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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脚，走台湾｜从“台军少将”到“大陆博士”

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2016-09-16 14:24

来源：澎湃新闻

在我所认识的台湾朋友中，刘以善是最特殊而重要的，以至于如果不写他，我的对台湾的认识就无法全面展示出来。可是真要下笔写时，思忖良久，竟然不知从何处着手。甚至，我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都难界定了。

论身份，他是台湾军方的退役少将，我是解放军的后代；论年龄，他长我十余岁；论职业，他是行武出身，我从事学术研究；我未曾给他上过课，他却一直尊称我“老师”，执弟子礼，但在生活经验与人生历练方面，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方面，我们有共识，但也各自有立场。

与刘以善最早的合影，2006年12月

刘以善有种特殊魅力，但凡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很快为其吸引，印象深刻。但想写他的人都感到困惑，与他越熟悉，下笔越困难。刘以善的军校同学吴锜，人称“才子”，是与他相识相知50余年的老友，曾写一篇题为“老刘”的文章，试图写尽他所了解的刘以善，开头一句就是：“老刘这个人总是让人摸不透，打从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看走了眼，直到今天，我还是搞不清楚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他还真不是谦词，全文看下来，除了他所了解的刘以善的许多精彩的人生片断，确实无法归纳概括刘以善的整体。不是吴锜先生笔力不够，实在是刘以善的能量太大，经历太丰富，一些细小而微不足道的事情，到了他那里就出戏了。他那复杂而精彩的人生，三言两语的短文肯定无法承载，非得长篇巨制才能道尽。

细心的人也许看出来，文中提到他时均直呼其名，没有表现出对长老的尊敬。不是我不想，而是他的身份复杂到有些乱，根本不知道用什么好：台军少将、历史学博士、亲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台湾河南同乡会会长、南京大学台湾校友会会长、中华两岸文教交流学会监事长、《中国评论》撰稿人……

或许，等读者看完本文，也没有搞清楚我的这位台湾朋友是怎样的人。这就对了，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更何况笔力笨拙。

不走寻常路的刘将军

刘以善的家族史与个人身世，与坎坷曲折中国的现代历史密切相关。

刘以善祖籍河南郾城，其父系中央军校的第十五期毕业，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受父母之命与之前从未曾谋面的母亲成亲。次年，刘以善出生。解放战争后期，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河南到青岛，千里寻夫，一路历经磨难。1949年初一家人随军逃到台湾，居无定所，父母好容易找到工作，又是分居两地，刘以善随在小学教书的母亲生活。3岁的他要负担起照顾刚出生3、4个月妹妹的责任。幼年时的男孩调皮又任性，没少让父母操心，也没少挨母亲打骂。母亲生气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早知道你这么坏，当初就不该千辛万苦把你抱出来。”他与借用学校教室做营舍的驻军士兵混在一起，阿兵哥们还给他起了“橡皮”的外号。刘以善少年早熟，帮助父母照顾弟妹，操持家务。

中原出生、幼年漂泊的艰难经历铸就了刘以善后来的性格与人生，他豁达开朗、乐于助人、重情义、凡事有定见、爱出风头走偏峰，心思缜密而与众不同，他后来军校毕业后在军队的从事政工工作，又增加了敢担当、善组织的能力。有次他告诉对我与人打交道的诀窍：一般与生人打交道，他会先观察，只需三五分钟，就能搞清对方状况，知道如何处理。据我与他相交十多年的经验，此言绝对不虚。

吴锜先生在“老刘”一文中提到刘以善在军校中许多出人意表的事情。刚进军校时的新员训练很辛苦，特别是刮风下雨也要出操打野外，大家都累到怕。正巧赶上节庆，连上要办墙报，辅导长在部队集合的时候征求美工专长的人才，完全没有美术功底的刘以善也举手，在大家的错愕之中，他与一位会美术的留在室内出墙报，逃避了又苦又累的野外出操。事后吴锜好奇地问刘以善，学的是国画还是西洋画。他笑着说，我是画格子描的。吴锜大为惊诧：“打格子，谁不会？”刘以善得意地说：“你没举手啊！” 学号们给他起了“兵油子”的外号。但就是这个“兵油子”，在训练结束时，却在2000余名学员中以“第三名”的身份上台领奖，让下面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吴锜形容他的感觉是：你站在魔术师的面前盯着看，都不知道他的戏法是怎么变的。虽然叹服于呈现的事实，却难解心中的疑问。

