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教官制度如何走进台湾校园

2016年8月9日，台湾“教育部”政务次长蔡清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会在8月底前出台明确政策，届时台湾当前约1400多名军训教官，在5年内“有尊严地”全面退出台湾各大专院校和高中职学校。这意味着，延续长达百年历史的军训教官制度，即将走入历史。

在台湾诸多以校园青春为题材的电影中，“教官”是个不可或缺的形象。大陆比较熟悉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中，女主角沈佳宜和男主角柯景腾的“革命友谊”就是在教官罚站中“升华”出来的。军训教官制度历史悠久，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潮。

军事训练制度入校园，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含义。晚清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失利，屡遭外侮，有识之士认为是中国人不尚武的传统所致，提倡学习德日之军国主义教育。早在1902年的时候，旅日华侨组建的学校中，已经开始推广兵式体操。在晚清教育改革中，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三人拟定的《学务纲要》中即曾明确指出：

“各学堂兼习兵学。中国素习，士不知兵，积弱之由，良非无故……兹于各学堂，一体练习兵武体操，以肄武事。并于文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大学堂政治学门，添讲各国海陆军政学，俾文科学生，稍娴戎略。此等学生入仕后，既能通晓武备大要，即可为开办武备学堂之员，兼可为考察营务将卒之员。”

这一提议，既要求学生进行兵式体操训练，还要学生接受较为完备的军事战术、战史训练，其目的是为国家培养预备统军之人才。对此，清政府官方仍有疑虑，即便是《学务纲要》中也明确禁止私立学堂私习兵操，原因是怕革命党利用此机会培植反对势力。然而，这完全阻挡不住兵操在大中国的飞速推广。到1907年的时候，全国很多新式学堂如江苏的中小学堂，已经采用了兵式体操训练。官方的态度也在改变。1909年，直隶省明确要求中小学堂加练兵式体操，内中称：“迩年外侮日逼，皆由人民积弱所致。嗣后各该学堂，均令加习兵式体操一课，……俾各学生自幼即识战阵之略，强其体育，为将来强国强种之基。”其他省份也是一样，不仅学生经受军事训练，不少学堂都还装备了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这也是辛亥革命时许多新式学堂的学生能够迅速武装起来成为生力军的原因所在。

民国肇始，老同盟会员蔡元培接掌教育部，更是将这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救国方法，发扬光大，将兵式体操引进到了一般教育中。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军国民教育即列为其首。然而，随着国民党失掉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新文化运动爆发后，“重估一切价值”成为时代的口号；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惨痛教训，也给予中国人巨大的警醒。在此情况下，效法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开始受到公众之批判。即便是当初支持军事教育的蔡元培，也在《欧战后之教育问题》演讲中反思：“德之军国主义，以全国人民为机械，而供野心家之利用……”，“我国昔日之教育制度，多效德日二国。故清季有尚武之条件。今军阀派所办学校，尚有专用军法部勒者……”军国主义教育被军阀所利用，乃至成为全国统一之障碍，也许是当初倡导军国民教育的蔡元培所始料未及的。除此之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也对军训制度提出了批评：“斯巴达人之教育，期以好勇善斗，此军国民教育主义，为近世教育家所不取。”夹杂着对军阀政治的厌恶，加之对其教育目的和效果的质疑，军国主义思维下的军事教育成为众矢之的。192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废止兵式体操。

不过，军事训练教育并未在中国完全绝迹。当时地方自治如江苏省，只是将原本之“军国民教育”之词，修改为“学校军事教育”，成立了学校军事教育研究会，要求江苏省境内中等学校以上必须加入军事教育，并由现役军官予以辅导。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进占济南时，遭到日军的武装干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中国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惨杀，军民死伤无数。北伐军忍辱负重，绕开济南继续北上。此事使蒋介石意识到日本对中国之严重威胁。杨天石先生指出，当天蒋介石日记载：“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经此刺激，他决心重建学校军训教官制度。1928年，国民政府以长期施行军事训练教育的江苏省为蓝本，发布了《中等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内中指出，军事教育之目的之一在于“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规定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每年暑假集中进行三个星期的军事训练，遴选军官充任教官，这就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学生集训制度”。

