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关于移民的误解，“花花公子”特朗普

关于移民的误解

近日，联合国国际移民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呼吁破除关于移民的诸多迷思。

在许多国家，移民仍然是政治争论的主题。理应如此：这个问题影响着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但萨瑟兰认为，这一关键主题的公共观点总是被情绪而不是事实左右。结果是关于移民的风险——或其诸多好处——缺少公开有效的对话。

特别是，民粹主义领导人急切地想要操纵移民争论，用注水的数字和其他恶意夸张煽动群众恐慌。这类煽动言辞直接伤害了移民，即使是那些在新国家定居已久的人也不能幸免。在英国，6月份英国脱欧公投前后针对移民的报道仇恨犯罪同比激增42%。

但反移民情绪的影响远远不只限于国内。如果民粹主义散布恐慌导致各国采取保护主义排斥政策，对全球经济——以及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现在，理性的政治领袖和大众媒体应该让事实重新主导争论。它们必须宣传移民流的真正数字（包括流入和流出数字）。它们必须向公民澄清，许多被指责是移民带来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的错。它们必须强调移民对社会和经济的巨大贡献。

英国脱欧投票受到了扭曲的印象的推动，即英国移民过多。花边小报和民粹主义政客不遗余力地营造这一印象。而事实上，调查表明，在大部分国家，居民大大高估了移民的数量。在一些东欧国家，穆斯林移民被高估了多达70倍。

真相是生活在祖国之外的人口的比例在近几年中几乎没有增加，占当今近75亿人口的3%左右。在过去五年，3650万人——仅占全球人口的0.5%——离开了故土。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公民都想前往西方富裕社会，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真正移民的人，生活在本来的地区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只有不到1%的非洲人迁往欧洲。与此同时，全球移民数字中包含了大量发达国家公民——包括490万英国人。

移民大量消耗国家预算的说法也不正确。在英国，移民所缴纳的税收比获得的福利更多。

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需要移民。在65岁以上人口比例最多的十个国家中，九个在欧洲。工业化国家常常会出现低技能工人短缺——匈牙利最近承认，它需要250,000外国工人填补劳动力市场缺口——而移民也未必教育程度低下。2010年，前往经合组织的移民中有29%拥有大学学历。

当然，移民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但这些挑战可以克服。在全欧洲造成恐慌的地中海难民危机原本可以像过去那样通过国际合作行动有效解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社会一同安置了一百多万越南难民。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冲突导致四百万人流离失所，欧洲站出来为他们提供了帮助。

从2010年到2014年，欧洲国家花了10亿多欧元用于修筑隔离墙和边境。这些通过建立新藩篱实现“重新控制”的措施迫使移民落入蛇头手中，并危害贸易和合作。

目前，欧盟去年承诺收容的22504名非欧洲难民中只有7200人到达欧洲。数千名没人陪护的儿童——最脆弱的移民群体——尚未找到容身之所。这不但是1951年《难民公约》所有签署国的法律义务，也是人道主义价值和体面的考验——所谓的发达国家大多没有通过这场考验。

萨瑟兰认为，这些国家应该认识到，确保有序移民的最佳办法是为难民和移民开放合法渠道。

“花花公子”特朗普

本周，罗斯·多塞特在《纽约时报》发文，从后革命文化的角度剖析了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这对竞争对手——60年代的孩子。

希拉里·克林顿一直是一个让人非爱即恨的人物，因为她似乎代表着1960年代的文化变革——她是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和职场母亲，嫁给了出生于婴儿潮时代的第一个美国总统。

有可能当上美国第一夫人的梅拉尼娅·特朗普，曾在90年代刊发的一组照片中全裸出镜，《纽约邮报》现在刊出了这些照片。从特朗普的言谈举止及其妻子的“艺术”照来看，他比克林顿更能证明性革命的全面胜利。

这里的革命是复数的，因为特朗普提醒，1960年代是分阶段的，当时的社会变革由不同的人物和世界观塑造而成。正如约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在一篇精辟的专栏文章中所写，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是60年代的孩子，但却分处两个极端：特朗普汲取的是“新鼠党”(Brat Pack)时代的养分，克林顿受到的，则是在那个年代盛放的婴儿潮自由主义的影响。

特朗普身上看似奇怪、反动的很多东西，都和辛纳塔(Sinatra)及《广告狂人》(Mad Men)时代某种人身上的常见特质息息相关——比如不经意的性别歧视，低俗和守礼的奇特混搭，乃至那种出言不逊加漫画做派的风格。

