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消失的巴勒斯坦：谷歌的数据圈地运动

近日，“谷歌地图悄悄移除了巴勒斯坦”一事引发从巴勒斯坦到西方社交媒体上持续的抗议。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谷歌地图第一次引发地缘政治的纠纷。2006年，谷歌地图因将一个阿拉伯村庄标记为以色列城市而遭到一名巴勒斯坦用户的诉讼；2012年，谷歌把举世皆知的波斯湾标记为阿拉伯湾遭到伊朗数千人抗议……显然，这些数据信息背后是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对世界秩序的维护。谷歌和美国所代表的信息资本主义的强大辐射力，显现出当代数字地图技术对现代人世界观、民族观的塑造与影响能力，以及“公平、平等、真实”之理想下所包裹的日趋隐蔽的政治功能。

地图的政治：以本国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巴勒斯坦在谷歌地图上消失了”。

地图本身承载着强烈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这一点在中西方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古代，地图由归属兵部的职方司专职管理，诸侯争霸、外敌入侵时，地图是攻入对方版图的线路指引，秦王之所以接见荆轲，部分诱惑即来自对方送来的厚礼中有燕之膏腴之地督亢的地图。近代西方亦设立专门的地形测绘局或地图局，二战中美国军用地图局为军方提供了共计5亿幅地图。在此意义上，地图等同于一种国家机密，它守护着领土空间的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因此在传统的政治治理中，原则上是不容许他国在自己领土上从事测绘活动的。

不过从西方历史上来看，其早期问世的地图多出自具有科学研究精神的学者，比如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托勒密等地理学家，尤其是后者所绘制的地图几乎被视为一种权威，经常为其他学者和航海家所用。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包括阿恩·海姆等哲学家也都认可，地图是一种真实的、中立的图表，地图文本、地图话语不会被其他社会因素所染指，它们能够实现柏拉图所言的那种第三层级的真实，即对现实世界客观实体如镜般的映射。

姑且不论古希腊学者们所绘制的地图有多偏颇——或者说，很多时候地图其实源出非科学的宗教、神话、审美等领域，因而充满了想象力——我们很快会看到，地图的政治功能、民族情结与这种所谓的科学性、客观性发生了冲突，尤其是，当地图的制作者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政府、官方居于主导地位。虽然1845年英国即已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更有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不过直至1872年俞樾编纂《上海县志》，书中绘制的“上海县城图”依然回避这些租界的存在，保持着传统社会的格局。同样，根据杰里米·布莱克在《地图的历史》中所述，欧洲殖民者在海外扩张时，往往会将有原住民生存的非欧洲地区划为无人区或无主之地，由此使其侵略合法化。在这种思维主导下的地图显然是有违真知的。目前，世界地图的版本不计其数，但是在英语语境中的世界地图几乎都是以大西洋为中心，而中文语境中的世界地图则多以太平洋为中心。以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古代中国地图自是不必多言。地图的这类空间结构安排非常鲜明地传递出绘制方的价值取向。

不过在很长时间内，绘制地图所表现出的这种本国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并不为学者所重视，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地图制作的主体性、制图技术的文化差异与方法差异、制图者与读图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才首先引起地理学、地图学等学科的重视。其间，福柯的空间、权力、话语理论被广为运用，福柯本人也发生了一种地理学转向。他认为空间是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和媒介，并开始大量使用表示空间的地理学术语，包括位置、移位、区域、领土、领域、土壤、地平线、群岛、地区等，由此揭示出以真理名义制造出来的知识背后其实隐藏着权力的深刻意图，这就是权力之“可见性的不可见性”。众所周知，在福柯所概括的规训法则中，首先要求具备一个有边界、自我封闭且隔离他者的空间，尽管地图本身绝非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物质空间，它却是国家、民族生产出来的一种关系空间，而这种关系空间更加需要明确彼此的边界。因此，地图一直是以线条、图表的形式努力构建一种严肃而稳定的政治空间。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地图学家丹尼斯·伍德在其《地图权力学》提出，“地图构建世界，而非复制世界”。