关于军训的内容，男生需要进行一些基本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训练，女生则进行医护培训。集训时，照例有走队列和检阅典礼、领导人讲话等基本模式，还有专门的学生刊物登载相关的军训信息、图片、学生感言等等。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学生集训时，还有明星前往慰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侵迫日益加重，军训制度的必要性也愈发凸显。随着国民党党化教育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军训教官也开始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以便加强对学校的控制。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学校中“学生集训”制度的施行。应当说，军事教育制度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提高青年国防意识和军事技能，为国防培养预备人才以挽救民族危亡等方面，是起了大贡献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军的成型就有军训制度的推动之功。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善，军训制度是否仍有存续的必要，成为朝野争议的话题。国民政府一度提出要求毕业生也要参加预备干部培训的“集训制度”。在国共争夺校园学生的背景下，在中共看来，军训制度成为了国民党征兵、进行党化教育、抵制中共渗透、钳制学生思想的帮凶。如1946年昆明的左派报纸《学生报》即大声呼吁“集训是阴谋”，“集训，是反动派破坏民主运动的又一花样。……反动派藉政府的命令、教育军令军训三部的入帽子，以集训为幌子，不准我们进大学，……集训即受特务训练，要我们每个同学编为党棍，至少是党尾巴……他们想把我们集训一年，然后调到内战前线，去作凶手，去杀自己的同胞，让同胞的血染在我们的手上……”。另一篇文章《从青年军说到“集训”》，则呼吁所有青年学生站出来，“在国家走上正轨前，先延缓集训”。在纷纷的反对声浪下，国民政府被迫同意，将高中以上学校毕业生参加预备干部集训案，暂缓至1948年实施。不过随着内战的白热化，国民党仓皇走台，这一提案也就失去了在大陆执行的机会。

是存是废：台湾电影中的教官形象何来？

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失败，退据台湾。蒋介石痛定思痛，认为人心丧失、学潮连绵，对学校、学生思想控制的失败，是一重大原因。由此，他决心在台湾高中及以上学校，全面恢复军训教官制度。在短暂试行后，1952年，国民党政府发布《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事精神体格及技能训练纲要》，其中第八条第二款规定：高中以上学校，男生应实施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女生实施军训及看护训练。军官由蒋经国主持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和国防部遴选，充任学校教官。1960年后，军训处归属教育系统管理，但是教官仍然由现役军人担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典型性”的教官，是由“政战”人员充任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后，经受一定时间的“政战”和军事培训，可以成为高中职和大专院校的军训教官。

除却承担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任务外，在政治方面，台湾学校的教官还负责监视学生、以免被“匪谍”渗透、防止左倾、提防“台独”倾向和弹压学生运动等。除此之外，教官还肩负另外一种职能：招揽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加入国民党。正是因为成为国民党在政治上钳制思想、剪除异已、控制学生的帮凶，教官制度也就背负上了“原罪”，在解严后被当年的党外人士深恶痛绝，必欲废之而后快。如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中，教官的形象就是一个蛮不讲理、动辄呵斥、责骂甚至体罚学生的“专制”形象。生活方面，教官还负责监察学生的风纪和仪容，最为直接的标准就是头发的长度和女生裙子的高度；如不准染发、奇装异服、穿迷你裙等等；教官同时还负责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

总而言之，这时期军训制度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监视和弹压校园师生，防止他们被异见分子渗透而成为颠覆政权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则是出于台湾兵源不足的考量，所以国民党政府认为需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强调“文武合一”，以实现“保卫台湾，反攻大陆”的政治理想。