年轻从军的刘以善

刘以善在军校读的是影剧系，可毕业后，却去了一个令同学都大跌眼镜的特殊单位──陆军轻航空队，人生轨迹再次转弯。他告诉我，当飞行员翱翔蓝天是他的梦想，为此付出了难与人道的汗水与艰辛。飞行训练可不能偷奸耍滑，“那可是要自己的命啊”，有次训练太累，他躲到一边抽烟，被长官发现，粗暴的长官居然将一包烟揉碎，放到茶杯中，逼他喝下去。刘以善不服软，喝就喝，可是“那味道真是难，让人死的心都有了”。他还在喝酒喝到兴致时不经意地透露了当飞行员的另一个原因：“飞行员穿皮夹克的样子太帅了，想去找个女朋友约会，非常容易。”事实上，刘以善的太太确实是他在那段追到的。当了飞行员的他意满志得，飞行时特意从以前生活过的宜兰低空飞过，惹得认识他的人惊呼，而他也不失时机将菊红色飞行衣袖向大家示意。他的张扬，让父母担惊受怕。有次附近有军机失事坠落，父母竟然认定一定是他的飞机，执意到现场去“认人”，母亲被吓得半死。刘休假探亲时，母亲唠叨让他要小心，不要飞得太高，他就说，不飞高要撞到高压电塔。母亲又嘱咐，那就飞慢点，他又说，飞慢了，飞机失速要掉下来。母亲无言以对，只好说：“好吧，好吧！你随便飞吧！妈知道你起小就好气我，实在拿你没办法!”

在天上飞了14年后，年事较高，资历深了的刘以善不再亲自飞上天，转而成为军中的政工人员。从事政工，对于世情练达、擅长与人打交道的刘以善来说，更是如鱼得水，他做的风生水起。有次，他带我去乡下，正赶上有个基层选举，就进了街边一个候选人的总部，他与在里面张罗的人用当地话热络地聊天。原来这附近曾是他的驻防区，以前做政工的，也要到地方辅选，所以他对当地的情况很熟。

一同去参观台湾基层选举

刘以善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军官，但他尺寸拿捏得好，长官、同僚拿他没有办法。有段时间，他家上有老下有小，事情太多，恋家顾家的他常常“开小差”，有时连司令官召开的会议也敢迟到，得了个外号叫“刘到齐”，意思是开会时他总是最后到，他到了，人肯定齐了。

刘以善在军中的最后职务是某军团的政战部副主任，官拜少将，是军校同学中少数晋升将军“一颗星”的。同学既惊诧，也佩服，因为从影剧系的毕业生到陆军里的飞行员，再到政工系列的将军，每次都是华丽转身，刘以善走的路，总是不同寻常。

穷经皓首的刘博士

2000年，刘以善将军从军中退役。五十多岁的他面临着人生的转折，何去何从？

当时他上有两位年迈的高堂需要他伺奉，他是出名的“孝子”，每周末都要到父母的住处去“听训”，父母虽请了印尼的女佣，但他每次去都要事先做好双亲喜欢吃的菜带去。他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刘以善有件终生遗憾的事情，他的一双儿女均因“先天性基因突变”而导致“肢体障碍”，各种治疗无效。身体不便的儿女在他的支持下都读完大学，并一度有不错的工作，终因肢体功能退化而辍职。已成年的他们日常三餐多需要刘以善帮助料理，更不论感情的抚慰。他在外待客就餐，总是先安排好儿女的饭菜才出门。刘以善说到儿女时，言谈中总带着怜爱，毫无怨言。

