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兜的绝技抢包山：比饿鬼更快、更高、更强

香港动画片《麦兜的故事》里，麦兜跟随黎根师傅学艺，讲着一口潮汕音粤语的黎根把粤东海陆丰移民的传统宗教竞技——抢包山，传授给了麦兜。用竹棚搭成的包山，高达十几米，上面挂满了上万个包子，男子们争相攀上包山，抢到越高的包子，在世俗层面意味着身手敏捷，在信仰意义上则象征着福气越高。

施食的最后是抢孤

其实抢包山本来就是闽台和粤东地区的中元节仪式的一部分，它在黎根的家乡叫做“抢孤”。七月十五前后，鬼门大开，长期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从地狱释放出来，游荡于天地间，这时候佛教道教都要举行盂兰盆焰口法会，旨在通过“普度”仪式使得天下的孤魂获得拯救与超度。如果孤魂野鬼吃不好，就会企图危害人间，因此普度仪式的重点环节是“施食”（潮汕称为“施孤”），就是把各式供品施予那些饥魂饿鬼，解其饥渴，令其安饱。

施食仪式进行到最后一晚深夜，鬼门即将关闭之前，僧人/道士登上普施台，向聚集在台下的孤魂说法，诵念“变食咒”将供品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将祭品一一向台下四方撒掷。孤魂在享受完食物之后，就会乖乖回到阴间安顿下来，等待来年的施食。而由于施食的祭品经过了宗教的加持，具有吉祥的意味，引起台下观众一拥而上的哄抢，这就是所谓的“抢孤”。

麦兜如果知道他努力学习的抢包山绝技抢的是本来属于孤魂的包子，还能不能保持满满的热情？在粤东潮汕地区的中元法会上，供品堆得如小山一样，故有菜山、包山、饭山、肉山之称。米饭糖果之类的易于抛洒食物，由僧道主持播撒，而饿鬼最为觊觎的包子、肉食却多数悬挂在圆锥形的竹棚之上，这样的供棚被称为“孤棚”，孤魂领受供品之棚。台湾的孤棚悬挂猪羊鸡鸭等肉食，场景壮观，光绪八年有一首《台湾竹枝词》说到：“中元殽果列层台，夜夜灯花绕市阑。鸭作高山鸡作塔，人人竞说抢孤来。” 解放前，粤东地区有些财力雄厚的孤棚，棚上布满“饭山、瓜、菜、薯、芋、衣服、犁耙、水车甚至女童者，自棚上掷下，任凭抢夺。不能抛下之人物，则写一牌子掷下，抢得者则向棚上对取”。（张华云《岭海岁时记》，载《普宁文史》第一辑，1987年）普度施食，施舍者施了一个大活人，抢孤者抢了一个活女童，可真有点骇人听闻。

相比之下，《麦兜的故事》反映的香港长洲岛抢包山仪式比较“斋”，向来只有金黄莲茸、白莲茸、豆沙与麻茸的素馅包子。这是因为抢包山是道教仪式太平清醮的一个环节，18世纪长洲岛的潮汕移民为了答谢北帝的庇佑，每年四月于北帝诞辰举办太平清醮，仪式期间全岛人保持斋戒，不得吃肉，不得杀生，最后施食给孤魂的供品也只能是素包子。

武力哄抢的战场

抢孤是中元节最为热闹（暴力）的部分，肉少鬼多，包少人多，为了有效分配供品，孤棚越搭越高，让抢孤者付出体力才能抢到胜利品。清末在台湾传教的马偕(George L. MacKay)曾在宜兰目睹高达15-18米的五十座孤棚，普度的食物高悬于上，道士主持仪式，“让亡魂有充裕的时间可从‘黑暗和阴间’来好好的饱享食物的‘灵性’部分，这部分，正合于他们阴间的需要。而在同时，却有数千个非常不灵性的饥饿群众，包括乞丐、流浪汉、无赖汉等等，从附近各乡镇、市区贫民窟，或躲藏的暗处渐渐拥挤靠近祭祀场，而且人数愈来愈多，都迫不及待的等着轮到他们牙祭的时刻。当亡魂享用完灵性的部分，剩下的肉体部分就是属于这群人的。”（《“福尔摩沙”纪事》）

以前香港人把包山上的包子叫做“幽包”，这是因为施食救度的主体是幽魂饿鬼，施舍给他们的包子自然也是幽包。然而孤魂只是享受食物的“灵性”部分，真正享受食物的是乞丐游民等游民弱势群体。抢孤仪式同时也是救济孤贫的社会慈善活动，中国大部分地方的七月十五日普度法会都有将祭拜的用品分发给孤寡贫困的赈济行为，不过在分发祭品的时候常发生抢夺受伤情形，后来闽台潮汕地区就衍生出抢孤这样强调“自力更生、胜者多食”的比赛方法。