谷歌地图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

然而，进入电子信息、数据时代之后，地图具有了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和时效性。一方面，非官方制作的地图大量涌现，既有民间、草根自发测绘，又有商业机构为利润而搞技术研发；从其功能看，分类更为细致，既有专业的交通地图、旅游地图，又有诱人可见的美食地图、公交线路查询图等。经历了一种类乎非政治化的更新之后，地图开始以其日常生活化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日新月异也促成了一般的自然地理地图需要尽快更新，纸质地图因此劣势凸显，而电子地图终大放异彩。人们可以用它们来搜索、浏览，与之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尤其是谷歌地图，还可提供语音搜索，并最早为用户提供3D功能，让其体验一种逼真的立体式视觉景观。相比而言，传统地图一般被悬挂在墙上，它是静态的、权威的，接受观众的仰视，两者自有一种不需言说的等级关系；而谷歌地图等电子地图却可以被下载在移动设备中，随时为用户提供多种信息服务，更吸引人的或许还有，它的街景服务允许用户在360度的视域中全景观看店铺内部。工作人员们驾着载有拍摄设备的交通工具，深入世界各地的众多街道，以同时架设8台相机的方式进行现场拍摄；随后，再使用计算机处理这些图像，最终将街道的全景地图上传至谷歌地图，供用户使用。

这种比传统实测技术更先进、更近距离的全景地图是否就能达到客观、真实之理想，令读图者放弃异议、拍手称快？杰里·布罗顿在其《12幅地图里的世界史》中明确指出，“即便是现在制图者可以利用卫星图像的时候，也仍没有一幅客观的被普遍性接受的世界地图”。谷歌地图显然亦不能胜任这一使命，更不要说，自其问世后引发的很多争议均与政治相关，比如2006年，一巴勒斯坦用户对谷歌提起诉讼，因为谷歌将一个阿拉伯村庄标记为以色列城市；2008年，谷歌被指责从地图上“删除”了格鲁吉亚；2012年，伊朗数千人抗议谷歌地图“无视”其举世皆知的波斯湾；2014年，俄罗斯议员要求谷歌地图将克里米亚标注为俄方领土；2015年，因未标注韩国首都“首尔”，首尔市政府要求谷歌改正；2016年8月，谷歌再惹争议，巴勒斯坦记者论坛发现谷歌地图悄然移除了巴勒斯坦的名称，Facebook和Twitter上立即涌现大片声讨之声，截至今日至少有28万人强烈抗议，认为在面对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展开的种族清洗面前，谷歌此举其实是与其沆瀣一气的。

这些争议地带如此之多，甚至汇聚成一个专门的网站，名称即为“有争议的领土”（Disputed Territories）。对此，谷歌的回应大致有这么几种，其一，宣称从未有过关于该国的地图数据，比如它对格鲁吉亚问题表现出的无辜姿态。其二，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众提供不同的地图，则以一种骑墙之态力图避免政治纠纷。比如在面向俄罗斯的网页（Google.ru）中，克里米亚的边界线是一种实线，因为俄已正式将其据为己有，而在谷歌面向全球的官网中，这一疆界线却显示为虚线，表示该地区是被占领的领土，传达的则是美国政府的立场。其三，对那些在边界争端中各执一词的多个国家，谷歌的选择是不标注任何一方的边界，而是直接将用户引入该国内部的中心位置，使其忽略敏感的边界线。至于波斯湾问题，乃是因为伊朗人喜称其为波斯湾（波斯即伊朗的古称），而其死对头阿拉伯国家却惯于将其名为阿拉伯湾，为避免争论，谷歌删除了该水域的名称。其四，宣称争议对象作为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存在过，将其“无名化”，比如近日重新发酵升温的巴勒斯坦问题。虚线法也被用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边界线的标记中。

