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脚，走台湾︱我所经历的两岸史学交流

引子

2016年4月中旬，“互动与新局：30年来两岸近代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讨论会”在台北举行。举行这次会议背景是：台湾地区选举结束，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执政已成定局，台湾的会议主办者预感到两岸关系将发生变化，史学交流难免要受到影响，所以赶在5月20日当局交接之前，对30年来的两岸近代史学交流进行一次回顾，对未来有所展望。

经过近30年的交流与磨合，举办一次两岸近代史学界共同参与的学术会议已是相当容易的事情，然而，这次会议却遇到了一些“意外的麻烦”：会议的主办单位由台北“国史馆”更改为“中国近代史学会”，经费遇到困难，会议地点临时更改等等。最后与会的大陆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天石、张海鹏、王建朗，南京大学张宪文，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中山大学桑兵，复旦大学吴景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浙江大学陈红民等11位；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未能与会，提交了论文。台湾方面与会的，既有张玉法、蒋永敬、张朋园、陈三井、吕芳上等史学界大咖，也有黄克武、周惠民、刘维开、张力、黄自进等中生代的学者。

忆往昔，学者们对30年来两岸近代史学界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筚路蓝缕，从对立、隔膜走向交流、融合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肯定，台湾学者陈三井曾以诗的语言“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海峡春潮，从此千山可任行”，形象地概括两岸史学交流的各个阶段。但话题转到未来展望时，则与会者普遍有着不确定的忧虑，台湾学者更有“往日盛景不再”的担心。会议结束时，主办者将在两岸近代史学界交流起步阶段作出贡献的邵玉铭先生（曾任台湾“新闻局长”、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请到现场，希望他的经验能对未来有所启迪。不意，邵先生开口就说，接到邀请后本不想来，因为根本没想到两岸关系会退到今天这一步。邵先生的感言，出乎组织者的意料，言者心伤，闻者唏嘘。

学者们的预感果然没错。5月20日民进党上台后，台北“国史馆”馆长由绿营学者吴密察出任，旋即风传“国史馆”档案将不再对大陆学者开放。7月底，“国史馆”以书库搬迁为名，宣布“闭馆”一段时间；7月28日，“国史馆”更宣布，自8月1日将依照相关规定调整“数位档案检索系统阅览事项”，其要害就是以“平等互惠原则”为借口，取消大陆、香港与澳门学人申请查阅其典藏档案的资格，换言之，要对大陆学者封锁“国史馆”等处的资料。这是陈水扁执政八年未敢采取的措施，蔡英文上台不到3个月，就这样做了。

近期从台湾传来的消息表明，与两岸近代史学界交流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在紧缩。或许，陈三井先生所乐观展望的“春江水暖，山登绝顶我为峰”的盛景，短期内不会到来，反而会步入一段停滞甚至倒退的“冰河期”。

在这一背景下，将20多年来笔者参与两岸近代史交流的所见所闻与所为做一简单的回顾，不无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个人经历是学界交流的沧海一粟，难免有诸多局限，片断回忆更难面面俱到。但个人经历或许比全面总结更真切，亦能有以一斑窥全豹之效。

我所经历的两岸史学交流

距笔者1995年9月赴台北参加“两岸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已过了20多年。

第一次到台湾时曲折的经历历历在目：办理入台手续的艰难，从深圳进入香港，在中环换取证件时的周折，遇台风飞机延迟启航及空中巨大颠簸的惊吓，到达时需将大陆证件交“救总”柜台的规定，及张玉法老师坚持在机场等候的感动等等。那次，大陆多达30余位的史学工作者来台参加会议，在两岸史学界的交流上，规模空前。

从那之后，笔者赴台参加会议、查资料、客座任教，前后有14次，在台湾居住的时间累计超过200天，与学者、学生与各界台湾朋友交流。笔者20年的台湾经验，应是两岸史学交流较典型的个案。

1995年的台北会议，是两岸学者首次共同庆祝抗战胜利的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中有章开沅、王桧林、张宪文等前辈学者，笔者是其中资历较浅者。十年后的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年时，台湾发生“政党轮替”，由中正文教基金会主办“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研讨会，只邀请4位大陆学者，加上在台访问的3位大陆学者，共7人参加，时间是在10月25日，地点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规模较前次小了很多，主题也扣在“台湾光复”上。2015年7月，“国史馆”等单位主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规模空前，邀请世界各国各地研究抗战、二战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大陆学者有9位。笔者是2位有幸参加了三次在台北召开的抗战胜利纪念学术会议的大陆学者之一，感慨良多。

