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体育“举国体制”对底层最有利

每届奥运会都会带出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举国体制”的讨论，本届里约奥运会更是把别具历史意义地把这个话题带入公共视野——这是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46号文”）推动体育产业市场化改革后的第一届奥运会。那么，“举国体制”究竟是怎样的产物？告别“举国体制”又意味着什么？

《凤凰财经》公号刊登的《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育，有何难言之隐？》一文，作者卢元镇认为，强调体育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功能，而忽视了体育文化中必须共同遵守的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曾造成大批量运动员身份造假和集体服用违禁药物现象。《财新网》微信公号发表的《 迟到的首金：中国正在告别举国体制》的一文，作者刘枭则强调举国体制与官僚利益的勾连：“在举国体制之下，体育是政治的延伸，需要服从各级官员的利益安排。与此同时，国内的体育资源也高度向国家队及顶级运动员倾斜，帮助他们争金夺银，以巩固官员们的政治利益。”其他呼声更多集中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搞“国家面子工程”。

关于这个话题近来最引人侧目的声音来自凤姐在《凤凰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她认为，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对穷人最有利：“也正因为体育练起来太苦，各种二代根本吃不下这种苦，所以举国体制下，国家投入的这些资源基本上都是穷人，或者说家庭一般的老百姓家庭孩子在竞争，相比其他领域，这个领域对穷人真是非常公平了。”

澎湃新闻发表一篇《如果废除举国体制，底层人士如何负担奥运高昂的训练成本？》，作者沈河西借用人类学家包苏珊的观点，引出走向市场可能带来的“性别政治”问题：一旦市场化，女性进入竞技场的机会就会比男性少很多，这背后是一个事关性别平等的问题。并举出1990年代中国足球在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后，离开了国家资金后，女足即便屡创佳绩，也无法获得资方青睐。进而，作者举出在市场机制下的美国和香港参与运动的阶级鸿沟，强调体育在一些情况下，不但难以成为阶级晋升的渠道，反而可以反向拉大阶级差距，成为富人的游戏。最后，作者提出质疑：如果举国体制完全废除，那底层人士如何能负担高昂的训练成本？

同样为“举国体制”辩护的公号“大浪淘沙”赵皓阳的一篇《当今中国体育还需要“举国体制”吗？》，引起不少反响。他认为，体育的举国体制是底层完成阶层跨越的重要渠道之一，社会能够提供除高考外其他多元的阶级上升渠道是非常有必要的。

作者首先介绍了“举国体制”一词是在冷战背景之下，由西方媒体创造出的专有名词，除去用以区别他们自身的市场机制外，也有在竞争处于劣势之时，聊以慰藉和污名化社会主义国家之嫌，而后被中国所沿用。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只是体育事业，国家的各种领域都是所谓的“举国体制”，然而随着市场的深化改革，计划经济所剩无几的保留地仅剩“文体卫”——教育、体育、医疗，也在不断受到市场冲击。

进而，他介绍了在一直保留至今的举国体制之下，运动员的国家职工属性：他们是享受国家职工待遇、行政关系、户口档案、工资关系隶属行政单位，以及劳保、福利、奖励以及国家给予的其他物质待遇的特殊职业群体。也因此有效地成为因文化资本劣势而难以进入应试竞争的底层群体的另一条可能的阶层晋升渠道——即便无法一步成为宅金戴银的顶级运动员从而进入精英阶层，也至少可以从山区农民成为国家职工。并且，“举国体制”作为“计划经济”的残留，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劫富济贫”特色——运动员的商业价值由相关体育协会开发，少数顶尖运动员会被要求让渡自身通过行业获取的商业利益，反哺行业中的平凡者。

在体育产业市场化改革的一片呼声之中，作者提出市场导向对举国体制之取代在社会资源分配层面的质疑：在商业操作之下，顶尖运动员会得到最大商业开发，然而商人们并不会用其收益在山区县城建设体校，以给前途黯淡的农村孩子提供机会；也不会在资金上支持平凡的从业者。

作者又举出巴西贫民窟和美国底层少数族裔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例子，强调竞技体育作为底层一种重要上升渠道的重要性。他认为，“举国体制”可以将竞技体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扩大化，让不具备顶尖天赋的人，依然能够分得一小部分利益。而这意义不止于体育行业，对社会其他领域也有借鉴作用。

回应公众关于“举国体制祸及纳税人”的说法，作者征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发现真正“举国体制”竞技体育的花费是140亿元左右，平均下来每人一年所纳税款为10元。在作者看来，这10元的花费在奥运所带来的“快乐价值”和民族荣誉感面前，物超所值。

最后，作者总结到：“对于‘举国体制’来说，如果能够持续有效的为底层人民提供上升渠道，能够在其他领域为我们提供社会实验的参考价值，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普遍的快乐感，那么它的收益是远大于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