煦明经济笔记|“石油美元”诞生及对中国的启示

“石油美元”这个词初听起来总能给人一种独特的气息。石油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能源和基础化工资源，美元是主导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国际货币，即便是单独看都已霸气十足，放在一起更是平添几分神秘色彩：一方面，是仿佛中东沙漠中从地上冒出来的不是黑色的石油，而是绿花花的美元；另一方面，仿佛美国这个在历史上长期石油供给不足的国家却只用一张张绿颜色的纸就能保障国内能源供给安全，让其他国家望洋兴叹。难怪总有人喜欢将石油美元与阴谋论联系起来。

一般而言，“石油美元”是指，石油生产国通过出口石油所获得的美元。这是广义概念。狭义的“石油美元”是指，石油生产国通过出口石油所获得的美元减去进口支出后剩下的部分，即可被用于投资的资金。

实际上，根据语境的不同，有时候“石油美元”指代的并不是钱或者可投资资金，而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下的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抽死剥茧来看，这套制度安排在早期具有两个内核：（1）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2）石油生产国出口石油所获得的收入扣除进口开支之外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这两个制度内核相当于构筑了一个闭合体系。所以“石油美元”一词也常用来指代“美元-石油-美国国债”这一循环过程。时至今日，石油出口国美元盈余的投资流向已经多元化，不再仅限于美国国债；早期的“美元-石油-美国国债”循环也演化为范围更广的“美元-石油-美元计价金融资产”循环。

“石油美元”制度安排是如何诞生的？

这就要追溯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1944年7月，44个同盟国国家的代表团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进行谈判，达成了一系列旨在确立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协议。这一系列协议所规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后来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在那次谈判中确立筹建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派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多边谈判。

进入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继续维系了。受“特里芬困境”的影响，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使得美国无法保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关系。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政府终止按照35美元一盎司的比价向市场兑换黄金的义务。

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二战结束之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最重要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对美元的信誉带来负面冲击。为了挽救美元，同时也是为保障美国的能源和财政安全，美国政府开始以国际石油贸易作为突破口，寻找解决之策。

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为首的外交团队首先与沙特阿拉伯王室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并最终在1974年达成了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军事武器，同时保障沙特国土安全不受以色列侵犯；另一方面，作为回报，沙特阿拉伯所有的石油出口必须全部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

换句话说，沙特在向外国出口石油时，只接受美元。同时，沙特将出口石油获得的美元盈余用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协议为“石油-美元循环”的形成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由于沙特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并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中拥有广泛的号召力，到1975年，几乎所有的OPEC成员国都开始效仿沙特的做法，成为“石油-美元循环”的一部分：一边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卖出石油；另一边，将美元所得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从“黄金美元”到“石油美元”

因为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不仅增加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需求，而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重塑了美元信誉及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美元体系”可以看做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后续，是“黄金美元体系”的一种替代或者补充。当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石油在一定程度上代替黄金，成为美元的信用背书，有助于继续确保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更重要的是，美国与中东石油出口国达成的石油美元协议不仅只与协议双方相关，而且影响到了在此之后整个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演进。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其他国家如日本、中国日后如果想要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时，就需要首先积攒美元或者从金融市场上借入美元。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在石油之外的其他商品的国际贸易中，更多的出口商会选择用美元而非其他货币结算。所以，“石油-美元”体系对日后“商品-美元”循环的形成产生了引导作用。

对于美国而言，石油美元体系显然比黄金美元体系更受欢迎。因为在石油美元体系下，发行美元无需以固定比例的黄金作为支撑，美国也无需对外承担按固定比较兑换黄金的义务。

另外，作为石油美元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有“义务”为中东产油国提供军事保护和武器支持。为了完成这一义务，美国借机扩充了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实力，包括兴建军事基地、定期巡航、增加驻军等等。

发展

石油美元循环体系确立之后，有两段历史时期值得特别研究。第一段是1974年到1980年；第二段是2000年到2014年上半年。在这两段历史时期，石油价格处于高位，产油国贸易盈余快速积累，石油美元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备受关注。

2014年年中之后，由于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主要产油国的贸易盈余锐减，不少国家甚至不得不动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存量石油美元来弥补国内财政开支。一时间，“石油美元循环”收缩成为研判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流动和资产定价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OPEC国家是石油美元的主要持有者。以OPEC国家的石油净出口收入为例，2015年约为4000亿美元，比2012年最高点的9200亿美元减少了超过一半。事实上，这是自2005年以来石油美元规模的最低点。沙特阿拉伯是每年产生和持有石油美元最多的国家，占到约OPEC国家石油美元总额的约三分之一。

石油美元的流向

产油国出口石油换来美元，其中的一部分用于从国外进口商品和服务，用于支持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前者比如汽车、飞机、家电、日用品、矿产品等，后者比如咨询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法律服务等。进口商品和服务意味着石油美元再次流出产油国，这部分流出被称为通过“经常项目”渠道的流出。在1980年代之前，石油出口国的石油收入主要是通过经常项目渠道流出的。

