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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魏碑书风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般来时,我们把北魏的碑刻及造像记统称为“魏碑”,有时也可涵盖部分十六国和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碑刻。魏碑风格十分多样,笼统而言,可以从时间上分成两块: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两者以孝文帝拓跋宏主持迁都洛阳(公元494)为分界。
整体来看,平城时期的碑刻结字更为奇古,因为上距汉魏不远,字形中隶书的孑遗还很多,典型者如《嵩高灵庙碑》《皇帝南巡之颂》《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志》等,碑与碑之间风格差异较大。而迁洛之后,孝文帝力主汉化,书法也向南朝靠拢,风格渐趋统一,变得秀劲峻拔,这一时期典型的作品就有您举出的《张猛龙碑》《杨大眼造像记》,以及《张黑女碑》、一众元氏墓志等等。这是就整个社会的书写风格而言。
然而,即便洛阳时期的碑刻较之平城时期规整不少,但相比隋唐碑刻仍然堪称“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我想在这当中,刻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刻工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从墨迹书写过渡到碑刻过程中,字体发生形变的多少。这一点在佛教造像记中体现的最明显。《杨大眼》属于著名的“龙门二十品”之一,二十品中有19处位于龙门石窟古阳洞内,它们的刻制时间或有先后,但彼此风格之大相径庭令人惊叹。这是因为佛教造像记往往直接由工匠书丹,有的甚至直接跳过书丹环节,取刀便刻。对人手而言,运刀的不可控性自然大于运笔,再加上石质的差异,最终呈现的效果必定是千姿百态。而像《张猛龙》这类巨大的石碑,它的刻制是相对成熟的,其风格在魏碑中并算不上“奇”,只是清代以来曝光度比较高而已。风格最统一的便是诸方皇家墓志,如《元倪》《元晖》《元淑》《司马显姿》《高湛》等,它们之所以风格接近,且大多端庄秀丽,便是因为身份高贵,书丹、刻制皆良工故也。
顺带一提,魏碑同时的书写习惯我们已经不难了解,可以参看《高昌墓表》(紫禁城出版社,2010),以及大同、洛阳等地出土的漆画题记。若资料零散难以找到,不妨购置一册已故的殷宪先生所著《北魏平城书迹》(文物出版社,2017),则可对经典碑刻之外的北魏书法拥有全面认识。
以上,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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