抢孤本来出自悲天悯人的宗教精神，在实际操作中，又往往蜕变成武力哄抢的战场。乾隆三十七年，朱景英在记录台湾为官见闻的《海东札记》书中提到：“七月中元，累台延僧道施食其上，至于更阑，拥观者争所施食，名曰‘抢孤’，有乱殴至死者。

传教士马偕直接把抢孤称为“野蛮的游戏”，他描述道：“最后，亡魂像是饱足了，而铜锣声再度被敲响，表示轮到这群人的时刻了。但在第一声还没完全响完，全场看到的就是一大堆的手、脚和舌头。此时，吼叫声、咒骂声、哀号声四起，像是地狱的鬼叫。”

所有人都拼命向前抢夺，一时打杀喊叫之声冲天，乱殴至死、孤棚倒塌压死人的事件在历史上抢孤活动中常常出现。施食，本来为了让饿鬼得以安饱，现实场面倒像是人类在COS-PLAY饿鬼抢食，人间顿成地狱。

禁抢孤与禁淫戏

抢孤经常惊动官方派兵到孤棚周围持械守护，维护社会秩序，地方志称之为“压孤”。《淡水厅志》卷十一记：“持械守护谓之‘压孤’。锣声鸣则群起而夺，谓之‘抢孤’。文武官弁必赴所弹压。”

抢孤活动对于社会治安的潜在威胁，不止在于暴力哄抢。整个七月，闽台粤东的街头巷尾既有梵音萦绕的普度仪式，也有夜夜笙歌的戏曲演剧，历来官府最为忌惮的“结党滋扰”，在这个时间段表现尤为突出。清代道咸年间，施鸿保在《闽杂记》中记曰：“吾乡于七月祀孤，谓之‘兰盆会’，承盂兰盆之称也。闽俗谓之‘普度’，各郡皆然。泉州等处，则分社轮日，沿街演戏，昼夜相继。人家皆具肴馔，延亲友，彼此往来，互相馈遗，弥月方止。”

中元节上演的戏曲，自然是以“目连戏”为主，可是目连戏并非只有“目连救母”一种主题，《僧尼思凡》、《下山》、《追妓》、《男吊》、《女吊》这些屡被明清官府列入“禁戏”名单的折子戏，就是出自明代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记》戏文。此戏文在明清两代可谓“中元国民戏”，在孝道与宗教救度主题之中穿插男女调笑与惊悚鬼怪，冷热调剂的演剧，更将中元节推向耳目之赏的极致。

在地方官员和儒生看来，中元演戏实为“淫戏”。闹热的演剧吸引了群众围观，到了晚上，戏班往往加演一些小生花旦专工的粉戏，“小伶流睐所及，名曰‘目箭’，人必争之，挥拳毙命，亦所时有”。（《海东札记》）小旦抛出挑逗的媚眼，犹如利箭，横扫台下观众，故称此等媚眼为“目箭”。台下观众为了争得美人一顾，不惜挥拳打斗，有人为此而送命。

对于中元节的抢孤与演剧，清代的闽台粤东官府多次出台禁令。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台湾县志》记载，“十五日，作兰盂会，供毕，纵贫民上台争相夺取，每酿事端。比年官为禁止搭台，始于各家门首设供，风俗为之一靖。”然而抢孤在各地仍是屡禁不止，光绪十年（1884），台湾巡抚刘铭传再次以“安全”为由下令全台湾禁止抢孤。香港长洲的抢包山活动，因为 1978年包山塌下导致24人被压断手脚，被香港政府叫停，直至2005年方获解禁。

危险的外来人

恒春抢孤及爬孤棚。

在宗教学的意义上，施食抢孤其实是一种驱禳（Exocism）仪式——来自地狱鬼界的孤魂野鬼象征着“危险的他者”，他们趁着中元节鬼门开，侵入到村社共同体，于是人们以施食的方式打点这些孤魂野鬼，希望他们享受美食之后，自觉地退却。也就是说，抢孤的仪式功能是驱逐外来的他者，让共同体重回“洁净”(Purification)的日常秩序。

在现实仪式中，代表这些外来的孤魂野鬼接受施食的，往往是流浪汉、乞丐、无赖等下层社会游民。这些外来者、贫穷者和孤魂野鬼一样，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天生带着不可知、不可控的危险。吾家潮州至今有熟语“有闲来看戏，无食去抢孤”，意为有闲有钱的人去看演戏，无食无钱的人只能去抢孤。一样的中元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过法。

有趣的是，旧时闽南潮汕地区的抢孤活动，尽管施舍的财物十分吸引，然而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以及祭祀团体内部的人是不被允许参加抢孤。为什么施孤的肥水一定要流到外人田呢？此因参加抢孤，意味着自我身份认同便贬为低人一等的“外来人”。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原来定居在漳浦赤岭的王姓，现实宗族势力远逊于后来此地的蓝姓，然而在每年盂兰盆会的抢孤仪式中，王姓负责搭孤棚和放置施孤的食物，而抢孤者都是蓝姓，王姓绝无参与。这是因为地方祭祀的优先权掌握在先到本地的王姓手中，抢孤仪式中保留着“蓝姓抢孤”的规定，实为王、蓝两姓最初关系的一种体现。（张宏明《村庙祭典与家族竞争》，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蓝姓族人作为“后来者”的历史记忆，王姓族人“开荒者”的身份优越感，在年复一年的抢孤仪式中不断被展演、被强调。

