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城隍庙：1924年中元节上海市民的水火记忆

民间有歇后语：火烧城隍庙——慌了神。1924年中元节上海城隍庙的那场大火，不仅仅“慌了神”，也给当时的上海市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上海地标城隍庙

上海城隍庙现在已是沪上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观光客不会错过，周边商业繁盛，终日熙熙攘攘。其实早在清代，城隍庙附近商贩云集，被视为上海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地标式建筑；之后，又有几家园林选址在城隍庙附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豫园，各地商会亦于左近设立会馆；民国时，这一区域出现许多金店、珠宝店等奢侈品商铺，地价租金也随之节节攀升，房屋建筑也变得稠密起来。

“城”、“隍”二字，分指城墙和护城河（沟），从字面上理解，有城市守护者的含义。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城隍神通常被看作是阴间的地方官，在冥冥之中守护一城百姓的安宁。上海城隍庙旧称“邑庙”，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有两个城隍神。其一位于前殿，为金山城隍霍光。霍光为汉代著名权臣，三国时期，吴王孙皓在上海地区为霍光立祠，民间始有香火祭拜，这种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后殿中的城隍是秦裕伯，秦氏是上海望族，秦裕伯是元朝的进士，曾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据说元明易代之后，朱元璋征召秦裕伯入朝为官，秦裕伯再三推辞，明洪武六年，秦裕伯在上海去世，朱元璋闻讯后慨叹：“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于是就把秦裕伯敕封为上海的城隍神。明初上海县改建城隍庙时，并未放弃原有的金山城隍霍光，于是直到今日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这种“一庙二城隍”、“前霍后秦”的格局。

霍光与秦裕伯

作为冥界上海的守护者，城隍老爷需要发挥保境安民的作用，保障阴间厉鬼不骚扰阳世的群众，是城隍的职责之一。晚清民国时期，每逢清明、中元和十月初一这类鬼魂返阳、阴气较重的日子，城隍老爷便会被信众们从庙里抬出，在城内巡视，城隍老爷的行轿和五花八门的仪仗队伍蜿蜒穿过上海的老城厢，沿途百姓在各家门前摆放供桌，跪拜接驾，献上香火与供品。城隍老爷巡游至城外的厉坛，香火纸钱和食物被一并带至这里，供游荡的厉鬼歆享，平日里缺乏祭祀的饿鬼们饱食之后心满意足地返回阴界，不再骚扰阳间，该地得以风调雨顺，瘟疫灾祸不生。在厉坛的赈济仪式结束之后，城隍老爷再被送回庙中安坐。这样的出巡活动每年三次，因此被称为“城隍三巡会”，通常于中午开始，沿途吸引大量围观群众，整个上海老城厢内万人空巷人声鼎沸，直至夜晚方才结束。

今日上海城隍庙的中元普度太平公醮法会。

中元节大火

1924年8月15日，适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虽已立秋，但上海的酷暑并未退却。炎热没能阻挡人们的热情，按照惯例，上海城隍庙在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出巡仪式。上午十点多，城隍庙已水泄不通，众人汇聚，恭请城隍老爷升座。不久，后殿秦裕伯的神轿与仪仗鱼贯地被抬出庙门，看热闹的人流亦随着队伍走出庙去。队伍出发才半小时，城隍庙大殿忽然起火，顷刻之间城隍庙上空火光四射，周边商贩纷纷弃店而逃。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负责看护庙宇的一名道士不忍神像被火所焚，情急之中冲入城隍庙的后殿——后殿是城隍老爷的寝宫，供奉着城隍夫人及城隍父母等神像——他将城隍夫人背起，用牛筋绑在身上以防摔落，仓皇从后门逃出。惊慌失措的香客们也回过神来跟着城隍夫人向外冲去，一边念念有词：“今日和夫人一同逃难，望求庇佑”，一边恭敬地随手捡起从城隍夫人神像上掉落的头饰与鞋冠。

此次大火几乎摧毁了城隍庙的大殿、中殿和大殿前的戏台、东西两侧的回廊，附近的民宅也有一部分被烧毁。此外，庙中一座明代的雕漆屏风和几件吕宋进口的黄金高功法衣被焚。最令人心痛的是前殿城隍霍光神像，该像由一整株千年银杏木雕成，实属罕见，平日里镇守前殿，被上海百姓称为“坐殿城隍”，在这次火灾中与周围诸多神像一同化为灰烬。后殿城隍秦裕伯则由于出巡在外，逃过一劫。晚上七点，当出巡的队伍回到城隍庙时，面对的是火灾后的一片狼藉，城隍老爷无处安身，只得从后门进入，暂时安放在旁边的东岳殿，至于城隍夫人，则不得不寄身于旁边的茶馆中。城市的守护神和地标式建筑毁于一旦。

