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在哪②|一位逝者捐献所有器官，宝贵的心脏为何没用上？

张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OPO秘书长（OPO是器官获取组织的英文缩写），也是该院从事器官捐献工作最早的一名志愿者，他同时也是一名肾脏科副主任医师。从2013年起从事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张明见证了该院OPO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从2014年1月的首例，到如今18例器官捐献，张明感受到不到3年的时间里，这项工作正在上海飞速发展。

并非人人都可捐献器官

2010年3月，上海成为首批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试点省市之一，直到2013年8月，上海首例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的案例产生。家住崇明的上海市民黄先生因颅内出血，病情无法逆转，本想把肾脏捐给患尿毒症的儿子，但因血型不配，家人毅然决定把器官捐给社会。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共享与分配计算机系统上海子系统，最终，他的一肝两肾留给了3名器官衰竭患者。

张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器官捐献是一项系统的工作，因为涉及伦理、专业评估、规范操作，工作的开展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实现。”华山医院OPO成立不到3年，从最初只有张明一个协调员，发展到如今持证的协调员就有十几名，另外还有社工、麻醉科医生、移植外科医生、ICU医生、神经内外科医生、宣传团队、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等，每一个环节都分得很细，由专业的人去完成。

张明透露，整个器官捐献工作需要四个流程，首先是发现并上报潜在的捐献者，这类捐献者必须是脑死亡，已经不可逆；其次专业人员会初步评估其器官是否可以用于移植。张明表示“并非人人都可以捐献器官”，尽管目前对捐献者年龄并没有绝对限制，只要经专业评估达到一定标准即可，其中涵盖不能有传染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等条件，从目前该院遇到的捐献案例来看，捐献者基本在65岁以下。

上述两部分都符合要求时，张明便会派出协调员去和家属沟通，一旦同意，家属需要签署一系列法律文件。而对脑死亡的认定则需要4名专家去共同完成，“其中2名来自院外，从市级专家库中抽取，另外2名来自院内，主要包含神经内外科专家和ICU专家。”随后会召开一个伦理委员会，等伦理委员会表决通过后，捐献者才可以进手术室，再由OPO团队中的麻醉师协调相应的手术安排及器官维护。

尽管流程复杂，但每个步骤都在与时间赛跑，对捐献者来说，他们的脏器都有一定的“保鲜度”。“一般来说，心脏为4-6小时，肝脏为8-10小时，肾脏为24小时，角膜有两周时间。”起初在这项工作开展之初，整个流程完成大概要经历一天时间，而不到3年时间里，从上报捐献者信息到获取器官，大多数案例都只需要4-5小时。

“有时候伦理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在晚上，就采用电话会议，第二天再补上专家签名，确保捐献者能及时进入移植用的手术室。”

有人因时错失移植机会

2016年6月播出的纪录片《人间世》第三集《团圆》记录了张明工作时的场景，当时院内神经外科接受了一名从四川转运来的患者，24岁，患有脑肿瘤，入院后一周内病情恶化，最终被确诊为脑死亡。其父母主动提出捐献儿子身上可以用的所有器官。其母亲的解释是，虽然他们家庭很不幸，但希望可以挽救别的家庭，不要让别人也像他们一样悲痛。

得知这一消息后，张明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输入捐献者的信息，寻求器官的“受者”，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器官匹配系统，登记了全国等待移植病人的名单，根据等待者血型、排队顺序、医疗紧急度、所在地区等因素自动打分进行系统匹配。

然而整个分配工作并非那么顺利，总有一部分人因为无法按时到达医院，无奈放弃移植的机会。张明打电话给系统排名第一位的肾脏移植等待者，病人已经等了1404天，却没法在第二天8点前赶到医院，遗憾地放弃了移植机会。“肾脏等不了24小时，下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这是很残酷的。”张明于是再打给等候了807天的第二位等待者，所幸，对方可以及时赶到。随后，这名捐献者的2个眼角膜、1个肝脏和1个肺脏也找到了合适的移植病人。

与此同时，北京阜外医院在得知这例捐献者情况后，也给张明打来电话，五位在当地等待心脏移植的病人随后一一配型成功。可惜，心脏的“保鲜期”仅仅只有4小时，当地医院的器官协调员需要在4小时内往返两地，“到上海取器官，再返回北京做移植手术，那么短时间没有返程的航班，坐民航飞机根本无法实现。”张明很遗憾，宝贵的心脏，最终没有进入合适的受体。

“通常，医生只能搭乘民航，但民航往往有诸多限制，我们没有专用的航空通道，国外的OPO都有专门的直升机。”张明对此很无奈，国外的OPO系统相对庞大，不仅人员构成完善，也备有专用的交通工具。但好在，这一例捐献者捐出的6个器官全部移植成功，最终挽救了4个人的生命，另外让两个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同时也成为了该院有史以来捐献器官最多的一例。

“你就想他是一粒种子，现在又到新的生命中去发芽了。”在告别仪式后，器官捐献协调员们陪伴在家属左右，安抚他们的情绪。

“会感觉亲人还‘活着’”

“公民意识改变是器官捐献工作突破口。”张明表示，尽管这两年他感觉到器官捐献者的比例在不断升高，但总体而言，公民意识仍然不够，拒绝率仍然很高，而在西方一些国家这一比例在10%-20%，这其中主要是一些理念的差异。“相比西方国家，我国受传统观念束缚，家人都希望逝者有个全尸，不希望有任何残缺。但从现实来看，如今大多数遗体处理都采用火化的方式，最后留下的是骨灰，已经谈不上‘全’，只能说是精神上的一种‘全’。”

两年多的经验告诉张明，器官捐献的成功率与捐献者的职业、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家庭状况并没有多大关系，“我遇到过一些案例，有农民，也有打工者，他们单纯地认为，人没了，能救他人一命也好。有些人想得多点，会觉得火化后也成了一堆灰，不如把亲人的一部分留给别人，这样会感觉亲人还‘活着’，生命还在延续。”

张明记得，有个家庭曾捐出母亲的角膜，认为这么做，可以感觉到“妈妈的眼睛还能看看这个世界”。

张明归纳，导致最终捐献不成功的因素主要还在于观念转变困难以及参与讨论捐献的家庭成员太多，即便直系亲属都同意了，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随口说的一句话也会导致捐献最终无法实现。

在张明看来，这些说“闲话”的人并非怀有恶意，但他曾经看到过因为顾虑社会影响，家属没有捐献，导致两个尿毒症病人、一个肝移植病人，得不到器官，就离开了人间，对此他感到很惋惜。

“如果家庭情况比较简单，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些，仅仅需要直系亲属的同意即可实现，掺和的人越多，越不容易。”张明希望有更多的人学会换位思考，如果自己是那个等待移植的患者或者家属，你会怎么考虑。

而从捐献者家属的情况来看，现实中也有人因无法承受外界带来的舆论压力，从而放弃将捐献者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留作纪念。“这原本是一件值得宣传的事。”

张明认为，时代在进步，公民意识也在不断改变，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才刚刚起步，今后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