在传统社会里，族群对自身话语权进行仪式化，是保有这一权力的最好办法。

福建龙海市隆教乡大社村也有抢孤仪式，据称起源于明朝初年朱姓族人来此拓垦，为了超度那些孤魂野鬼，每四年举行一次道教的清醮，醮仪最后，在朱氏祠堂前进行抢孤。1984年恢复抢孤以来，所有的抢孤者都是由外村人自愿报名，本村人不得参加。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遵循传统古礼，近年又有媒体戴高帽说这样做是为了合邻睦族，把彩头留给邻村人和他姓人。如果把眼光放远至抢孤的仪式功能，就会发现，龙海抢孤的所谓“古礼”，其实还是出于传统社会对于“外来者=孤魂野鬼”的认同。

在1930年代的台湾，随着抢孤仪式日益竞技化，抢孤者已由原本来自附近乡镇或城里贫民区成千上万的乞丐、游民、赌徒及各种无赖、亡命之徒转变为擅长攀爬的运动健将。学者把这种由运动健将组队抢孤的方式称作“选手抢孤”。由于这样的转变，使以往集体抢夺时的粗暴动作，或人群被踩死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游谦《头城抢孤的历史与演变》，《寺庙与民间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5年）

1949年之后，中元节的抢孤被视为陋习恶风，无论是内地还是台湾，均遭禁绝。唯有在香港的长洲岛，抢包山作为太平清醮仪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直到1978年发生包山倒塌意外。

比饿鬼更快、更高、更强

沾满牛油的孤柱，增加了抢孤的难度。

麦兜的妈妈写给国际奥委会的那封请愿信中说：“我认为抢那些包子十分重要，应该算是运动才对。”此话不假。香港的包山有13米高，几百号人一齐抢爬，以前的时代采用真正的素包子，软塌塌的，没有高超的技巧绝对无法借力攀爬。近几年抢包山活动虽然改用硬硬 的“胶包”（塑料包子），优胜者仍然是消防员、攀岩教练等专业人士。

早在清末民初，为了增加竞技难度，台湾宜兰头城的抢孤仪式，先是增设“凹头棚”，顶棚平台悬空，抢孤者必须使上“倒挂金钩”的绝技才能翻上棚顶，1929年之后，主办方又在孤柱上涂满猪油，让抢孤者边爬边滑，难度大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仪式的可看性。通过一次次的仪式改良，抢孤的可看性与参与性已经抢了“普度施食”的风头，成为中元节最具看点的嘉年华。1933年的中元节，从台湾全岛前往板桥参加和围观抢孤的人数达到三万余人之多。

孤棚越搭越高，抢孤者身手越来越矫健，争抢场面越来越险象环生。如果让饿鬼与生人同台争抢，饿鬼恐怕都得求饶。1932年《台湾日日新报》引用宜兰当地人的说法，“虽然饿鬼的动作敏捷得让人害怕，可是如果当他们尚未动碗筷之前，或者正在吃饭当中，突然出现比饿鬼还要敏捷的暴徒来抢夺，饿鬼就会惊恐退避，不致于作祟危害吾等人类。”如此说来，宗教仪式向竞技体育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竞技能力被认为是吓退压倒神鬼的有效手段。比饿鬼更快、更高、更强，抢孤越是暴力，达到驱鬼镇压的效果就会更显著。

麦兜一直无法实现抢包山运动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的愿望，不过抢包山所属的宗教仪式长洲太平清醮，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入选国家非遗名录的还有香港潮人盂兰胜会，本来在潮汕本地的盂兰盆会上均设有抢孤环节，但是潮汕移民到了香港岛之后反而丢失了这一传统。直到2015年，香港潮属社团总会首次举办“盂兰抢孤竞赛”，主办方希望盂兰胜会可打造成像太平清醮抢包山、大坑舞火龙等活动一样，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参观。与香港相似，近几年台湾的屏东恒春、宜兰头城（停办了42年，1991年才恢复），抢孤活动也成为当地节庆旅游的重头项目。一年一度的孤魂温饱大会，演变成为男子一展灵长类动物身手的运动竞技大会，近年再进一步发展为观光旅游的嘉年华，这样的“去宗教化”过程，可谓中国宗教仪式的典型个案。

麦兜妈妈在那封请愿信指出：“让全世界的运动员抢了，世界就会和平。”如果把“运动员”置换成“孤魂野鬼”，这句话也道出了七月十五中元节的节日意义所在。普度施食，通过施舍救济孤魂的仪式行为，让饿鬼孤魂饱食一顿之后，各归其所，安处阴间。古人相信，阴安阳乐，阴间安定了，阳间才有安乐，那才是真正的天地和谐、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