但是，那种男性文化，虽然就其剥削利用女性的态度而言算是“保守”，但它本身却是对资产阶级规范和美国中部基督教体制的反抗。如果希拉里算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时代女权主义的（不完整）化身（鉴于其复杂的婚姻），那她的竞争对手就是男性革命者休·海夫纳(Hugh Hefner)的传人。斯泰纳姆曾在海夫纳的俱乐部里当“卧底”。

海夫纳一度是男性性反叛潮流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虽然他现在只是个低俗的老头儿，起初却是一位山寨版的哲学家，宣讲着抄袭自反对压抑自我的波西米亚式及各种弗洛伊德式理念的福音，照他所说，追寻和享受放荡，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这实际上，是特定男性群体享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些时髦人物喜欢邀请女士回到自己的居所，“恬静地讨论讨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

这种显而易见的鸿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海夫纳从一个现象级人物变成了一个小角色，而更具女性主义色彩的解放运动，则演化成为自由派上层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

但其演化过程是渐进的、不完全的。男性的性革命——其中的自由是指一边让女性服避孕药，一边纵情享受的自由——目前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而且不仅是在福克斯新闻台的大厅里。从好莱坞和大学校园，到摇滚音乐会的后台和比尔·克林顿的政治团队，它作为一种并未言明的哲学，普遍存在于所有表面宣称追求文化自由主义和性别平等之处。

此外，它依然存在于低端文化市场之中。《花花公子》的神秘魅力在中下阶层环境中显然并不是一个笑话，那种环境催生出了其杂志的插页裸体女郎，以及她们最热情的粉丝。像特朗普主义一样，海夫纳式价值观在蓝领们因宗教式微、社区瓦解而形成的精神真空中大行其道。

最终，在被许以温柔顺从的插页女郎、却最终单身一人，只能通过高速互联网寻求慰籍的男性群体里，男人的性革命化作了有毒的亚文化，仇视所有形式的女性平权。

作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基督教的式微，这两种后革命风格之间的文化冲突可能遮蔽旧有的文化战争，在流行文化领域已经是这样了。

日本皇室思想比其保守崇拜者更进步？

本周，著名学者伊恩·布鲁玛在《金融时报》撰文讨论了日本天皇退位的吊诡效果。

布鲁玛看来，明仁天皇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君主。作为首个以“国家象征”而不是神圣的祭祀王(priest-king)身份继承皇位的日本天皇，明仁天皇在妻子美智子皇后——第一个嫁入皇室的平民——的陪伴下作出了大量贡献，将神秘、高高在上和刻板的天皇制度变得人性化。

现在这位天皇又做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他不仅暗示自己想要退位，还在电视上直接向臣民公开了这一意愿。这是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的举动，因为大多数日本国民一定会同情一位接受完癌症治疗和心脏手术后，感到自己虚弱到无法再履行职责的82岁的老人。他们承认这是一个人类层面的问题。一些人甚至援引个体人权原则，允许天皇按照自己的意愿退位。

此事对并无退位条款的日本法律来说非常重要。天皇毕竟是一个象征，而不是政治身份，不能简单地决定退位。《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等偏自由派的媒体认为这是一次展开全国辩论的绝佳机会，不仅围绕现代君主制的适当角色，还可涉及天皇制度的其他方面，比如女性的继承权等。

然而这一切都与保守派——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其支持者——的想法背道而驰。“让我们重新掌控自己的国家”这一风靡当今世界的政客承诺的日本版，便是改写二战后美国人设定的宪政秩序。

安倍晋三想要摆脱不让日本投入海外军事作战的宪法义务，这一主张获得了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往往与右翼神道教信徒有关）的支持。他还希望通过提高爱国自豪感来恢复“道德教育”，淡化日本战争罪行，并恢复对天皇的宗教崇拜。日本宪法中那些关于普世权利的话语，很可能会被有关日本独特文化的文字取代。

据信日本皇太子德仁在和平主义以及有必要从日本黑暗历史吸取教训方面与他的父亲有着同样的信念。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有意成为一个受到盲目崇拜的对象。日本的一个奇怪之处在于，该国皇室的思想似乎比其最保守的崇拜者更进步。

不愿将天皇视为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更不愿看到女性继承皇位的修正主义者们左右为难。由于他们的信仰（与最正统的天主教徒和教皇类似），他们必须将天皇视为毫无瑕疵。

这就是为何在日本明仁天皇发布广播讲话后，安倍晋三不得不严肃对待他退位的可能性。天皇的意见是不可拒绝的。这种对待君主制的态度或许存在问题，但它可能会产生吊诡的效果：阻止超级保守主义者做出最糟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