刘以善周末驱车去陪年逾九旬的父母吃饭

知道刘以善个性的朋友，猜想他退役后不会闲下来，大概会去从政、经商。但是，刘以善的选择再次让大家跌了眼镜，他选择了重进校园读书。

年少读书时，刘以善的学习成绩不佳，担任小学老师的母亲为此曾伤透脑筋。没想到，他自己也咽不下这口气，深以为憾，到退休了要补上，他说：“自己年轻时书没读够，现在退休有时间了，我要读书。”结果，他在54岁那年，考上了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的研究生。退役将军考上研究生，这真是一个奇迹。刘将军私下透露，台湾当局当时推行“终生学习计划”，对退役者继续学习有少量的补助。

刘以善较少谈及在淡江读硕士的情况，只知道他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大陆新编小学义务教育的语言教材，他从未向我展示过，但从大学研究所对硕士的基本要求，与他原先几乎没有任何学术研究基础的情况看，能够读下来，并顺利拿到学位，他修课程与写论文时吃过的苦可以想见。他与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的教授们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次还邀请我去淡江大学演讲。

按说刘以善在淡江大学硕士毕业，圆了上大学的梦想，应该满足了。但是，如果止步于此，那肯定不是刘以善。他产生了更大的梦想，要读博士，而且要到对岸去读。他的这个决定相当冒失，当时，他对大陆的学位制度几乎无知，更不用说学科设置、研究生培养与对博士生的要求等细节，但刘以善还是有其过人之处，他听说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在学术界影响大，他就盘算自己生活在台湾，总比大陆的学者更了解吧，写篇关于台湾的论文还不容易。当即就决定考南京大学的博士班。

2003年，他在懵懵懂懂中第一次参加南京大学的海外博士生入学考试，甚至不知道考试过程是允许上厕所的，硬是在考场上憋了几个钟头，心理还暗骂“大陆的考试没人性”。考试结果可想而知。名落孙山后，他觉得应该先了解对方情况，便透过关系，到南京大学拜访著名的当代台湾专家崔之清教授。

我恰与崔教授同一办公室，因缘际会地见到了刘以善，那时只纳闷这位台湾人怎么这么大年纪还来大陆读书，不可理解。当然不能说出来，只泛泛地交流，换了名片。记得他的名片上还有个什么公司的头衔，好像是准备在大陆开展教学仪器的业务。

我与刘以善深入地交流，是2006年访问台湾时。其时，他已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生，而我刚转到浙江大学服务。有天晚上，他开车带我到台北市区附近的深坑去吃著名的“深坑豆腐”，他还要了啤酒，我提醒开车不能喝酒，他说这点酒对他不算什么。我们边吃边喝边聊，他非常坦率，不怕“自黑”，说了许多自己的“糗事”。说到兴奋处，又要加酒，我劝阻也无用。喝到最后，他开始话多重复，但还是看出我的担心，拍胸脯说：“陈老师，您放心，我一定把你安全送到住所。”我忐忑地跟他上车返回。大约十几分钟，开到一个岔路口时，他突然停车说：“对不起，我头有点晕，好像开错路了。陈老师，我睡一会，五分钟就好。”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便伏在方向盘上睡去。我真担心后面会出什么事情，大概真的过了五分钟，他醒过来说：“好了。”便开车上路，一路上谈笑风生，全无醉意，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他说，在军中战备的需要，养成了随时睡着，五分钟就能补足精神的特殊本领。因喝酒在路边停车打盹的戏码，以后又演过。

在台北的宁夏街夜市

2007年初，我受聘为政治大学的客座教授，为历史系学生授课一学期，在台北住了四个月，他便成了我的导游兼司机，周末陪吃陪玩。我们之间最多的话题，是关于他在南京大学的课程学习与他的博士论文。

