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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畏之海”到“海权之路”,中国海权走向何方?

章骞/口述 澎湃新闻记者 杨一帆/整理
2016-08-16 15: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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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谨以此文追忆海军史学者章骞先生。

本文源于章骞先生去世数日前对他的专访,访谈的主要内容是章先生的新著《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之路》,这本书即将于本月23日在上海书展活动上与读者见面。采访是在章骞先生平时工作的书房进行,房间藏书颇丰,清净典雅。

原本约定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在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里,章骞先生挥洒自如,侃侃而谈,赤诚坦率。但不想,很快便传来噩耗: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辞世,享年尚不满半百。天不假年,何其哀也!

章骞,知名海军史学者,著有《无畏之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全史》,生前任职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以“聖寶劍橡葉騎士”(编注:微博ID)之名为广大军事爱好者所熟知和热爱。

本文系章骞先生口述,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整理。

章骞

之所以写作《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之路》一书,要从《无畏之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全史》这本书谈起。

谈起《无畏之海》,不少读者会误认为我有为“大舰巨炮主义”招魂之嫌,但实际上,我虽醉心于那段略显泛黄的历史,心中思虑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同样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兴国家,美国与德国的命运为何截然相反?前者工业实力最早超越英国,却最终和平地接过了不列颠的海上主宰权;后者曾长期是英国在欧洲大陆倚重的国家,却陷入了空前激烈的海上军备竞赛,其一度威名赫赫的公海舰队最终被迫在斯卡帕湾以集体自沉的方式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军梦”画上了句号。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威廉二世的德国采取了更为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才使英国更为关注来自德国的威胁。这的确是一种解释,但是它并不充分。要知道,在英德矛盾最终激化为冲突之前,英美也一度在战争边缘徘徊。进一步说,即便德国转移了英国的注意力,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英国会在战后将海上霸权白白拱手让与美国。显然,美德两国的快速崛起,在客观上都对英国构成了挑战,但是英国对于二者挑战的认知明显是不同的。要充分理解认知上的差异,就必须从不列颠海权的构成讲起。

美国和平取代英国,靠的是物质,但更靠价值与理念

谈到海权,熟悉世界近现代史的朋友最直观的联想往往有两个,一是日不落帝国称霸海洋的舰队,二是马汉的“海权论”。的确,马汉在其著作中,十分关注大舰巨炮在争夺海洋主导权中的作用,而英国海军的存在也堪称不列颠霸权的核心支柱。但是,这种海权的认知是片面的,因为它模糊了海权与制海权的概念。简单来说,制海权是海军控制某一片海域的能力,而海权是海上力量的集合。制海权固然是海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却并不是海权的全部。

对于19世纪的英国来说,其黄金时代是由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经工业革命奠定的制造业基础和奉行“两强标准”的海军舰队共同构成的。这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成为英国海权的三角支柱。其中,自由贸易体系是最为重要的,它不仅为英国工业经济和金融资本的运转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而且与此直接相关的开放市场与航行自由也成为英国利益的核心关切。从这个角度上说,“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已经具有了维护海上秩序、保持贸易畅通的需求和功能。因为保持公海航线畅通虽是英国本国利益的诉求,但由于海洋主体自身的公有属性,航路的通畅为各国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英国竭力维护的海上秩序也就具备了公共产品的性质。

美国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海洋的主宰权,除了超群的综合国力与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影响外,还有两个因素很重要——软硬兼施的外交政策,以及对海权的充分理解。从政策层面上来说,一方面,美国在涉及其核心利益的地区,即加勒比海区及拉丁美洲毫不相让。美国不仅很早提出了“门罗主义”,而且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发起了大规模的扩建海军的计划,在1895-1896年的委内瑞拉危机期间甚至不惜对当时还是世界霸主的英国发出战争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在不损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适时同英国妥协,对英国在美洲之外的一系列扩张行为提供支持,以至于到1905 年,英国将其西印度群岛分舰队永久性地撤出了牙买加,把加勒比海的控制权彻底拱手相让。

更重要的是,从文化理念上来说,美国对海权的本质特征——开放,有着更为充分地认知。这种开放更为全面和深刻,它不但超出了公海自由通行的范畴,还追求海外市场的全面开放。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例,它虽是一项带有明显投机色彩的政策,却为美国在亚太的扩张提供了难得的合法性。这是因为,“门户开放”本质上遵循了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不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突破了欧洲殖民帝国的贸易垄断,而且能够以“利益均沾”的方式使其为诸列强所接受。应该说,美国对海权的认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进一步发展了海权文化里开放与自由的理念。例如,一战后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理论,尽管带有扩展海外市场的目的,却着实从意识形态上彻底解构了欧洲的殖民帝国。

因此,美国之所以取代英国,并非单纯以军事力量的优势压倒英国,而更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也就是经济优势、制度优势与道义优势取得了胜利。在二战后,不仅民族国家体系取代了旧的殖民体系,而且美国通过联合国、IMF等国际组织建立了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以这一秩序的维护者自居至今,而大多数国家也在事实上承认、接受甚至依赖这一秩序。可以说,美国是一个放大版的英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世界性的主宰。有趣的是,这两个世界性的霸权都是海权国家。

陆权国家走向海洋,关键在于避免以陆权思维考量海权

相比之下,德国对海权的理解可谓狂热且偏执。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可以说是马汉最为狂热的追随者之一,他曾说:“我现在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噬马汉的书,努力把它牢记在心中。这是第一流的著作,所有的观点都是经典性的。”但是,马汉的“海权论”受约米尼关于战略决战观念的影响,过分强调集中重型舰艇进行海上决战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对陆权概念生搬硬套的引用,因为海洋的特性本不同于陆地:人虽可以在海上活动,却无法在海上生存,所以海洋是无法被占领的,即便拥有再强大的海上力量也无法完全加以控制。

