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奥运会上的身体表达：更大的个体化空间

刚刚闭幕的里约奥运会上，运动员们的身体、婚姻、性事、性取向都成为万众瞩目的话题，不论是开幕式上跨性别超模Lea T，本届奥运会49位公开出柜的LGBT运动员，刚一开幕就成为全球女粉丝舔屏对象的宁泽涛的美好肉体，还是里约奥运会官方派发的45万只安全套，都让观众在观赏体育竞技的同时，也欣赏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性与美的盛宴。

奥运会上的身体表达

说起奥运会上的身体，不得不提古代奥运会上的裸体运动员，古希腊奥运会早就成为区别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重要身份属性，其中裸体竞技是最重要的身份差异之一，然而古希腊体育竞技的裸体并不是在任何项目里都被得到允许，只有竞技项目，例如跑步、投掷、跳远、摔跤、拳击等项目上才允许裸体，而在“赛马”类项目里，则无需裸体；裸体参赛者也只限定未成年和成年的男性，女性却没有资格可以参加或者观看古代奥运会。（王大庆，2015，《古希腊体育竞技中的裸体习俗》，第88-89页）。

现代奥运会上的女性参赛者，也是从第一届的0人逐渐增加到2000年的4254人（如图），里约奥运会上，仅中国代表团里的女运动员就有256人（扬子晚报，《中国奥运或不再“阴盛阳衰”》）。

图片来自于朱小丽 2004《传统·现实·超越·继承——妇女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女性运动员人数的增加，不仅是奥运会的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也是女性争取性别平等的重要成果。

到了2016年，全球女性表达自己的女性权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是否能够参加和观看奥运会，而是能够自由的表达自己对男性身体的欲望。

不论是宁泽涛，还是张继科，全世界的女观众们不但可以肆意的欣赏这些或因为项目要求裸露或因为运动员主动“除衫”而显露的身体， 而且能够在网络上自由的表达对这些身体的艳羡和热爱。这种对于身体的自主显露的自由以及对异性身体欲望的表达的自由，也在全球化网络媒体的助力下，能够在更大范围的受众中得到呈现及放大。

当然，这种对异性身体的自由表达，在这届奥运会上也表现在对同性身体的表达之间，开幕式上被偶然拍到的两位男观众的热吻，成为全场欢呼雀跃的兴奋点；英国跳水选手克里斯-米尔和杰克-拉法尔虽然在获得奥运冠军之后有了“基情一抱”，但仍然被腐国的《每日邮报》用中国跳水冠军们的拍拍背脊的祝贺方式来批评其阳刚不足，然而《每日邮报》的编辑们并不知道《都别争了！马龙是张继科的！》这篇文章已经刷爆了中国微信朋友圈，中国的小伙伴们只会遗憾中国跳水男选手们为什么没有来抱上一抱。

除了对异性、同性身体的表达，傅园慧对自己身体的自白表达，也是里约奥运会中身体表达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虽然傅小姐只是不经意的拉了拉勒得很紧的游泳衣，在镜头前坦言自己的例假，她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视中国女性面对身体及月事表达禁忌为不可逾越的社会压力的外国媒体看来，傅小姐不会吹灰之力的耿直表达，便推开了压在中国女性月事禁忌的“枷锁”，的确不啻为一位争取女性自我身体表达权的先锋人物。或许，这只是傅小姐这一代中国女孩的普遍状况，在奥运的这个舞台上的不在意的小小流露。女性的月事禁忌虽然依然存在，但并没有过去，或者外国媒体想象的严重情况，已经逐渐在中国退散。我也不否认傅小姐的这洪荒之力的“身体表白”，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促成中国女孩的月事禁忌可以进一步消散，但是“打破禁忌”的判断，在我看来，CNN、卫报、纽约时报、独立报等外国媒体远眺式观察中国女性社会状况，难免会有跟不上中国女性在互联网时代的快速成长的节奏，出现“惊喜”也是能够理解的。

奥运会的性

除了运动员的身体及围绕身体展开的表达之外，里约奥运会派发了45万只安全套，是伦敦奥运会的3倍，让人们更加关心奥运选手们的性事。不论是奥运选手嘿咻那点事成为全球媒体追逐的热点。