二十年间，笔者多次赴台参加会议、查阅资料、客座与讲座，在台举办讲座与交流单位包括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大学、暨南大学、淡江大学、中央大学、中研院近史所等。赴台参加的学术会议，除上述3次抗战胜利纪念会议外还有：

2006年5月，“冲突与融合：中西文化交流史学术研讨会”；2006年12月，“族群、历史与文化：亚洲联合论坛”、“中国近代史学会年会”；2007年5月，“第三届文化交流史：点与线的观察与思维学术研讨会”；2007年12月，“近代中国国家的型塑：领导人物与领导风格学术研讨会”、“第十六届中韩文化关系学术会议”；2010年12月，“《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2011年6月，“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学术研讨会”；2012年6月“第四届汉学会议”；2012年9月，“近代国家的型塑学术研讨会”；2013年11月“国共关系与中日战争学术研讨会”。

此外，笔者曾于2000年11-12月到台湾政治大学访学1个月；2007年3-6月应邀任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讲授“1930年代的中国”（研究生）、“民国史史料学”（本科生）两门课；2013年11-12月在东华大学历史系客座（系列讲座5场）。

笔者也曾邀请台湾学者来浙江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讲座。

2007年7月，承刚过世的胡春惠教授支持，浙江大学与政治大学、香港珠海书院联合在杭州举办“第七届两岸三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许多台湾师生参与；

2010年4月，浙江大学与中正文教基金会、香港珠海书院在杭州共同举办“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陈鹏仁、蒋永敬、陈三井、邵铭煌、张力、林桶法、刘维开、蒋方智怡等台湾学者参加。2012年“第二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有邵铭煌、李盈慧、张力、李南海、陈英杰等台湾学者参加。2014年“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第三届会议，朱云汉教授率蒋经国基金会一行，吴祖胜率中正纪念堂一行，张力、傅应川、潘邦正、王文隆、任育德等台湾学者参加；

2013年9月，在杭州举办“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工作坊，台湾学者古伟瀛、潘光哲参加。

笔者曾先后邀请张玉法、蒋永敬、陈鹏仁、吕芳上、黄克武、张力、周惠民、黄自进、刘维开、潘光哲、侯坤宏等学者来浙大蒋研中心讲座与参加工作坊；签署台湾政大历史系、东华大学历史系与浙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的合作协议，并与政大人文中心关于共建“蒋介石资料数据库”的合作；曾作为中华发展基金资助吴淑凤、张慧盈的大陆指导教授，接待台湾研究生，并延聘尤淑君、陈群元两位台籍博士来浙大工作。

两岸史学交流中的民国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者间最易产生歧义与争鸣的部分。因缘际会，笔者的研究还是偏重于历史人物，尤其是对于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研究，从两岸学术交流中获益匪浅。

1. 胡汉民的研究。1980年代初，作为大陆高校系统中首位中华民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笔者选择了胡汉民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当时，两岸史学界不仅消息隔绝，且对胡汉民的看法大相径庭。大陆方面虽有学者开始涉足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那段历史，不再因其是国民党内早期“反共”的“右派”，而对其全盘否定，但总体上对其1925年后的历史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台湾方面，则因胡早年追随孙中山参与辛亥革命、后期积极主张“清党”、“分共”，参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奉其为“革命先进”，但对于胡汉民1931年后因政治分歧被蒋介石拘禁，参与组织西南对抗南京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历史讳莫如深。

题目选定后，笔者在努力搜集大陆地区资料的同时，也注意找台湾地区出的胡汉民文集与回忆文章，发现均没有收录胡汉民1931年后的文章。在胡汉民的简略传记中，其遗嘱中“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一句，也受台湾政治环境影响被改为“非澄清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有位日本东京大学的朋友，特意从东京寄来蒋永敬先生所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先生从国民党党史会退休后转任政治大学教授，对史料的发掘与解读胜人一筹，他的大著对我有所启发。当然，蒋著也限于资料，对胡“约法之争”之后的历史记述简略，对其反蒋活动采用“春秋笔法”。

1985年，笔者的硕士论文《论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完成，此文对胡汉民晚年坚持“抗日”、“倒蒋”主张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受到大陆著名史学家李新的高度评价，认为该文解决了对复杂民国人物的评价问题，即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大约在1991年，蒋永敬教授访问南京，他对笔者在胡汉民研究方面的工作十分肯定，认为正好弥补了他之前的缺憾。之后，我们结成学术上的“忘年交”，对笔者时加教诲，对笔者的学生也是“诲人不倦”。

