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而奇妙的人生，他们慢慢写作，不时开个小差

人生如此短暂，但它同样可以是奇妙的，小说家们就是书写奇妙而短暂的人生的一类人。

8月19日下午，来自美国的多米尼加裔作家朱诺·迪亚斯、来自北京的张悦然和上海的小白就“短暂而奇妙的人生，我们如何书写”这一主题进行了一场文化对谈。三位作家分享了各自的写作过程中的悲喜交集，写作的经验，人生和写作的关系。

写作的意义：为了跟这个世界捣捣蛋

对于作家来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为何要写作？在迪亚斯的小说《偷情者的真爱指南》里，男主人公说到写作对于他来说既是希望，也是恩典。那迪亚斯本人如何解释自己的写作动机呢？他提到，在多米尼加和美国有一个普遍的神话：作家以写作为生。但他不是这种作家。他的写作动机更多来源于一种使命感，你是受到这种使命感的感召而拿起笔的。他笑言自己其实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写作，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迪亚斯的产量依然如此少。

而对张悦然来说，写作的动力源于一种童年时的午睡经验：“在我很小的时候，每次在午睡中醒来时，我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我的轮廓周围好像有一个和空气之间有一道裂缝，那种感觉好像是我其实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被剪下来贴到现在的这个空间里来的。我不属于这个地方，原来我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张悦然把这种童年经验解释成和世界有一种不和谐性，而通过写作，她得以弥合这个不和谐性，缓解她和世界的摩擦。

有趣的是，对小白来说，写作意识的降临也源自童年时的午睡经验。但对他来说，写作不是为了和世界获得某种和解，恰恰相反，写作是他和世界捣蛋的方式。他说：“小时候午睡的时候我会做某种白日梦，梦里有人逃，有人追，然后搜山，我就替他想了怎么在山洞里准备粮食，准备武器，怎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我觉得写作就是跟这个世界捣捣蛋，我试图发现这个体系里面有什么漏洞，裂缝，我观察他，想一个办法出来，我的生活当中就有这样一个破坏的欲望吧。”

写作的艰难：风格就是一种限制

众所周知，写作是一项孤独而艰辛的劳作。有趣的是，这次参加对谈的三位作家都是写得很慢的作家。譬如，迪亚斯的第二本书和第一本间隔了11年，第三本和第二本间隔了七八年。而张悦然的上一部长篇则是十年前，而小白也不是那种高产作家。为什么他们的写作进行得如此缓慢？写作过程经历了怎样的艰辛？

刚出道时的张悦然其实是高产作家，但当进入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准备工作完全没有到位。具体到最近出版的《茧》这部长篇，对于她来说，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在于语言的改变：“当我想要去写不一样的，和之前的内容截然不同的内容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语言好像和它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很希望能够变成另外一种语言，但是语言是非常难转变的。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完全变成另外一种语言，尤其是之前的语言被读者认为是一种风格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风格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烈的限制，风格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边界的存在，当你想要突破边界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失败。”

而对迪亚斯来说，写作的艰辛有时是和人生和危机重叠的。在写《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时他经历了和瓦奥这个人物类似的失败经历：“我写这本书的11年里丢了工作。我写的时间太长了，我当时的女朋友偷走了我的公寓，其实说真的，她改变了当时租房的锁，我就丢掉了这个公寓。我当时还受了很重的伤，非常的痛苦。我的编辑也被解雇了。当时写的小说我自我感觉不错，但是给了几个朋友看了之后，他们都说这是垃圾，是他们读过的最差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就离开了美国去墨西哥住了一段时间。我离开了美国，想躲开之前倒霉的运气，我不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圣多明哥去，因为他们要给我包办婚姻。”

但写作的过程中，生活尽管有时比小说更狗血，但有时灵感的降临却像“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迪亚斯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时我就向一位朋友抱怨自己多倒霉，他说你不要抱怨了，你应该看看奥斯卡·王尔德的书。但是在西班牙语里他把‘王尔德’的名字读成‘瓦奥’。当天晚上我回到家对自己说，不如努力尝试一下，于是花了3周拼命写作，这就是后来的‘奥斯卡·瓦奥’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作家们的创意写作课堂

在三位作家中，迪亚斯和张悦然目前都在知名学府里开设创意写作课程，一位在麻省理工，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家的写作课堂是什么样的？他们从教课中获得怎样的收获？上写作课的学生是为了成为作家吗？

在一个盛产理工男的工科学府教写作课，对于迪亚斯来说有一番别样的乐趣，因为学生们只想发明软件，成为亿万富翁，没人是抱着成为作家的目的来听课的，他们纯粹是为了好玩。也因此，这些学生会做很多实验，不在乎自己犯错。

教这样的学生也会有很大的问题，迪亚斯说：“但是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多阅读。因为现在学生整天玩手机上的instagram、脸书这类东西，但是让他们读两个故事就很难。”

而对张悦然来说，她经常能从学生那里体会到一种不受束缚的、自由的写作经验。而且，学生们对于小说的独特解读经常会让她倍感惊讶：“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太信任真的是他们想的吗？回家以后我就去查豆瓣、百度，虽然是一个很阴暗老师的形象，我把他的想法他的解读，在豆瓣和百度查，真的查不到，只是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对这个学生有肃然起敬的感觉。”

说到选择当老师的原因，张悦然的动机是希望文学能在学生生命里停留更长时间：“随着他们进入社会，工作的领域，他们会很忙，然后慢慢的结婚生子，就没有时间再阅读小说，没有时间再写任何东西，我就希望他们这时候对文学的热情足以支撑，以后未来的岁月文学在他们的生命里停留更长时间。”

作家就像24小时的便利店，没办法休息

有的作家会有特殊的写作习惯，比如杰克·伦敦喜欢在屋子里到处贴上小纸条，安徒生喜欢在森林里写作，海明威喜欢站着写作。那迪亚斯、小白和张悦然有怎样特别的写作习惯？

迪亚斯的习惯是写作前放电影原声乐：“4年时间里我做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是开始写作之前要放电影原声乐，而且是非常难看糟糕的电影，我当时有点迷信，觉得看了这个电影会改变工作习惯。我看的是施瓦辛格的《野蛮人柯南》。”

而对张悦然来说，她把作家比作“开杂货店的老板”，而她要做的事情是“每天把杂货店的门打开，然后就坐在那里等着，如果运气好，可能会有很多客人来，就是灵感或者你写了很多的字，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个人也没有来。但是你需要做的事情是每天都要把门开着。”

她笑言自己是运气比较差的杂货店老板，“我常常是坐下写作，白天漫长的时候其实都在等待，都在浪费时间，到了快要决定下个小时再写不出来，再写不出来就不写了，这时候反而就会好一点，客人接踵而来，所以这时候就要延迟关店了，你就是24小时的便利店，没有办法休息，所以我的效率比较低，长期在开店的时间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产量吧。”

而相较之下，小白的写作习惯可谓规律，“我其实没有什么习惯，就是东摸西摸，东看西看，忽然就开始写了。像《租界》写了4、5个月不到，每天3千字，那是很自律的，每天早上7点起床，泡杯茶，坐半个小时，抽根烟，开始写，到了11点30分，吃午饭，然后休息一下，然后1点开始写，然后写到晚上5点半，然后再吃晚饭，晚上下载大量的电影，大部分时间还是东玩玩西玩玩，我也打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