1924年火灾后的城隍庙

火灾过后，警局立刻派人封锁现场调查此事，结果显示，中元节前用于焚烧的香烛纸钱锡箔等物已在大殿中堆叠如山，当日神像起驾之时似有火星落下，点燃这类易燃物，最终酿成大火。其实早在两年之前的1922年12月，城隍庙内的皂班房即已发生一场规模稍小的失火，所幸皂衣班神像为石刻而非木质，仅损毁部分建筑的屋面，未引起更大火灾。次年，时任上海地方款产处总董事长的秦裕伯后人秦锡田募捐修葺，黄金荣和杜月笙等大亨亦捐了三千五百两白银用于修建大门前的旗杆和照壁等。没成想，刚修好的庙宇紧接着就毁于一旦。

当时城隍庙隶属于上海县款产管理处，道士仅在庙中负责仪式服务与日常维护，在实际运作中并无话语权，所以当舆论一边倒地指责道士“懒惰异常，常不在庙，不能称职，以致三年之中两遭巨灾……看管不力”时，道士们有口难辩，当日值殿的道士亦被警局带走审讯。大火之后人心惶惶，周边商贩很久之后才又聚集回来。

救火组织与市民社会

正如前文所述，城隍庙向为繁华地段，商铺鳞次栉比，每逢城隍老爷出巡这类民俗节庆，更是游人如织、摩肩擦踵。这无形中为救火增加了难度。作为明清以来的城市人口密集区，城隍庙周边常常发生火灾，也不乏救火机构。清末，老城厢的救火事业主要由民间的善堂和商会来组织运营，比如永庆社等，它们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救援能力不强；上海开埠之后，租界洋商的火险公司试图打入华界老城厢的火险市场，屡次向上海政府申请，希望能获准救火队进入华界，却被上海政府以华洋分治为由而驳回。不得已，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组建自己的救火组织。著名士绅李平书牵头，沪南救火会会长毛子坚、宗教慈善家王一亭等人一道提议建立救火联合会，在救灾时进行统一调度；与此同时，上海知县也最终决定配合，划出两亩地，为救火联合会建立火警瞭望台一座（今为小南门警钟楼）。宣统三年，这一设备交付使用。此后，随着技术的进步，1919年，上海拥有了远东第一台马达水泵，救火水龙抽水不再依赖于人力。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救火联合会的办公大楼就在城隍庙后方。

小南门警钟楼

中元节火灾当天，近在咫尺的救火联合会已在发生灾情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救火，并召唤救火汽车前来助阵，结果由于当时正值午间用水高峰期，“自来水各处用户需要时间，致救火之水力不足，火势甚烈……”，而赶来的救火汽车“驰至陈巿安桥时，观会之人肩摩击毂，并有满载砖瓦之小车一辆被众挤倒路中，不克前进……”手忙脚乱之中错过了最佳救援时机，大殿的火不但没能扑灭，反而向后方的民宅蔓延去，结果救火联合会虽然“会集各龙皮带，竭力保护”，但也“直烧至下午一时许始得救熄”。

城隍神像烧毁后，民间竟出现些许调笑的声音：“今年火烧了城隍庙，把很好的殿宇毁坏了很是可惜，可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那城隍自己尚且顾不全，我们何必把汗血换来的钱去烧香点烛呢？”此外，针对城隍庙失火的原因，警局虽已公布，但民间仍展开丰富的想象与激烈的讨论，阴谋论与神异之说一时盛行，并从中诞生出若干小说、戏剧。其实，城隍庙的大火，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不仅是道士疏于职守引发火灾，更是消防通道长年累月不畅通而造成的恶果。

1924年10月，戏剧《火烧城隍庙》广告。

早在1908年，救火联合会便已注意到城隍庙地区人员密集火灾易发的特点，倡言筹款铺设大型水管并每家每户安装自来水龙头；1917年3月，救火联合会便倡议政府，挖掘清理已被垃圾堵塞的豫园荷花池，进行蓄水以备不时之需。然而这些建议都是响应者寥寥。至于消防通道狭窄的问题，则更是难以解决，毕竟城隍庙附近的地租越来越高，商铺在搭建时总是想方设法地侵占一点街道，以扩充自身的经营面积，街道越来越窄，堵塞成为常态。