1996年笔者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时，收集整理了胡汉民女公子胡木兰捐赠给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同时得知，胡女士是将资料一分为二，有一部分资料捐给了台湾的国民党党史会。2000年，笔者获中正文教基金会的资助，专程到台北搜集了这部分资料，使其完璧，并将所有资料整理编辑成15册《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于2005年出版。

在研究过程中，中研院近代史所张瑞德研究员、余敏玲副研究员分别将其在“国史馆”与前苏联搜集的相关资料复制赠予。笔者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史学会、中央大学等单位的会议或讲座中，均以胡汉民相关研究作为报告内容，在《政治大学历史学报》上发表过《胡汉民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关系之探讨》的论文。台湾师范大学硕士生张慧盈撰写胡汉民相关的学位论文，其导师吕芳上教授委托笔者指导。

2014年，笔者编辑了《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以国民党党史会的《胡汉民先生文集》（四册）为基础，补充了《前进报》、《三民主义月刊》及胡木兰所捐赠资料，尤其是胡晚年的代表性文章，成为迄今较全面反映胡汉民一生思想的选本，涵盖了两岸与美国所存的胡汉民资料。

2. 蒋介石研究。在蒋介石研究方面，得到台湾同行的惠助与支持就更多。2007年笔者从南京大学转调至浙江大学，建立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以蒋介石为研究对象的“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冀借助“天时、地利、人和”，推动大陆地区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化与国际化。筹备建立该中心过程中，笔者正在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就近征询一些朋友的意见，得到广泛的支持。其时，黄自进研究员正已在台组建了“蒋介石研究群”，邀请大陆与日本的学者加入。他利用山田辰雄教授（日本蒋介石研究会召集人）访台之际，约我们长谈，对浙大蒋研中心的动作方式、研究特色与重点等方面加以提示。这对起步阶段的我们有极大的帮助。此后，黄研究员主办蒋介石相关的学术会议，均邀请我参加，他也亲赴杭州，在浙大开办讲座。

能在大陆召开一次蒋介石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是浙大蒋研中心的重要目标，为此，我曾与中正文教基金会执行秘书邵铭煌先生多次协商，他说这也是基金会多年的理想。2010年，浙大蒋研中心获准在杭州召开“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中外学者论蒋介石》的会议论文集。2012年、2014年，浙大蒋研中心又在杭州举行过蒋介石研究两次国际学术会，均有台湾学者参加。

笔者近年赴台参加的学术会议，论文报告多与蒋介石相关。浙大蒋研中心的青年学者、学生，也多人次到台湾查资料，向前辈学者请益。

在研究资料方面，笔者从2000年起，多次赴国史馆查阅“蒋中正档案”、“蒋经国档案”、“陈诚档案”，在近代史所档案馆查“朱家骅档案”、“陈诚档案”等，用于研究。潘光哲、高纯淑等向我提供过蒋介石与胡适关系的重要史料。

以上研究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学术经历，可以说，如果没有两岸的史料开放、学术交流、学者间的交谊、激荡与互助，相关的课题不可能如此深入。在此，感谢所有协助过的单位、各位前辈与同辈的学者。

感想与期望

包括史学交流在内的两岸学术交流，总体上受制于两岸关系的大环境。20多年来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途径与方式越来越多，参与交流的学者已大约有了四代人（70-80岁的一代、55-70岁的一代、40-55岁的一代、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学生一代），有的甚至在对岸就业与求学。总体上讲，未来两岸在民国人物研究方面合作交流的路会越来越宽广。反过来，学术交流的深入，也会在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加深两岸互信与融合方面起正面与积极的作用。

细究近30年来两岸中国近代史领域交流所取得的进展与成就，不能不提到两岸重要学术机构与学者的巨大作用，如台湾方面的“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所、政治大学、中国近代史学会、中正文教基金会等单位，及张玉法、吕芳上为代表的学者，大陆方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中心及章开沅、张宪文等学者。他们有着推动交流的使命感，克服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在两岸尚未正式开放交流之前，就已想方设法寻找学者间交流的管道。未来两岸的交流，仍寄望于掌握着各种资源（史料、资金、学术人脉网络等）的学术单位及其主官、知名学者们能再接再厉，付出积极的努力与行动。

就个人的经历与观感，之前由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两岸史学研究交流过程中，台湾的单位与学者在资金诸方面付出得稍多些，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应该有所反哺与回馈，承担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