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一位美国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的“鬼节”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述清初北京的“中元”云：

“中元祭扫，尤胜清明。……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连僧救母日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座，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魂。锦纸扎糊法船，长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以慈航普度。”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清末京城“中元”活动：

“中元日各寺院制造法船，至晚焚之，有长至数丈者。

“……各寺院设盂兰会，燃灯唪经，以度幽冥之沉沦者。

“运河二闸，……至中元日例有盂兰会，扮演秧歌、狮子诸杂技。晚间沿河燃灯，谓之放河灯。”

中元是道教的称呼，依佛教术语当叫盂兰盆节，更流行的说法则是鬼节，其时为阴历七月十五日。清末距今尚不满百年，但这种喧闹的节日场面距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已颇遥远，几已化作历史陈迹了。不过，半个多世纪以前，七月十五日的热闹景象几乎遍及全国。随手翻开《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各地“岁时民俗”一目下七月十五日十之八九有节庆活动，北到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南至海南省的琼山、文昌、定安、乐会、临高、感恩诸县都能见到它的踪影。每逢此日，诣先茔祭扫、挂钱、放河灯、作“盂兰会”则是少不了的内容。

这样一种全国性的节庆自然不会逃脱民俗学家乃至史家的注意。但略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介绍节庆活动的书籍、辞典虽多，加以认真研究的却寥若晨星。各种介绍内容繁简有别，实质大同小异。不外乎先叙佛、道经中的依据，次举史例，后接不同时期的节庆记载，只有事实的罗列，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

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或是中国学者熟视无睹、罕加深思的原因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编按：太史文著《中国中世纪的鬼节》）则展示了一位当代美国学者对这个古老的中国节庆的理解。

一个旁观者的视角

本书作者身居大洋彼岸，可谓隔岸观火，从局外人的角度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与众不同的画面。作者心中盘旋的问题是中世纪（书中主要指唐代）鬼节在世间影响有多大？是不是仅庶民百姓才过此节？在不同背景的人眼中鬼节的意义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在中国久行不衰？这位旁观者不仅希望了解“是什么”，更想知道“为什么”。后者恰恰是局内人关心不够的。

中国中世纪的鬼节译者序言此书连导论、结语共分八部分。导论既概括了全书主要内容，也阐明了作者的基本分析框架与思路。首先综述鬼节的主要活动、在中国及东亚流行情况与鬼节的多重意义，进而提出对中国社会中宗教形态的认识。作者采用了社会学家杨庆堃首倡的分析框架，即将社会中的宗教区分为“制度型”与“扩散型”两种，并加以修正来为鬼节定位，视之为涵盖了从扩散型宗教到制度型宗教的所有形式。由此引出对资料性质的关注，强调不同资料的价值，突出视角的多样性。最后由揭示宗教形态转到具体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如果说前一部分是以社会为背景分析宗教的话，这里则是立足于具体宗教来阐明它与社会的关系。其中主要是对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核心见解是不应过分夸大中印宗教间的根本差异，无需过多纠缠于起源问题，而应把中国佛教，乃至鬼节视为一环环相扣，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换言之，研究思路应从偏重历时性与发生学考察，转向对现象内涵做共时性的分析。

第二部分分别探讨了佛、道两教流行前中国本土七月的岁时风俗、印度佛教的安居以及道教七月份的活动，这些来源不同的活动后来均构成鬼节的一部分。作者意在说明七月半的鬼节是在本土传统基础上结合佛、道教的行事而产生的，它不纯为舶来品，而是有本土根源。

第三部分也是全书最长的一章，作者按时间先后列举了与鬼节有关的多种唐代文献，从岁时记、佛经（入藏的、藏外的）到诗、赋、正史、典章、经疏、讲经文、变文、仪轨与私人游记等。这些文献立场各异，流行于社会各种层面，自不同角度表达了对鬼节的理解。作者通过将各种文献并置一处，把鬼节的多彩画面与多重意义揭示出来，同时也使鬼节流行情形具体地展现出来。这即作者所说的“片断史”的叙述方法。以上两部分以历时性的分析为主。

后四部分则是更为综合性与共时性的分析。目连救母神话足以证明鬼节的合理性，第四部分集中讨论鬼节与《盂兰盆经》中译本出现前中国佛教神话中类似的主题。认为各种盂兰盆文献中涉及的大多数内容已见于早先的中国佛教神话，这些内容在鬼节流行前就已为社会上下不同背景的人们所熟知，所以，5世纪鬼节及目连神话出现后自然能广泛流行。