到了1980年代之后，石油出口国开始将大量美元收入用于增加外汇储备，包括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兼并收购（M&A）外国企业资产或房地产、以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购买企业股票或债券。购买国外资产而意味着石油美元从产油国流出，这部分流出被称为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渠道的流出。大量石油美元注入国际金融市场，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助涨信贷宽松和资产价格泡沫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拉美债务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破灭都与石油美元循环有一定的关系。

一个显著的趋势是，石油美元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投资渠道在不断拓展。早期受政治影响比较大，主要投向了美国国债券或者放在美国欧洲的商业银行作为存款。后来开始逐渐拓展到企业债券、股票、房地产等，并且不局限于美国和欧洲，而是向日本、新加坡、拉丁美洲、中国等地区扩散。

另外，石油美元的管理早期多是由石油出口国的财政或货币当局来负责，后来主要石油出口国纷纷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从而使得石油美元资金的运作更加市场化。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的统计，截止2016年6月，以石油天然气为来源的主权财富基金总规模为4.2万亿美元，占到全部主权财富基金总规模7.3万亿美元的58%。

石油美元协议诞生对中国的启示

有人认为，石油美元体系是美国第一经济军事大国地位的自然结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然延伸。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笔者在此想要指出的是，这一延伸并不“自然”。换句话说，回到197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政治环境背景下，如果不是美国的主动作为和运筹帷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完全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其一，当时除了英镑等老牌国际国币之外，德国马克、日元等货币也在迅速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由“单极主导”走向“多元并存”并非不可能。其二，美国的确与可以通过军事威慑、武器限售等手段对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施压，以促成石油美元协议签订；但不要忘记，这一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也具有强大的军事存在和威慑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基本面因素是决定一国货币相对币值的根本因素；军事实力对于大国国际竞争的重要性也毋庸讳言。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应忽视美国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主动作为。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些主动作为，对中国建设新型开放经济体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可以以一个有趣的问题作为出发点：1971年之后的几年可谓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对美元信心不断下降、美元地位最受质疑的时期，但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对日后影响深远的“石油-美元”制度安排？

对此，有必要从如下三个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视角去挖掘答案。而这些答案对于当前的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也颇有借鉴意义。

第一，开放主义是二战之后美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断拓宽国际影响力的一大法宝。

开放主义的本质，是在更广的约束空间下优化资源配置。二战之后，开放主义在美国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念，而是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为了理解开放对于大国经济的重要性，有必要把苏联经济与美国经济加以对比。在二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和苏联并称两个超级大国。尽管苏联稍逊于美国，但不论在经济实力上、军事实力上、还是对全球秩序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并不太大，至少影响力是可比的。

但是苏联的货币始终没能成为全球货币。当然有人会辩解说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资源丰富，不需要进口石油，所以“石油-卢布”产生的基础不存在。但如果深入一想就会发现，这一解释很难具有说服力。试想，为什么在其他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卢布也没有成为通行的计价和交易货币呢？再试想，为什么甚至在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贸交往中，也广泛采用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而卢布在国际经贸中的普遍使用始终未能出现？

回顾近现代经济史我们会很明显地看到，几乎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实行了开放主义的经济政策。从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到十七世纪的荷兰，再到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日本。概莫能外。

第二，金融市场对于大国开放经济体至关重要。

发达的金融市场是石油美元循环得以成立的基础。进入1970年代之后，尽管受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困扰，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下滑，而且客观上美元也难以继续维持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关系；但是，美国具有发达的、高流动性的、深度足够的、相对而言较为稳定的开放金融市场。这是美国相比于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最大的优势之一，德国、日本等新兴大国最大的优势之一。

而另一方面，客观上，石油出口国也确实需要稳定的海外投资机会，需要依赖、甚至依附于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一种货币的国际化有三种路径：一是“国际贸易路径”，二是“国际协议路径”，三是“金融市场路径”。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贸易路径和国际协议路径上已经取得了较快的进展；最大瓶颈就在于金融市场路径进展缓慢。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上，可供境外投资者投资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数量远远不足，渠道不够畅通。同时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和金融稳定性也有待加强。

第三，应当充分重视培育国际协调和外交公关的能力。

美国与沙特签署石油美元协议可谓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外交舞台上最成功的危机公关事件。回想当时的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环境，达成这一成果殊为不易：一方面，西方主要经济体增长动能不足，美国的领导力以及美国模式的号召力开始受到质疑，全球化面临停滞甚至倒退；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达到高潮，而美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美国做到了与中东大国沙特携手构建起石油美元体系。究其原由，经济规模、军事实力、制度惯性固然重要，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灵活而强大的外交公关能力和国际协调能力。

无独有偶，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建交。这两个看似孤立的外交事件，实则有关联性。进入1970年代，以战后重建和欧洲存量市场恢复为主题的经济增长动能已经趋于衰减。反映在实体经济层面，表现为西方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反映在货币金融层面，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特里芬困境之下难以维持、美元地位面临重大危机。

面对这些挑战，美国在积极寻求应对之策。而石油美元协议和中美建交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政府为开启新格局找到的两把钥匙。这些在旧模式困顿中突出重围的事件充分表明，对于大国而言，外交舞台上运筹帷幄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外交公关能力和国际协调能力也是一种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