不过在1987年解严后，台湾社会步入正常化，驻校的军训教官的职能也实现了转型。原先负责监控学生思维、代表军方存在的职能，早就被繁复庞杂的校园安全议题所占据。他们不仅要承担传统军事教育军训制度等任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负责校园的安全保卫和学生的生活辅导等工作。上至防火防盗，下至防斗防殴，看护问题学生以免自杀等等；这其中随便一项，就足以让人头疼了。

在生源质量相对较好的优秀中学，教官们所要面临的任务当然相对轻松很多。不过在生源质量相对一般的职业学校，教官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周星驰的电影《百变星君》中，曾以无厘头的夸张手法描述了这样一类问题学校。台北当年有东方、西湖、开南、泰北等所谓“东西南北”四大“名”校，之所以“名”，即是因为这些学校的问题学生多多。“古惑仔”一样的小青年们经常逞强好胜，作意气之争，动辄呼朋引伴，啸聚“群雄”来讲理，一言不合就棍棒齐飞。教官经常需要及时赶到，制止滋事打架；甚至有时候还需要一些纵横捭阖的江湖手段，方能平息事端；同时，教官也需要坚决抵制社会上的流氓地痞到学校来滋事行凶、打架串联；任务之重，责任之大，岂是一般小保安所能应付的？除却校园暴力之外，校园毒品的泛滥，也是让台湾部分高中职学校和家长们甚为头疼的问题。所以，也并非所有的民众，都对这项“转型正义”的“利好”买账：就算是“威权”也有“威权”的好处啊。军人勇武的气概，制服所代表的威严，都有助于震慑问题少年，保护校园安全，做好“麦田的守望者”的角色。所以，曾有家长团体呼吁：大学生可以不要教官，但高中职还是希望教官续留。

政党斗争下的“转型正义”

早在解严之前，教官制度就成为党外人士批驳的对象，认为这是军事统治之遗毒，是对校园民主的威胁，是威权体制之象征等等。陈水扁上台后，民进党的“教育部长”杜正胜就开始着手废除军训教官制度。在他看来，学校中的军训教官制度是“法西斯主义残存的证据”，必须予以废除。他采取了两个步骤，先是将“教育部”中的军训处处长由文职人员来担任，接着提出了“退缺不补”的政策，即当教官辞职、退休的时候，官方不再增加招募编制，冀望教官制度在工作重负之下自然消亡，逐步被校园保安制度所替代。马英九上台后，对这一政策进行了适当的修正，也只是提出了“退缺少补”的方针，教官制度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

2016年2月28日，政治大学学生社团野火阵线在校园张贴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图片，校方认为社团违反学校规定，未在张贴的海报中“注明张贴日期、张贴单位或社团名称等”，因此派遣教官和驻警部队予以撕毁，引发巨大争议。因为政治大学曾是国民党用来培养专门的“政战”人才的高校，在民进党人士看来就是国民党“威权”的大本营；而校方在此敏感日期如此动作，即被绿营人士上纲上线，引发轩然大波；学生们再次提出废除教官制度、撤出蒋介石铜像等口号。事件以校方和教育部的退却和道歉而收场。加之所谓“太阳花运动”中部分教官为履行学校和政府命令而阻拦学生产生的争议，都再次给残存的教官制度泼上了一层层“威权”的蓝漆，也为民进党上台后的废教制度埋下了伏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1980年代政治大学地下杂志《野火》要求校园民主，发出废除教官制度的呼声，到2016年后五年内实现废除教官制度，台湾朝野已经就该问题进行过了详细而复杂的讨论。民进党政府也对在职的教官们提出了包括回归“国防部”、参加考试转任公职、接受师资培训转任“全民国防”专科教师、转任退辅会等诸多方式的去向。让军事的归军事，教育的归教育，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共识。而在这期间，教官制度的职能也从先前的政治、军事方面，几乎完全转向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辅导等方面。事实上，正是背后这种职能转型的成功，才是民进党提出废教政令，军方和教官群体并无甚大反弹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