第五部分转而分析盂兰盆文献中的“目连”的形象。由佛教神话可知，不少佛子如优多罗、那舍及舍利弗的行为与目连相近，就是佛陀本人也有为亡母说法使之觉悟的经历，为什么不是这些人而是目连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此章解释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目连之所以风靡中国中世纪是因为他符合中国本土宗教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巫，亦因为他符合佛教圣人的理想。”“目连在中国宗教中保持一中心位置是由于他将为不同社会阶级所能认可的巫的诸种形式集于一身。”

第六部分考察盂兰盆文献中的宇宙观，主要围绕《目连救母变文》展开。指出变文中的宇宙观不是一个中国官僚与印度神祇的缺乏连贯性的拼合体，而是一个一贯且经过整合的体系，它与佛教经论的正统观念有别，更接近于唐以后民间宗教的冥间世界。变文中的冥界对于目不识丁以及在信仰上首先关注祖先当下处境及其在阴间前途的人最具吸引力。

第七部分讨论鬼节折射出的僧人与祖先崇拜、佛教与家庭的关系。认为节日的流行意味着僧人步入家庭宗教的核心，由社会的累赘、附属品变成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角色，成为交换循环的一环，这是中国社会划时代的大调整。僧人能起此作用，正是由于他们弃俗遁世。以上四部分从四个侧面解释了鬼节为何能广行于世。

结语部分从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角度讨论了本书的结论，提出不少有启发性的看法，如对“民间宗教”概念及运用的反思，提出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背景时应使用较“民间宗教”更为细致的概念，必须留意中国社会宗教生活中持久的成分，认为“只有当中国宗教的这些形式依据中国社会背景加以探讨时才会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并将鬼节解释为“通过礼仪”来说明节日中的诸多矛盾现象，作者还据鬼节发展的事实对衡量中国佛教发展的标准提出新见解，认为“关于佛教的轨迹必须包括比时间及思想更多的维度”，“佛教对中国社会更为普遍的影响见于那些不独为佛教所有的领域”。

读罢此书，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眼光。作者并非就鬼节论鬼节，而是将节日置入唐代社会的大背景中加以把握。在唐代，举国上下欢度鬼节，它确如作者再三指出的，宛如一面透镜，透过它可以看出不同人对节日的不同理解，种种不同理解赋予节日多重意义，自这些理解又可以发掘出宗教与社会的诸多信息，从而展现唐代社会的多彩画面。

该书视角新颖独特，分析深入独到，一问世，佳评纷至。其贡献用克里曼（F.KLeeman）的话来说：“他对传统汉学及佛学领域的超越为未来中国宗教研究创立了一个新的模式。”由于该书成就突出，因而荣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颁发的1988年度宗教史领域的最佳处女作奖。1996年该书又出版了平装本。这在美国汉学界也不多见。

《中国中世纪的鬼节》英文版

该书作者太史文（Stephen F.Teiser）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还较陌生，但他近十年来在美国汉学界相当活跃且颇为出名。他早年毕业于欧柏林学院，198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中世纪宗教中的盂兰盆节》（该文北京图书馆有收藏，检索号为DA8610723），该书是在该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此后，他声名鹊起。1990年出版的巴斯韦尔（Robert Buswell）主编的《中国佛教疑伪经》一书由太史文审稿；《亚洲研究杂志》第54卷第2期（1995年5月）上的中国宗教研究评述中，由他负责介绍近些年西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状况；1996年出版的《实践中的中国宗教》一书，由他撰写名为《中国宗教精神》（The Spirits of Chinese Religion）的长篇导论。1994年，他的又一部专著面世，题为《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间的形成》，其内容实为本书第六章之延伸与深化。中国唐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唐研究》亦聘请太史文任海外编委。他现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已获终身教职。

美国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的“鬼节”

美国汉学家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曾说：“目前优秀的汉学家，往往将社会科学方法与文献学功底相结合，执于一偏的学者都难有大的成就。”此书能够获得成功，正在于这种结合。