实际上,海洋除了本身富有的资源外,其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交通与航运上。制海权的之所以重要,其根本便在于能够自由利用海洋这个通道。然而,一战期间,德国过分强调对制海权的争夺,忽视了对交通线的打击,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进一步说,尽管通过海上决战赢得制海权的案例并非没有,但这是海上冲突中非常理想化的结果。由于对决双方力量差的存在,这样的理想状态往往无法实现。

英国无畏号战列舰

以一战为例,英德双方斥巨资营建的无畏舰队并没有迎来决定性的海上大战,对结果更具影响力的斗争还是围绕着海上交通线展开的。日德兰海战尽管声势浩大,但从结果上看,它并没有给一战的结果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德国公海舰队长期被英国海军凭借实力与地利封锁在近海,使得其逐渐削弱英国海军、在最后的决战中一举击溃对手夺得制海权的战略根本无从实现,并最终沦为丘吉尔揶揄的“奢侈品舰队”。当然,德意志第二帝国海上的失败有很多原因,但它对海权认知的偏颇着实是导致惨败收场的重要原因。

纵观世界近代以来的兴衰史,我们不难发现,陆权国家在追求海权的道路上,总是要面临诸多复杂的矛盾与艰难的取舍。从大明王朝的郑和,到法国的路易十四,再到盛极一时的苏联海军,都曾一度拥有一支十分强大、甚至主宰性的海上力量,但是这些力量却都难以长期维持,其原因何在?一方面,培养海上力量的周期长、耗资大,陆权国家难以长期持续地对海上力量投入巨资。另一方面,由于陆地威胁难以根除,陆权国家必须将有限的战略资源在海陆间进行合理分配,但这种平衡难以把握。

除了上述两点客观原因,陆权国家还存在一些行为特质与认知上的共性。从历史上看,陆权国家在发展海上力量时,总是由政治强力作为主导,而相对缺乏经济体系内生的动力。这种现象容易导致的后果是,一旦主导人物出现变化,原有的国家战略及相应政策容易随之改弦更张,使国家缺乏长期稳定清晰的海洋战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陆权国家普遍忽视或限制海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其海洋活动无法形成良性的循环效应,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财富去支持海上力量的扩大,而这又抑制了政府持续投资海洋事业的热忱。

更为致命的是,陆权国家对海权的认知似乎总显得不够完整,或带有偏见。如果说陆权的要害在于占领与控制,那么海权的关键恰恰在于流通与开放。若不能看到这一点,那么即便争取到了某一片海域的控制权,那么它也与一片死水无异,因为它不仅不能产生任何价值,而且还会为自己树敌众多。可以说,陆权国家之所以跳不出历史的窠臼,与其总是以陆权的思维去看待海洋,或审视与海权相关的理论息息相关。

二战前的日本是最好的例子之一。与英国不同,日本虽然也是一个岛国,但从思维方式上说,日本只是一个有强大海军的陆权国家,缺乏相应的海权思维。日本海军在成立之初就是以打败假想敌,抢夺殖民地,富国强兵为目标。在分别击败中国的北洋舰队及沙皇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后,日本掌握的殖民地与市场迅速扩大,但在国际社会逐渐陷于孤立,英日同盟也不欢而散。究其原因,便在于日本希望建立的区域体系,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一个排他封闭的体系,与英美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开放的体系格格不入。尽管日本周边都是海,但是日本的心态是在海上构筑一道无形的城墙,将其它国家排挤出这个区域。再加上,日本有一支具备强烈攻击性色彩的海军和狂热好战的军国主义传统,因此它在二战中陷入四面楚歌、继而丧失一战后大好的国际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主导力量的更替有赖于更进步的文明

从2012年底开始构思本书,到今年初写作大致完成,四年的时光悄然而逝。四年来,海上世界又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而历史的悲喜剧是否又将重演?在写作行将完成时,这种思绪与情感也越发强烈,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给读者一些启迪。

中国传统上虽是陆权国家,但海陆复合型的地理区位决定了中国总有一天要走向海洋,拥抱海洋。然而,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这条路何其艰难!我个人作为海权问题的爱好者,也不免也有一些思考。

海陆复合型的地理区位决定了中国总有一天要走向海洋,拥抱海洋。

首先,中国务必要以史为鉴,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直接挑战传统霸权的做法是一条荆棘满布、充满风险的道路。《孙子兵法》有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威廉二世在自身并未立于不败之地的情况下便叩开了世界大战的大门,第二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倘若历史可以假设,德国依然坚持俾斯麦式的对外政策,德国乃至欧洲的历史又将怎样书写?

其次,中国务必要把握历史机遇与平台,因为机遇往往千载难逢,稍纵即逝。把握合适的机遇顺势而为,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目前中国周边热点较多、一言一行都引人关注的情况下,应该更好地借助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组织或机构,承担更多的责任国际责任,在国际道义光环的照耀下走出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还是理念的转型。在我看来,海权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是开放与包容,而以往陆权国家发展海权之所以往往归于失败,核心原因之一便是没有认识到开放与包容的可贵。19世纪之所以成为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之所以能长期主导全球秩序,与它们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能使所有参与者从中获利紧密相连。中国发展海权的过程中,应具有开放与包容的姿态,这不仅在政策上应有体现,更应内化为理念与价值。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推动“一路一带”建设,更应秉持开放的姿态,在必要时甚至应主动开放,主动让利,向世界展现中国融入世界、造福世人的诚意。

纵观近代世界秩序主导力量的更替,其实也是一个文明进步的过程。我相信,美国终究也会被新的力量所取代,但是这支力量只能更加文明、更加进步,应该能建立更加公正与进步的世界秩序与价值体系,而决不是走向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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