵达日常生活难以抵达的生死境地,体会到平常人所难以体会到的滋味。“这些人生经验帮助他们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与此前、此后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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