恰如作者在序言中所云，他试图使“一些全球性的思考与中国个案的独特性结合起来”。在传统的汉学、佛学研究方法之外，作者直接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选取节日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受到人类学的启发，宗教节日一向是人类学关注的重要课题。将节日置入社会背景中考察，注重共时性的分析又不难见到社会学方法的影响。他把鬼节视为具有多重意义的象征事件，是通过礼仪，亦是取资于人类学的理论。第三部分所采用的“片断史”的叙述方法多少可以看到人类学家格尔茨倡导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印记。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并非简单地套用各种时髦的理论，而是依据史实慎思、明辨然后定取舍，在理论上也能有所建树。他分析鬼节在社会中的影响时放弃了几十年来流行的“民间宗教”与“大传统”二分的框架，转而采用杨庆堃提出的框架就是明显的一例。

从唐代史料看，上达皇帝下至百姓，各个阶层的成员七月十五日均欢度鬼节，节日乃是一种跨阶层的文化现象，如果按照“大传统”与“民间宗教”二元对立的分析思路，无论侧重哪一方来把握鬼节，难免顾此失彼，都不可能全面地揭示节日的意义。太史文注意到了这种传统思路的弊端，特别是“民间宗教”概念存在的问题，转而采用了杨说，并加以修正，将鬼节视为涵盖了从扩散型宗教到制度型宗教的所有形式，并采取“片断史”的叙述方式，从而借助节日可以了解到上至皇帝下及庶民生活与信仰的一个侧面。

近来西方学者反思“民间宗教”概念之缺陷的渐多，最近又有人提出了修补性的“共同宗教（common religion）”之说，指为不同阶层所分享的宗教现象，太史文笔下的鬼节实际就是“共同宗教”的一种表现，不过他未使用此语。他的研究证明了共同宗教的存在，为新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为西方学者认识中国文化开辟了新思路。

本书突破了以往围绕经典、教义、高僧大德展开佛教史研究的旧模式，开拓了新领域，提供了新思路，代表了美国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进展。

与欧洲、日本相比，美国学界研究中国佛教史起步较晚，起点也不高，但进展神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虽然早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美国人对中国佛教的零星记载，但多为个人游历、观察所得，还谈不上规范的学术研究。真正的学术研究始于本世纪40年代，二十余年前故去的芮沃寿（Arthur F.Wright）是美国第一代治中国佛教史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发表时篇幅不足50页，内容是关于十六国后赵时的神僧佛图澄的传记，基本属叙述性的作品。与他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周一良先生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的密教》，内容为赞宁《宋高僧传》中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金刚三位传记的英译再加上一些考证性的附录，亦属叙述、考据之作。无论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来看，均不能同欧洲、日本与中国相比肩。时隔半个世纪，情况则大为改观，总体水平如果还不能说超过日本、欧洲的话，至少可与之相媲美。近些年更是新作迭出。看看汤普逊（Laurence G.Thompson）编的两本论著目录，前一本收至1980年，续编收1981年至1990年，比较两书中佛教部分的数量与题目，便不难看出8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家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他们研究的不少领域中国学者涉足不多甚至未曾涉及，太史文之书即是一例，其新著亦如是。又如对中国佛教疑伪经，美国学者近来颇为重视，成果不少，巴斯韦尔主编的论文集《中国佛教疑伪经》对数种疑伪经典做了专题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野京子（Kyoko Tokuno）的博士论文（1994年）是对《提谓波利经》的专题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日本及美国学者均领先于我们。再如田中肯尼（Kenneth Tanaka）所做的对净影慧远《无量寿经义疏》的英译与专题研究，在中国也少有人肯下这种功夫。至于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已译为中文的欧大年的《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以及本丛书所收的韩森的大作便是代表。

美国学者的研究不仅成果多，方法亦是诸流竞胜，呈多样化态势。既有对个别经典、人物的专题研究，也有对宗教现象信仰的综合考察；既有以传统的文献学方法见长的著作，也有利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之作。无论趋新还是持旧，大都文献基础较扎实，基本见不到浮泛之作。

国内治佛学者与日本学界交流较多，对美国同行相对较隔膜。希望此书的翻译，能有助于中美学者间的交流，促进中国佛教研究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写作是基于西方学术背景，意在使西方读者了解鬼节及中国社会，书中使用的不少理论流行于西方而中国读者未必熟悉。中国读者或许会认为有些解说牵强附会，尽管如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书的分析能够促进我们对鬼节乃至中国社会与宗教的认识，这是无须赘言的。

（本文系《中国中世纪的鬼节》译者序言。《中国中世纪的鬼节》，[美]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著，侯旭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