他告诉我，要跟一帮从本科、硕士一路读上来的同学一起上课，有的同学比他孩子年龄还小，自然相当地吃力。不过，博士课程多是讨论课的形式，考核又是写小论文，以他生活在台湾的亲身经历、台湾学界的不同观点让其他同学大开眼界，他能说会道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所以除了英文之外，他都能对付。刘以善与擅长与各种人打交道。他与年轻的大陆同学在一起上课、聊学术、吃饭喝酒，没有任何的障碍，都成了学术上互相帮助的好朋友。想起他没上小学时就能跟一帮“阿兵哥”玩在一起，老了又能与年轻学生坐而论道，真是“老少通吃”。

实际上，刘以善的求学之路艰辛的程度常人难以承受。他每次上课要从台北飞到南京，在南京住宾馆，经济上都要一大笔开销。更困难的是，他去之前，要安排好一双儿女的生活，还要拜托台北朋友上门帮忙，他能离开的最长期限是一个星期，否则家里就不可收拾。

我们聊到他的毕业论文，乐观的刘以善也犯愁。博士论文的要求很高，既要有学理，也要有史料，还要有理论分析，要一定的长度与字数。刘以善在选题上就遇到了麻烦，他与南大的师友商量选个什么课题，有人建议他接着硕士论文，写台湾的小学教育，他觉得这个题目太小，没有发挥的空间；有人建议他干脆就根据个人的经历，写台湾军队的政工制度，他又觉得手边没有留下太多资料，且题目本身也敏感。时间在犹豫蹉跎间流逝，他非常着急，有时干脆说：“我这论文就不写了，反正书也读了，课程也修了。我这么大年纪，要这个博士学位也没什么用！”

我知道他是气话，就劝说：“你都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在学习上你是我们大家的榜样，走到现在，中途而废太可惜。再说，你放弃了也对不起支持您的家人与孩子。” 有些博士生的论文是由老师指定题目的，可我不仅不是他的导师，甚至已不是南大的教师，所以虽然替他着急，也只能与他慢慢讨论，看有什么题目适合他来完成。

政治大学优待客座教授，我一人住独幢的房子。刘以善常在那里聊天至深夜。有天晚餐后，刘以善送我回在政大的宿舍，坐下聊天时，他谈到1972年日本与台湾“断交”前后的台湾的民情与舆情。我当即就说，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应该能写出篇博士论文。他犯愁说，就是个好题目，但到哪里去找资料呢？我告诉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档案馆里有大量的“外交部档案”，我在里面看到过相关的内容，可以去查看。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同去了近史所档案馆，一查，果然有大量的相关档案。我告诉他说，有这些第一手的档案材料做基础，写篇优秀的博士论文绰绰有余。从那天起，他有段时间每天去档案馆，查档、复印，慢慢消化，有空就把阅读的体会与我分享，很是兴奋。后来，刘以善的博士论文只选取了台湾日本“断交”的一个侧面。但基本资料是近代史所的“外交部档案”，这一点很受答辩委员会的肯定。

材料是有了，可是要写成博士论文，对刘以善仍是个极大的挑战。在他那个年纪的人中，会用电脑写文章的人不多，他是学会了用电脑，但却不会用电脑键盘录入，只能用手软件，速度极慢。多数情况下，是他手写初稿后，再请人帮忙录入。10多万字的稿子，写了改，改了写，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他的导师、师兄弟给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大家都为他的事迹感动，也鼓励他早日完成。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在一个公开场合对他说：“刘将军你要是写完论文，答辩，我亲自为你颁发证书。”刘以善平时非常注意仪表，身板挺直，一头乌发示人。他那段时间可能太忙，没时间染头发，一头黑发突然变成扎眼的白发，大家不习惯。不了解的人以为他是写论文用功，苦思冥想熬白了头。当然，突然出现的一头白发在客观上更增加了一些他完成学业艰难与悲壮的色彩。（读者可以对照文中的照片）

