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馆”右拐：如何在文山书海中追查国民党特工

59卷22382页的《戴笠史料》

2012年4月19日上午，台北长沙街一段2号。

这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国民党来到台湾后，于1956年将这个地方改为交通部办公室，2006年再转交“国史馆”使用。

那是我第一次跨进这里的大门。那次去台北，是收集1920年代上海大学的史料。

“国史馆”的朋友知道我从事国民党特工史的研究，马上提醒我，18天之前，即4月1日，“国史馆”开放了有关《戴笠史料》59卷22382页。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收到了“国史馆”朋友寄赠的《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6册），但是获悉有这么多资料公开，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对国民党特工史的研究是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余子道教授指点下进行的，始于1986年。1991年，我联系上了台湾军统史研究专家、时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邓元忠先生。事后才知道，邓教授是蒋介石秘书——“党国元老”邓文仪的长子，他的力行社史研究在1970年代初的台湾，也是艰难曲折。因为看不到档案资料乃至普通文献资料，他的大作《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只能多依赖口述史资料。我们曾一起私下猜测，这些档案资料，到底去哪里了。现在清楚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还在台湾。

惊喜之余，回到旅馆后，通过网络检索台湾有关新闻报道，我发现《旺报》记者庆正的报道和分析最为详尽。2012年4月26日，通过台湾朋友的介绍，我有幸见到庆正先生。交谈之余，真有相见恨晚之感。庆兄绝非普通记者，他对民国史大有研究，尤其对民国情报史情有独钟。庆兄古道热肠，带着我去逛台北二手书店，介绍台北的风土人情和朋友。随后在见不到面的日子里，我经常通过微信向他请教，收获极大。

因为这次台湾之行公务在身，时间来不及，也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因此我只能匆忙在台北下榻的旅馆中，进入“国史馆”官网，基于“国史馆”的同行制作专业到位的检索系统，我以200多个力行社成员和机构，以及其他相关主题词作为检索的关键词等，在《戴笠史料》范围内进行检索，通宵达旦地下载，分门别类做成一个个文件，期待以后有机会再去查看原件。

那次台湾之行以后，我前后有四次机会再游台北，每次必去“国史馆”报到。在“国史馆”和台湾学术界朋友的指点下，我慢慢扩大检索范围，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相关资料。就在这个长沙路阅览室中，每每看到有趣珍贵的资料，我会面对电脑情不自禁地抚掌大笑。可惜邓元忠教授早已退休去美国加州安享晚年，如果他看到这些资料，一定会和我一样，抚掌大笑吧。

2015年9月1日，利用《戴笠史料》中的三份有关档案，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我撰写了《国民党特务绝密情报中的周恩来》一文，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该文旋即为11月20日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章的标题还上了这期《新华文摘》的封面，成为封面文章。“特务”二个字，出现在《新华文摘》封面上，在它的历史上估计也属罕见。与此同时，我应上海《东方早报》之约，在其《上海书评》版开设“谍谍不休”专栏，以在“国史馆”发现的资料为主线，撰写有关20世纪中国情报战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转载不断，甚至还有一家北京的电视剧公司，来请我做谍战片的顾问呢。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史馆”的资料，就是全世界民国史研究者的米啊。

从长沙街一段2号到厦门街113巷9号

送呈蒋公馆  蒋主任亲启 毛人凤谨上 八卅 要件乞赐亲启

阅 （存查） 经   九一

这是“国史馆”收藏的 《蒋经国“总统”文物》档案中题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任内文件（二）》中的一件文件，编号为005-01000-00051-022。文件的内容描述为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破获苏俄内政部国家安全处国外组潜台谍台报负责人汪声和李朋全案公布新闻稿》。这二行字写在这个文件袋上。这里的“蒋主任”和“经”就是蒋经国，时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简称总政战部）主任。蒋公馆则指蒋经国的台北寓所，时间为1950年8月30日。毛人凤即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时任国民政府保密局局长。2天后的9月1日，蒋经国亲启阅览后即批示“阅 （存查）”。

2014年2月1日，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北京语言学院汪声光教授，第一次听说了他的哥哥汪声和烈士夫妇的故事。汪声和曾经是国民政府民航局的电台台长，是一位直接受命于前苏联情报机构的中共党员。1949年汪声和受命去台湾收集情报。1950年3月1日凌晨在台北寓所被捕，夫妇二人随后以“俄谍罪”被杀害。

当汪教授得知我2月中旬要去台北“国史馆”做研究时，他告诉我，有朋友说“国史馆”有汪烈士的资料，要我帮助寻找。他还告诉了我汪烈士在台北被捕地点：厦门街113巷9号。

