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周振鹤：外滩源的概念完全是错的

在今天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集聚了一批建设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近代西式建筑，这被视为是近代上海的标志性的景观。特别是由圆明园路—北京东路—虎丘路—南苏州路围合的地块，更被命名为“外滩源”，集中坐落着上海开埠早期的几幢优秀历史建筑，即使是对近代上海不怎么了解的游客来说，只从“外滩源”这一名字大概也能知道，这里是近代上海的开端，是外滩之始。的确，这一地块是外滩万国建筑群中较早建设的一批，不过，若认真追究起上海租界的建设史，追究起外滩近代化的起始，此处“外滩源”的提法完全是错误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近年指导学生利用道契、年鉴与行名录等资料对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具体而微的研究，特别是外滩地区，已经实现了由逐个地块拼合而成的城区地图，也复原出了开埠以前的外滩风貌。8月6日，周教授做客上海图书馆，以“城外城：上海城市早期近代化进程的分析”为题进行了一场讲座，讲座中，他特别对“外滩源”这一提法进行了驳正。

城外城：外滩是如何兴起的？

与福州、广州等近代开埠城市相比，周振鹤教授认为，上海城市的近代化有其独特之处。“在广州、福州这样的传统城市，只能是旧城的改造，在上海，是新城的兴起。”以外滩为核心的租界城区，相对于上海老城厢，就是一座“城外城”。当然，租界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中经历了几个阶段。

周教授在讲座中指出，开埠前上海的繁华之地集聚在港口附近，即从董家渡到十六铺一带，也就是上海城的东南地区。而且，这里也是洋人最早的落脚地。“起初洋人只能住在上海老县城里，即使租界刚产生时，也很少住在租界里，多住在南市城外沿黄浦江一带的民房里。”1849年7月21日，原在大东门附近姚家弄的英领事馆迁入外滩新址，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外滩看到的英领事馆。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洋人在上海城北购地建房，并有外侨陆续迁居到这里，上海的繁华之地也随之由城东南转向了城东北及城北。近代上海第一批道契签发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末（1847年12月31日），而在此之前，1844年就已经有洋人外商以私下交易的方式在城北租赁了土地，并于道契制度出台后立刻换立了道契。

讲座中，周教授援引了不少时人的观察文字，从中可见上海城市的变化。其中一位名叫Robert Fortune（福钧）的苏格兰植物学家曾于1843年来华，当时他正是借住在上海老城区的民屋中。1848年，他从英国再次来华，写道：“我在英国住了将近三年之后，现在（1848年9月）又坐在上溯黄浦江开往上海的一只中国小船里了。驶进上海时，我首先看到的是桅樯如林，不仅是前次来上海时引人注意的中国帆船，而且还有颇多的外国船只，主要来自英国与美国。……但是除了航运以外，更使我惊异的是江岸的外观。我曾听说上海已经建造了英美的洋行，我上次离开中国时的确有一两家洋行正在建筑，但是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立起规模巨大的一座新的城市了。”

所谓“新的城市”，不单单是“平地起高楼”，而且是迥然不同于中国传统式样的西式建筑群落和西洋式的生活方式。

上海的近代化进程以英租界为起点。“城市化的进程是先外滩，后南京路。先九江路以北，再九江路以南。”周教授介绍道。1844年英租界还只是一个刚刚在泥泞土地上搭建起来的小楼群，到1850年代初就已发展成一个有笔直马路、哥特式房屋、宏伟的滨河商行和人口过百的“现代”国际市镇。与此繁华的物理空间相匹配的是，散步、跑马、划艇等西洋的休闲娱乐活动。经过不断的扩张，英租界成了上海繁华转移的第一个区域。

其后，洋泾浜以南的法租界与苏州河以北虹口地区美租界相继设立，新的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大。在晚清上海人的印象中，这就成了城北的一个新区，当时不少文人的竹枝词就描写了城北这一繁华景观：“沪上风光尽足夸，门开新北更繁华。出门便判华夷界，一抹平沙大道斜。”这只是其中极平常的一首，从中已可出上海有新租界、老城厢的两个城市空间。

到1860年代以后，上海的近代化已初具规模，一个上海两个城市的观感，无论是在国人，还是洋人的文字中都有这样的表述。黄楙材1860年代所做的《沪游脞记》中将租界地区称为“夷场”，这里“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取中华省会大镇之名，分识道里。街路甚宽阔，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1861年，普鲁士艾波林伯爵则在其书信中，将上海老城称之为“中国城”，“在中国城之外是欧洲人聚居地，分成法租界、英租界与美租界。房子以及停靠在河里的众多商船和战舰，给人以非常欧洲化的印象。”

这个欧洲式的城市范围到底有多大？讲座中周教授简单地以一系列的数字进行了说明。“1845年英租界设立，面积830亩，东至黄浦江，南至洋泾浜，北至李家厂，西界未定。一年后定界路（今河南中路）为西界，增为1080亩。1848年11月，英租界向西扩展至泥城浜（今西藏中路），面积2080亩。同年美租界设立。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经两次扩张后，到1899年，面积达33503亩。1849年法租界成立，经三次扩张后，至1914年，面积达到15150亩。两者合计为48653亩。”

另外，周教授在讲座中特别指出，“行政意义上的租界区并不能完全代表当时的近代化城区”，租界区内的近代化过程是逐步推进的。比如，1845年末订立的《上海土地单程》第六条明确说：“商人租定地基内，旧有华民坟墓，租户等不得践踏毁坏。……其祭扫之期，……各租户不得拦阻，致拂人情。”也就是说，租界建设的初期，在洋楼之间还有坟墓，但这只是初期的情况，以后很快就改变了。“时间逐渐缩小两者之间的空间差距，当洋商们在‘消化’完已有的城市用地后，就必然会把目光投向其它未开发土地，从而使租界区与近代城区在某一时间节点上达到一定程度的空间重合。”周教授说道。

回到开篇的问题，从城市近代化进程来看，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外滩源的概念。在外滩，按地块编号的第一块租借地是今北京东路口以南原怡和洋行，而最先注册道契的第一号地块的是今九江路口以南原宝顺洋行。下图是利用上海道契拼合而成的道契注册号地图，标明了外滩地块租地的先后次序，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现在所谓的“外滩源”提法根本毫无历史依据，不知您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