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红军长征途中吃什么？

【编者按】吴东峰，祖籍安徽嘉山，生于西子湖畔，长于浙南温州。1968年参加解放军，先后服役于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曾任班长、副指导员、新闻干事、新华社军事记者、广州军区战士报社副社长，大校军衔，高级编辑。在军旅生涯中，曾参加过南疆自卫还击战、香港回归、澳门回归、98抗洪抢险等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2001年转业地方任广州出版社副社长，曾任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兼广州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广州市文联巡视员等职。现为军史作家，主要著作有《开国将军轶事》《寻访开国战将》《他们是这样一群人》。新书《血色长征》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对书中的章节进行摘录，以飨读者。

 “为割麦而斗争！”

毛儿盖是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地麦田很多，据说收获一年，可供该地人民三年给养，而且麦子已经成熟。为了红军的生存，那就只好割麦子了。红军要付割麦的代价，却老找不着人。后来在毛儿盖以西四十里找到了十几个藏人，并有一通司（翻译），红军便把麦子的代价付给他们。在此次割麦后，红军每人都补充了十天储粮。因筹储粮秣和集中部队的关系，红军在毛儿盖大约驻了二十余天。

“为割麦而斗争！”红军当局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负有抗击追敌的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运动。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的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起，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高兴起来就唱起歌来，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有的唱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谓痛苦，只有热情和快活。

红军总司令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来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经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青年人割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除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工夫参与此种劳动之外，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张闻天先生和年近六十之徐特立、林伯渠两先生，也来帮忙弄麦子。红军中这种上下一致共甘苦、同患难的精神真是值得人们佩服的。

肖锋在1935年8月8日的日记中提到在黑水筹到的粮食没有东西装，于是大家想到用裤子做粮袋，把裤脚的两头一扎，就可以装粮食了。时任红军一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在该日日记中写道：部队途经一条河，由于桥未搭成，遂徒步过河，竟有人被水冲走淹死。“由于行李及炊事员未能过得河来，于是自己做饭吃。”肖锋在日记中说：“过着这厨师生活，的确很麻烦。”但毕竟还有饭可做，心里已知足。

1935年7月12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向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下达战略整训的“七天工作计划”。计划总计列出政治动员、粮食保障、部队整理等五条。粮食保障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在这一条中规定：“休息时应节食，每天两餐一稀一干，要省至平均每人一斤以下。”“各连队在四天内除日食外，至少需筹存平均每人五十斤麦子或杂粮，超过四天，按日加筹。”“各连队存粮应一部分做成干粮，牛羊做成肉干，随时准备行动和作战。”在“部队整理”一条中有这样一项要求：“每人打两双草鞋，最好用毡子或牛羊皮制成或毛窝（式样另发）。各团需利用羊毛、牛皮补充皮毛、毯子，以便向北行动。”

野菜训练班

部队随带的粮食到炉霍不久就吃完了，只能就地筹粮，吃青稞面。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红大校部号召大家挖野菜来补充，学校还专门举办了采野菜的短训班，用组织挖野菜比赛来推动这项工作。

张国焘回忆，1936年春夏之交，我们还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中，搜寻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委员会有二十几人，以朱德为主席，委员包括老农和医生等，他们从野草中找出了二十二种野菜，解决了我们缺乏叶绿素的问题。有一次，委员会判定某种野草是否可吃，他们先由少数人吃，结果试吃者竟发生昏迷现象，经过急救，才告无恙。

红四方面军的孔庆德回忆说，长征过草地时，红军高层领导专门就野菜问题召开过会议，朱德、刘伯承等参加挖野菜的行列。孔至今仍能报出许多野菜的名字，如野芹菜、野韭菜、灰灰菜、苦苦菜、籽籽菜、锯齿菜、刺儿草、大黄叶子等。红二方面军的陶汉章说，长征过草地，贺龙也曾办过一期“野菜训练班”。陶汉章说自此识得可吃野菜，如灰苋菜、野蒜、野葱、春菜、铁藜等十余种。

宰牛杀马

胡奇才回忆过草地时说：那时的干粮袋子可珍贵了，睡觉时都枕在自己的头下，生怕被人偷去。胃肠的空虚，会促使人们的警觉性提高，同时也会使得一些人的心理变态。那些饭量大的同志饿得实在没办法，就偷偷摸摸占有别人的，被人抓住了，就吵一顿架。我是师政委，抓全师政治工作，每天都要处理粮食纠纷问题。