我在“国史馆”中，按照他提供的档案号码，没有找到这个资料。但是我在《蒋经国“总统”文物》系统中输入“汪声和”这个名字时，跳出来的就是这个文件！

汪教授还告诉我，军统局情报技术专家魏大铭，晚年曾经写的回忆录《无形战争》有破获汪案的详细记载。我抵达台北后，以魏大铭这个名字为检索主题词，发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在2015年10月出版了魏大铭和黄惟峰合著的 《魏大铭自传》。我打电话出版社询问情况，接电话的，正好是出版社老板彭正雄先生。

2016年3月10日上午，蒙蒙细雨中，我从“国史馆”出发，在罗斯福路一段出版社的办公室中见到了彭老板。热情的彭老板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出版情况。当我告诉他接下来我要去厦门街113巷9号，看看汪烈士被捕地点时，彭老板说距离这里不远，他马上带我抄小路走了过去。

当我越来越走近厦门街113巷9号时，想到马上就要看到汪烈士夫妇66年前奋斗的地方，虽然有准备，但心中还是忍不住一阵阵狂跳。这是一栋八层的公寓楼，有着一个很祥和的名字：庆麟翠园。我在门口逗留半个小时，等着楼内居民出门时，了解情况。不过这期间先后出来的二位居民告诉我，这里的日式老建筑早无影无踪了，这个公寓楼是20多年前改建的。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血淋淋的往事。

下午，从厦门路回到“国史馆”，我再次翻开这个编号005-01000-00051-022的文件、《魏大铭自传》、1950年台北《中央日报》有关汪案的连续报道，以及1991年李敖审定出版的《安全局机密文件》中的台湾“国家安全局”印的《历年办理匪案汇编》，慢慢开始了比对研究。

右拐，还是左拐

去过“国史馆”的朋友一定记得，在大楼的底楼左拐几步，有个类似大陆读者服务部的机构，在出售各式各样的纪念品之外，也陈列出售“国史馆”的研究成果。

2013年12月，“国史馆”印刷出版了一本厚达212页的《出版品目录》，展示在此之前“国史馆”历年来的各类出版成果。2013年以来，“国史馆”又先后出版了《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12册）、《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6册）、《胡宗南先生日记》（2册）和《陈诚先生日记》（3册）等，这些新著对我的研究帮助巨大。这几次去台北，我在“国史馆”等处获赠和购买各类图书达93千克，先后用11个邮局纸箱，以最便宜的海路方式寄回上海。这种最便宜的邮费，也花费了我近1500元人民币。因为经常去邮寄，那些邮局的职员都已经认识我了。

我这样的研究者当然从“国史馆”获益匪浅，而某些大陆游客肯定也有同感。记得2012年“国史馆”出版了由该馆纂修吴淑凤小姐等编的《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时期的军统局》和《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当我去读者服务部时，被告知这些书受到大陆游客的追捧，已经销售一空。吴小姐幽幽地告诉我，大陆游客已经知道，来台湾旅游，除了可以买到好吃的凤梨酥之外，还有好看的书。

初到“国史馆”查阅资料，对他们的电脑查阅系统一头雾水。阅览室的湛小姐手把手教我。不料第二天去时，已遗忘部分。第三天，再度遗忘部分。不过只要我叫一声“湛小姐”，她马上走到我的电脑边，一次次讲授，不厌其烦。回到上海后，我写了一份电邮给吕芳上馆长，建议“国史馆”如果有发放年终奖这一说，那么要对湛小姐多加考虑。后来得知，湛小姐收到这类感谢信已经不是第一次，已经有一位德国学者做在我的前面。

有次在这里查阅上海抗日英雄黄八妹的档案，得知要去“国史馆”另一办公处，即台北郊区新店北宜路分馆，才可以看到档案的原件。一个炎热的下午，当我翻山越岭汗流浃背赶到那里时，才发现那是几十张大大小小剪报资料。当我正准备取笔拿纸一个字一个字抄录时，负责接待的一位小姐主动提醒我，按照他们的规定，剪报资料可以复印。十分钟后，我复印完所有的资料打道回府，心中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最近几次去长沙路阅览室时，遇到负责接待的陈小姐和孙小姐，她们同样热情周到提供服务。她们告诉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虽然年逾八旬，还经常一个人来这里，对着电脑抄档案，而且往往一坐就是一天。两位小姐鼓励我要好好向杨老师学习，经常来这里用功，绝不可偷懒。

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当我再度跨进“国史馆”底楼，就只能作为旅游者左拐去读者服务部买些花花绿绿的冰箱贴了，而不能右拐去阅览室查看资料，同时聆听陈小姐和孙小姐的声声勉励了。茫然若失之余，不禁一声叹息。

（本文原题《我在台北长沙街一段2号》，刊于8月12日《文汇学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