在台北圆山饭店招待南京大学洪银兴书记等校领导

2012年8月，刘以善的博士论文进入答辩阶段。刘以善提前一周赶到南京，住在宾馆里，对论文最后润色，格外认真。承他的导师朱庆葆教授邀请，我从杭州赶来担任答辩委员。答辩那天，天气挺热，我们都穿短袖，但见刘以善正襟危坐，穿西装打领带，腰板挺直，完全是军人的姿态，看得出他略有些紧张。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答辩，答辩委员会除主席崔之清教授外，其他委员年龄都比面前的答辩学生小。答辩按程序进行，委员们都了解眼前这位老学生的艰辛，在提问环节不忍提太尖锐的问题。我认为，指出论文的问题，更有益于他日后的修改提高，便针对论文阐述不足的地方提问。不料刘以善似乎早有准备，反倒从前面的拘谨中解脱出来，借题发挥，侃侃而谈，解释得蛮有道理。

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刘以善的博士论文，并建议授予他博士学位。经过8年苦读，刘以善终于修成正果，在66岁的时候成了南京大学的博士。大家鼓掌，祝贺他人生的大喜事。

答辩的次日，刘以善就坐早班飞机赶回台北，作为慈父的他，要赶回去照顾家中的儿女。

2013年3月，南京大学专门为刘以善这位将军学生举行仪式，授予其博士学位。洪书记兑现诺言，亲自为他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这是南大学位颁发史上少有的殊荣。

南京大学洪银兴书记亲自为刘以善颁博士学位证书

促进两岸交流的刘会长

刘以善有着深厚的故乡情结，言谈中不经意就会说出几句正宗的河南话。父母从小给他讲故乡的乡土人情，后来他担任台湾的河南同乡会会长。到南京大学读博士后，他对大陆的感情，又都体现在对南京大学的关心与热爱了。

他说过，年轻的时候在军队中，整天受的是“反攻大陆”的教育，后来，这个幻觉破灭了，没曾想现在用学生的身份回到大陆。他身体力行，为两岸的交流做了不少事情。还是在南京大学读博士期间，他就被有的老师邀请去办讲座，介绍台湾政局的变化。他也趁来往两岸之便，给南大同学带来所需要的台湾资料。而对赴台湾交流的南京大学领导与师生，他均倾力相助，从接飞机开始，到安排住宿、行程，送机场，无不亲历亲为。我戏称他是“南京大学驻台湾办事处主任”。

还在读书期间，刘以善就留意在南大的台湾学生，逐渐将他们召集起来，以他的资历与热心，自然成了核心人物。毕业之后，他立即组织了南京大学校友会，成为向有关部门备案的正规的社团，刘以善被选为首任会长。台湾校友会肯定是南京大学众多校友会中成立最晚且成员最少的，但其活跃程度、对母校的关心，却不甘后人，功劳主要记在刘会长身上。

有次南大洪书记一行访问台湾，抵达当晚，刘以善率台湾校友会的骨干在圆山饭店设宴，为其接风洗尘。我恰巧在台访学，他就邀我与内子一同参加。航班误点，待洪书记一行安顿好在宴会厅坐定时，已近晚上9点。宴会非常正式，开席前，刘以善代表校友会致词欢迎，并简要报告台湾校友会的工作，洪书记也介绍学校的近况，并对台湾校友会提出三点希望。之后，大家才举杯开怀，已是饥肠辘辘。

刘以善领导下的南京大学台湾校友会

刘以善非常尊师重道，南京大学赴台的老师，但凡他知道了，必定请客吃饭，热情介绍台北情况，有求必应。以至于南大去台湾的师生，没有不知道刘将军的。我因为去台湾次数较多，大概是受他招待最多人之一。而且后来我的学生去台湾查资料，刘以善也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三位博士生赴台北查资料，刘以善先以校友会的名义为他们举行晚宴，让几个刚到台湾的学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同时也有些“受宠若惊”。不仅如此，第二天晚上，刘以善又陪着他们几个去看台北夜景，最后带到一家叫“八仙炭烤”的小店，拿出他带来的一瓶金门高粱酒，一壶乌龙茶，点了几个下酒小菜，皓月当空，他与学生举杯邀明月，畅谈人生事。刘以善边喝酒，边乘兴结合自己经历，对青年人讲人生道理。学生感动不已，事后写文章记下了整个过程，也记下了刘以善的对他们表达的宏愿：“在我有生之年，就是要致力于两岸的和平发展。”