奥运会上发放避孕套最早出现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出于预防艾滋的考虑，汉城奥运会派发了8000只避孕套，更有英国代表团因为在奥运村天台乱扔用过的套套之后，遭到英国奥运协会颁布禁止室外性行为的条例的约束。即便有了对奥运村里性行为场所的限制要求，奥运会派发避孕套的数量则持续增加。尤其是这次奥运会的举办地巴西，更是一个性交易合法的国度。

从2014年的世界杯开始，奥运旅游业也促进了性旅游业在巴西的发展，但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是，巴西的性工作从业者并不觉得沾了很多这些国际重大赛事的光。在巴西的 Observatory of Prostitution 机构长达12年的研究中，人类学家 Thaddeus Blanchette 和他的同事发现里约的城市中心区有20多个性工作者的工作地点，但是2014年世界杯期间，外国游客往往只集中在里约南部的Copacabana、Ipanema，Lapa和马娜卡拉体育馆附近，忽略了去性工作者较为集中的里约中心区，由于大赛期间住宿等消费的费用昂贵，游客们往往只会把钱花在刀刃上，买春这些不是生活必需品的活动更多被放弃。Thaddeus Blanchette更是认为里约的警察在这些国际赛事期间往往充当着皮条客的角色，而当地的民兵则充当了管理城市治安的角色。这一说法或许可以成为理解里约奥运期间的较为混乱的社会治安的另一种解读的可能。

专门用来“约”的社交软件在这次奥运会上立功了，有人从Tinder 和Bumble软件上收集注册账号的奥运选手的资料，在Ins上开辟Sportsswipe账号，公开展示了311名运动员的约炮软件上的账号，他们在这些软件商的个人照片更是各种赏心悦目。

当然，这样做的危害，是增加了奥运选手们在性社交的软件上发布个人信息所带来的资料曝光的风险，就有网友曝出自己几个月前约炮的对象是新加坡的新晋游泳冠军约瑟林，给选手们带来不必要的舆论压力。更有好事者，专门在同性交友的软件中，把注册了奥运选手以“同性恋者”的身份曝出，让那些还未正式出柜的奥运男选手受到了被动出轨的社会压力。这也说明，身体的表达，也分奥运会场上的“前台区域”中的被官方允许、接纳的表达方式，也有这种奥运会比赛之外的“后台区域”中，奥运选手们需要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的身体表达。

至于说到秦凯的颁奖现场求婚，有人认为是利用公众舆论胁迫女方接受之嫌，但是很少有人会去考虑秦凯本人面对世界观众的压力，以及求婚成功后，女方难以抑制的喜悦和幸福感。同样的求婚，在里约奥运上也发生在同性选手之中，似乎也很少有人会去讨论说，同性选手当众求婚，是否会给被求婚的乙方带来世界范围的“胁迫 ”。不同的性别身份，带来的对婚姻的仪式感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从中也能看到我们对异性恋女性对婚姻仪式感的解读似乎带有更多的旁观者的越权裁判。

至于说到奥运会及各种世界大型赛事与各国国族身份的建构之间的紧密关系，Alan Tomlinson, Christopher Young在2006年的《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ports Events: Culture, Politics, and Spectacle in the Olympics and the Football World Cup一书中做了充分阐述。曾经在北京体育大学交换学习并在1986年全国大学运动会上，代表北京参赛，夺得金牌并打破了女子七项全能的全国记录的美国女人类学家Susan Brownell，在1995年出版的《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pole’s Republic》通过她自己的参赛经历，详实的阐述了80年代的中国运动员与国家之间的强烈纽带。

这种强烈的国族身份纽带关系，从里约奥运会给中国观众带来类似于30年前的万人空巷的观看女排决赛直播的盛况可以看出运动员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强纽带关系依然存在。

与此同时，在里约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以及观众们的的各种自我、自主、自由的对身体、性情和婚姻关系的表达，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2010年代的中国运动员们的训练和参赛，虽然同样带有80年代建构国族身份认同感、国家荣誉感的运动员使命，但是运动员们已经获得了更大的个体化空间，能够有更多的遵循自我的身份表达。这种个体化的身体、身份、性及性别的表达，兴许是推动中国竞技体育走向更加蓬勃兴盛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