1924年中元节大火的责任被道士们承担了下来，并未引起足够的反思。人们一心想着恢复城隍庙往日的盛景。1925年起，“整理邑庙委员会”在《申报》刊登广告，号召市民捐资，修建不易引燃的钢筋混泥土大殿；政府亦将城隍庙周围区域的社会税供“整理邑庙委员会”使用。钱的问题还未解决，火灾却再次发生。1926年1月9日，城隍庙后豫园的桂花厅发生火灾，桂花厅周边的三十一家商铺被全部焚毁。救火会“闻警驱驶皮带车往救，缘豫园内并无大路，救火车不能驰进，虽用自动车往救，无如火势猛烈，直烧至五时三十分始行熄”，左近法租界派来的救火车也被堵在小世界附近无法进入。道路狭窄再一次造成救援不便，最终场面完全失控，只能任由火情自生自灭。

1926年的这次火灾，终究无法再把黑锅甩给可燃物和玩忽职守的道士，人们终于意识到一旦发生险情，城隍庙附近杂居的商铺与狭窄的街道将成为巨大的安全隐患。民众开始给市政当局写进言信，要求对老城厢进行现代化改造，按照法租界的标准扩宽街道，改良拥挤的旧式房屋，以免火灾时损失过大；各个社团共同就此问题向政府施压，上海救火联合会发表反思：“猛烈然推原其故，（一）豫园街道太狭，房屋鳞次栉比，遇有火警易于蔓延；（二）道路弯曲，救火车不能直达，只能在园外取水，皮带装接必多，手续繁而水力弱……欲图善后，除规定路线放阔街道外，别无他法……”

几天之后，“巿公所议定放宽邑庙路缐，邑庙花园内桂花厅等火毁后，经沪上各团体查得，此次庙园内大火毁去数十户之多，皆因道路狭窄，以致救火会之皮带车不能直逹火灾地点，遂有蔓延不可收拾之势。嗣当酌拟善后方法，非宽放园内之道路不可。故由上海巿公所于前日开董事会议时，曾经会同整理邑庙豫园之委员会各委员，提出邑庙内园之图样。共同研究之下，约定所放之路线至少有二丈宽阔方足以备后患而利交通……”五天之后，1月23日，道路测绘工作开始展开，火灾隐患得以消除。

至此，城隍庙终于从1924年中元节的大火中缓过神来，开始走上重建的正轨。道路测绘工作开展的后三天，1926年1月26日，召开了一场关于重建城隍庙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杜月笙、黄金荣等四人当场捐资2万元，有了这笔启动资金，重建工程变得容易起来。之前牵头组建救火联合会的李平书被众人推举为重建计划的筹备主任，政府亦予以配合，在城隍庙附近加强警力，保卫施工。新的城隍庙果然也出于防火目的，不再使用传统的砖木结构，转而运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黄金荣花了大价钱为城隍庙“购置铜鼓水泥庙身，配以瓷砖地坪”，城隍庙遂与1924年起建的法藏讲寺一起，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仅有的两座采用新材料修建的寺庙。当时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青帮的头目黄金荣，也由于主导了城隍庙复建的捐款，被称为“大善士”，城隍老爷秦裕伯的后人为他树碑立传，此为后话，但至少经由此变，城隍庙的性质由原有的县政府公有财产，逐步转向民间自治。

青帮的三大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皆为此次城隍庙复建的捐助人，之后加入邑庙董事会参与城隍庙的管理。

1913年2月2日，城隍庙附近商铺发生火灾，救火队员黄海林在灭火时牺牲；1918年12月15日，城隍庙外东辕门发生火灾，“大火焚毙男妇小孩八命”；1921年12月8日，城隍庙文昌殿旁后的大树顶部忽然起火，由于附近道路阻塞，救火队员只得携带便携式水龙头“汲水灌救，无奈水力薄弱树顶极高，不能灌及，任其自行熄灭，附近设摊小本生理之辈纷纷收摊逃避”……

城隍庙一带由于商业繁盛、人口稠密，建筑紧凑、道路狭窄，历来是火灾高发区；这里的人们早早成立救火组织，著名的中国救火联合会亦诞生于此。然而，抗击火灾的历程，凝聚着血泪与无奈。火灾时民众惊惶的尖叫、小南门火警瞭望台的警钟声、救火车急促的汽笛、救火队员架设水龙时的呐喊，共同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城隍庙前上海市民的水火记忆。1924年中元节的城隍庙大火，并未伤及前往参拜的善男信女，但庙宇和神像与无数珍宝付诸一炬，不知该说这是城隍老爷自身难保的不幸，还是神灵默佑之下的“感应”。不过在此之后，人们的安全意识提高，民间呼声倒逼政府决策，消除火灾隐患逐渐被提上日程，城隍庙及其周边环境得以改善，城隍庙亦逐步采取董事会制度这一现代管理模式，开始走上市民社会社区自治的道路。1927年12月18日，中式风格西式建材的大殿落成开光，上海城隍庙迎来新生。

【延伸阅读】

郁喆隽：《神明与市民——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