其间，由于谷歌地图引发的这些地缘政治冲突，所涉国家的民众曾进行过多次抗议活动，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2010年，由于谷歌的标注有误，差点导致尼加拉瓜与哥斯达黎加两国之间爆发战争。最近巴勒斯坦人发生的这起抗议浪潮只不过是针对谷歌又一次碰触民族身份认同危机而爆发的民愤。据英国《独立报》称，从2013年起，谷歌就将Google.ps中的“巴勒斯坦国土”（Palestinian territories）改为“巴勒斯坦”，这被认为是一种对其事实上的国家身份之承认。事实上，2013年，联合国首先承认了巴勒斯坦是一合法的主权国家（de jure sovereign state）。因此，谷歌突发的“无名化”之举遂被巴勒斯坦记者论坛斥责为对其民族历史、地理空间及重返故土权的有意歪曲与抹煞。

那么，问题在于，如今已经拥有本国地图的各个国家为何还汲汲于争取谷歌地图的标注与认可？谷歌地图能让诸多地区或国家“消失”，其话语权力究竟有多强大？它为何能够穿越五十多个国家的领土，在其政治版图上为其分别绘制地图、拍摄卫星图像，甚至有时还能将对方一些涉及国家机密的建筑也标注到地图上，这除了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强大的逻辑？

谷歌的监控资本主义与数据圈地运动

谷歌的标志性存在是其无与伦比的互联网技术。在哈佛商学院肖珊娜·祖博福教授看来，谷歌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通过搜集用户的各种行为信息，对其实施汇总、监控与修正，并由此谋利，她称之为“监控资本主义”。一方面，外媒对谷歌或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之间存在信息安全合作、或被后者入侵数据中心导致数亿用户账号被监听的报道引发世人对互联网隐私的密切关注，因此，谷歌这种全方位渗透至他国境内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必然与传统国家对地图制作的规范性管理发生冲突，比如中国政府至今仍然禁止境内大陆居民使用谷歌地图，而谷歌地图日前请求将韩国地图输出境外的申请也遭到了韩国政界、媒体和普通市民的反对，二者的理由都是基于对本土重要设施遭遇安全威胁的担忧，这可被视为一种发生在政治正义论范畴内的矛盾。其二，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使用已被大多数人理解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它为众多在空间可达性上深受限制的人们提供了发现世界、改变自我命运的可能。也正基于此，以数据支撑的互联网被认为是公平、民主、自主、平等的无限载体，而当谷歌对所有人都实施了密集的监控并进而用来谋利之后，它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已经形成了一种数据圈地运动。配合着军事力量及大众传媒为主导的文化霸权，谷歌地图成为其实施新型资本主义扩张的强有力的工具。在这样的强势功能之下，对其寄予自由梦想的人们就会忽略，巴勒斯坦不只在谷歌地图上被去除，在很多其他版本的世界地图中其实也无法找寻。迄今为止，巴勒斯坦尚未真正建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坚称巴勒斯坦暂时不是主权国家，而在日常生活中，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两国民众多年来杂糅共居，其地理界限有时并非那么容易区隔。种种原因或许都导致了巴勒斯坦在诸多地图中的缺席。