刘以善对南京大学感情之深，每次与我聊天，无论怎么开始，都会落到南京大学这个点上。他为母校的进步而高兴，也为母校暂时的困难而忧虑（因为经常接触到学校的各方人士，他知道的事情很多）。他组织台湾的校友为学校捐款捐物。他与校友共同创立“南大系”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主营台湾茶和古董字画，特别是茶叶销售很好，包装袋上印有他亲笔题字的“台湾的好茶”五个字。他提出，“南大系”不仅仅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更是一个文化品牌，“文创平台，对接两岸”是它的宗旨，以此为两岸的文化创意事业做出贡献。当然，最直接的目的，还是为校友会筹集经费。

刘以善竭力推荐台湾有志深造的朋友投考大陆的学校，现身说法。有天，他神秘兮兮地带我到一家饭店，说有人要拜我为师。大家坐定，才知道台湾军队退役的女上校江小姐经他动员，也有意到大陆读博士，他要我收其为徒。后来，江小姐真的投考浙江大学，无奈败在浙大刁钻的英文入学考试上。

在南京读书期间，刘以善保持着军人的习惯，有空就大街小巷到处转，了解市况民情。有次我赴台前通电话，问他需要带什么东西。他想一下说，别的就不用带了，你帮我到XX菜场进门左手第二间的一个河南老板的油坊上，买十斤麻油带来。当时没把我吓倒，那家小菜场离南大可不近，就说，你要这么多麻油干嘛，我到超市买两瓶给您带去就好。他说，你别去超市买，我比较过了，那家的香。过两天，他打电话来：“陈老师，麻油我已让小孔买好了，你帮我来到台湾来就好。”幸好，那次有几个学生随我同去，大家分而带之，否则箱子里装十斤麻油，会不会被海关当贩子查没。见面时，他解释说，“真不好意思，是几个河南的长辈要的，十斤还不够分呢。”

刘以善对大陆同胞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一天，在台北路上遇到位问路的大陆青年人，他不仅告诉方向，还陪着人家走了一段，两人边走边聊，居然找到共同语言，还互留了电话。当晚，刘以善助人为乐的心荡漾起来，就打电话去问人家要不要一起吃晚饭。对方是大陆一家报纸驻台北的记者，巴不得多接触台湾人，何况还请吃饭，一口答应下来。结果，刘以善开摩托车载着那记者去一家小饭店吃饭，喝酒之间，将自己家世经历，娓娓道来。大陆记者听得入迷，对一位台湾的退役将军如此“亲民”、朴素大为吃惊，对其退役后没有任何功利地去大陆苦读，攻下博士学位的事迹更是觉得传奇。临别之时，刘以善说起次日要去探望父母，记者见缝插针地提出想同去看，他爽快答应。第二天，刘以善开车载他去了父母家，让他亲睹一个近七十岁的儿子是如何对超过九旬的父母尽孝。

大陆记者对刘以善的印象太深刻了，立即就写了长篇报道《退役少将刘以善的普通人生活》，登在2013年4月5日的《晶报》上，一时好评如潮。

刘以善致力于两岸交流，主张和平发展。他在香港的《中国评论》网上开设了政论专栏，评点台湾时政，分析两岸关系趋势，讲道理透彻，文笔犀利，颇有些影响。2014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我请他到浙大蒋研中心作演讲，分析国民党惨败的原因及未来政局演变，他的演讲事实清楚，层层分析十分到位，判断也很理性，透着受过历史学科班训练的底蕴，加上他精心准备的PPT与声情并茂的演说，师生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