过草地除了吃饭喝水难以外，拉屎也成一大难题。过草地根本没有蔬菜可吃，粮食少，饿得拉不出屎来。这是一种令人非常难受的折磨。好多同志就是因为拉不出屎，耽搁了几分钟而掉了队，再也没能跟上队伍。经过五天多草地行军，没有粮食了，杀马吃；没有马可杀了，就吃野菜。走在全军后面的队伍，连野菜也没有了，就把皮带、皮马鞍子煮着吃。风雨来时，大家挤在一起，支起破被单挡一挡，晚上背靠背互相取暖。

红大在炉霍训练了将近三个月。由炉霍出发时，每人只配给了十五斤糌粑和酥油、食盐、茶叶各一斤。此外学校供给科还统一准备了全校平均每人一头牦牛和一些羊群随军行动。当时不知道到底要走多长时间，所以规定每人每天只准吃二两炒面，其他主要靠挖野菜充饥。后来随带的粮食吃完了，沿途又筹不到粮食来补充，就规定每个伙食单位每天杀一头牛。牛也一天天减少了，人员营养不足，行军很吃力。

部队为饥饿所困，人人饥肠辘辘，十分难耐。看到全师缺粮的情况，胡奇才同张贤约师长商量，拿出几匹马来杀了，分些肉给各单位。胡奇才回忆；“事先我作报告，请同志们团结一致渡过难关，不要再偷别人的一点点粮食了，走出草地我们就有办法了，现在就是把马全杀了，也要让同志们走过草地。”红军战士觉悟高，经过途中思想工作，又杀了一些马分给大家，总算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后来把能杀的马也杀得差不多了，只好把牛皮制品用火烤烤吃，或用水煮煮吃。

烤牛皮带充饥

过草地时，红军的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捡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黄忠学回忆：自从进了草地，就没有好好睡一觉。因为，不仅找不到一束稻草，连较高的地方都是湿漉漉的躺不下去。独一无二的办法是，撑起雨伞，两人背靠背地打盹儿。要是遇着夜间落雨，地面溢水，那就只有站着，急切地盼望着天明。草原的夜晚，特别寒冷，战士们为了夜晚御寒，每天到宿营的时候，就拾些柴火，生火取暖。寒冷被征服了，可肚子却饿得咕噜咕噜地叫。

黄忠学说，穷极生智，不知谁发明了在火中烧牛皮吃的方法。一天，一个同志笑着对我伸出一双手：“给一块油炸饼干你吃吧。”我惊喜地接了过来瞧着：“你从哪儿捞到的饼干呀？”焦黄的颜色，缀着粟米大的泡泡儿，很像是油炸的。放在嘴里嚼了嚼，觉得味道不错，就问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呀？”“什么东西呀？牛皮吗！”他哈哈地笑了。我们宣传队有十来个人，每人都有一条牛皮带，往后，我们除了挖野菜充饥外，便是烤牛皮带吃。

郭林祥在回忆录中记载：“走出草地的前一天，我带的干粮就吃完了，肚子饿急了。好不容易找到前面部队杀牦牛吃后丢下的一块皮，我捡起来，把毛烧掉再烤，半生不熟的，洗一洗就吃，一边咀嚼还一边吱吱地响，靠这块牛皮维持了一天。”

《余秋里回忆录》记载：长征中某日，“我们红二方面军与红三十二军相遇同行。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不知用什么方法捉到几只田鼠，请我吃了一顿田鼠肉。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最好吃的一顿美味佳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饥饿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每一个人。为了活下去，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有一次，战士找到一面破鼓，把鼓面割下来用水煮着吃，又硬、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

丁甘如在后卫部队，属红五军团。他们的部队进入草地时，别人早已过去了。丁在1932年2月参加红军，当时十五岁。红五军团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穷困的人。有钱人和地主早已跑掉了……红五军团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丁甘如回忆说，“我们只能吃剩下来的一点东西。有时可找到一头猪，我们总是设法用钱买下来。可是这种情况太少了，因为这一带全都被搜光了。我们只好吃前面的同志们丢下的猪皮。”

1935年4月27日，由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已打下宣威。宣威是滇东部有名的富庶城市，当时宣威产的火腿驰名全国。此时随红九军团行军的王首道在回忆录中说：“（红军）没收了一家反动的大土豪，他家的火腿堆满了几房子，我们这些红军是吃不完的，就是顶有名的宣威罐头也没有拿得完。后来大批的分给群众，有许多贫民一个人分得两三只火腿，宣威及附近群众争火腿争得非常热闹，许多人说：云南的火腿这一次总算给我们红军和老百姓吃够了。”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有如下记载：在云南红军从富足的火腿栈房中，没收了好几千只火腿，就有数十里外的农民来领受这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奇的事情。他们又照这个办法分配了几十吨的盐。在贵州的时候，从许多地主和政府官吏们那里没收了许多鸭子，红军天天吃着鸭子，直到吃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