谷歌对此事件已迅速作出回应，我们看到，它对知名消费电子产品网站“瘾科技”（Engadget）的说法如下：首先声称从未在谷歌地图上标注“巴勒斯坦”，因此就不存在“去除”问题，这一回答已被多家媒体与网站否认；其次是最近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能够删除“西岸”和“加沙地带”名称的漏洞，谷歌表示会尽快重新在地图上标注这些名称。连线杂志（Wired）上，莉比·普拉玛（Libby Plummer）在同一天即8月10日发表的文章《谷歌地图否认删除巴勒斯坦，引发网络热议》（Google denies deleting Palestine from Maps following online uproar）所提供的资料大致相同，亦提及谷歌从未标注巴勒斯坦在谷歌地图上之存在，但与“瘾科技”另有差异。普拉玛提出，网上请愿活动已经进行好几个月，而漏洞问题最近刚刚发生，因此导致很多人误以为谷歌地图“删除”了巴勒斯坦。这位自由撰稿人还认为，谷歌的地图信息有一部分来自当地的第三方提供者，还有一些本身属于公共资源，所以谷歌地图的可靠度部分要倚赖于这些信息源本身的可靠度，尤其是那些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所提供的信息。另外，莉比·普拉玛认为谷歌在2013年的更名行为表达了该公司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但是她并没有解释谷歌如今为何又对巴勒斯坦作为国家实体的独立性矢口否认。

如果说，这两篇文章所提供的回答还算有理有据，那么《边防哨所邮报》（The Frontier Post）所转载的一篇于8月11日发表的文章《谷歌说它并未从其地图中删除“巴勒斯坦”》（Google says t did not delete ‘Palestine’ from its maps）却颇有些令人费解。该文认为，在网络中，对谷歌是否说过巴勒斯坦从未出现在谷歌地图上这一有待证实的说法已演变为一种传说，虽然《纽约时报》曾明确肯定谷歌对此问题的态度。谷歌一位女性发言人伊丽莎白·达维多夫（Elizabeth Davidoff）在邮件中说，公司从未在地图中使用过“巴勒斯坦领土”这样的标签，在受漏洞影响之后，“加沙地带”和“西岸”两标签都已恢复标注，它们与以色列之间以虚线相隔，暗示这两个地区属于“有争议的领土”。或许最令巴勒斯坦的支持者们不解的是，达维多夫提出，将“巴勒斯坦”这个词语从谷歌在其本地的网页中删除，“原因是美学的，而非政治的”，“是为一个以奥运为主题的谷歌涂鸦（Google doodle）腾出空间，公司有时会采用这种设计方式来向用户致意，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可能都用一些主题语来欢迎来访者”。这位发言人还否认了网络中流传的一种删前-删后对比照片。

谷歌自己的回答版本不一，前后多有矛盾，势必难以抚平众人之怒，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目前网络媒体中针对谷歌的官方回应也已延异出诸多各不相同的再阐释版本，短短的时间内这些文本已令我们这些不在“现场”的他者眼花缭乱。由此我们或可认为，这种依靠数据支撑的信息资本主义经济其实难以承担在互联网中实现所谓的公平、平等、真实之理想。尤其是，发言人达维多夫的解释令一场争取民族身份认同的政治话语斗争变得颇为尴尬，公司以美学行动作为理由，与那个东方民族的沉重历史、民族情感瞬间摆脱任何关系。还有人因此将抗议运动归为人们在互联网上很容易变得感情用事，因此不能细加辨析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当前的这些反对者而言，他们对其他版本的地图漏掉巴勒斯坦能够无视或者忽略不计，而更多通过社交媒体对谷歌地图进行反抗，一方面证明了谷歌和美国所代表的信息资本主义的强大辐射力，显现出当代数字地图技术对现代人世界观、民族观的塑造与影响能力，另一方面或许暗示，种种由谷歌地图的标注问题所引发的政治争议需要寻求更为有效、有力的其他解决方式。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谷歌地图的政治功能日趋隐蔽化。早在2013年，谷歌地图推出的个性化、实时服务就让互联网业震惊，“未来的搜索从地图开始。今后的所有商务活动都将通过地图展开，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运用大数据技术将用户所有的个人行为、偏好汇总后，配合着功能日益完善的自移动设备，谷歌为用户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地图，正如今天我们打开淘宝，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界面。地图竟然以这种方式深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印证了德勒兹的判断，“控制的社会正在取代惩戒的社会”，这或许是谷歌地图目前所发挥的最大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