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北京大学的独特地位是如何形成的？

8月24日晚，上海一书店举办了一场读书分享会，主题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文化”，讨论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一书。本书入选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这一系列丛书第170本引进翻译的著作，原著作者魏定熙1995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承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徳教授，现在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副教授，从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与新闻媒体领域的研究。在这次分享会上，他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周武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张佩国教授一起与读者分享了他们的思考。

五四时期的北大不仅仅是反传统的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这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和政治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权力源自地位》一书研究的就是1898年至1929年的北京大学，重点讨论了清末民初旧秩序崩坏之后，知识分子如何寻找自身定位，并为重建国家而做出的各种努力。

《权力源自地位》一书是目前英文世界中唯一一本以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分享会上魏定熙教授特别讲述自己的研究历程。说起来，他与北大也是颇有缘分。

1986年，22岁的魏定熙来到了中国，在北大学习中文。“在美国读本科的时候，我曾上过中国史的课程，其中专门谈到了五四运动，我对此很感兴趣，也因此知道了北大。但除此之外关于北大我什么都不知道。本科毕业带着一些浪漫主义的情怀，我来到北大跟一位教授学习语言。”在北大学习语言的一年中，魏定熙对北大有了更多的认识，特别是从教授那里听说到的一些北京大学五六十年代的往事，让他意识到，从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以后，北大在中国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为什么一个学校可以如此重要？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魏定熙回到美国，并最终决定以北大为研究对象开始他的学术研究。1992年，魏定熙又一次来到了北大，开始为他的博士论文积累材料。

“1986年，第一次刚来到北大的时候，发现北大的校园气氛跟美国差不多，都很开放，当时，我跟那位教授一起，我教他英文，他教我中文，我的中文不好，我是看《人民日报》学习中文的，后来发现，原来中国和美国的校园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1992年，我再来到北大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是政治系的萧超然教授，因为他写过一本北大校史。他对我很好，但是他对我的研究并不是很理解，安排了他的学生金安平来帮助我。在北大查看档案、搜寻相关研究资料的时候，金安平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的第一本书也是由金安平翻译的。”

魏定熙教授所说的“第一本书”是《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张毅译），是他的博士论文，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研究并不是特别成熟，魏定熙教授也有些不满意的地方，后来在此基础上他又进行了更充分的研究，2004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1898-1929)。《权力源自地位》就是这本书的本。

“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当时出版了一些跟北大历史有关的书籍，我博士论文的第一次出版也是因为这一契机。北大出版社找到我表示想出版我的研究，尽管当时它并不是很成熟，我还是很高兴。后来，我也参加了北大的校庆活动。”北大百年校庆活动给魏定熙教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在其书中，在分享会现场，他也是饶有兴致地谈到了这件往事。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中，有人发表了一番讲话，对北大的历史以及北大的历史地位给予的肯定。“他称赞北大为中国贡献了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信徒”，还引用了鲁迅在1925年所写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向上的道路走。”（见《权力来自地位》一书导论）“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说的，跟我了解的五四时期的北大并不一样。当然，他说的没错，但那只是一部分的历史。”魏定熙教授说。

五四时期的北大，其进步意义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北大其实是很多元的，而不单单只有“进步”这一面向。分享会上，来自上海大学的张佩国教授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自称是“读者而非嘉宾”的张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史，谈及读此书的感受，他特别提到，官方对于北大的阐释有其特定的意义，“尽管说真实地还原历史是不大可能的，但学者可以通过研究把历史的面目呈现得更为立体和全面”。

“教科书里谈到五四运动，一般是‘反传统’、‘反帝爱国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等等这类说法，不能说这是完全错的，但这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所做的判断，有片面性。比如，蔡元培主张‘兼容并蓄’，在当时的北大校园里，有自由主义，有马克思主义，也有保守主义，并不单单是反传统这一个面向。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有人说五四时期是文化的断裂，实际上这个说法是缺乏历史视角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哪怕是当时反传统的那些人，比如胡适，他对于传统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谈到北大的历史，谈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学者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新文化运动是上海和北京的“合谋”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周武教授与魏定熙教授是多年的朋友，二人的研究领域也有重叠的部分。周武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上海城市史，对上海的文化出版史有专门研究，而历史上，上海的出版业对近代北京的政治文化运动、对北大都有很多互动。周教授在会分享会上谈及了几点感受。

首先，周教授肯定了魏定熙教授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北大的做法——这与传统的大学史、校史的研究颇有不同。而且，选择北大作为研究对象也独具意义。

“时下，大学史的研究很热门，很多大学都想挖掘、彰显自己的历史，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不少，已经成了历史研究中很醒目的一个门类。一些历史上很有名的大学都有学者在关注和研究，我本人研究过圣约翰大学的历史。一般的高等教育史通常关注的是教师、学生的构成、数量，学科的门类，学生毕业的出路等等，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研究关注高校中学术社会的构成和其中的斗争，试图透过大学看到中国社会的变迁。魏定熙的研究属于后者。他选择北大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其他学校再怎么有名也无法超越北大，北大的确太特别了。”

北大为什么特别？它的权力来自于哪里？“这本书的题目很好，‘权力来自地位’，北大的地位就是中国政治文化赋予的。北大的一些教授是上海过去的，但在到北大之前，他可能只是个地方知识分子，讲话并无多少分量，但是到了北京就不同了。比如陈独秀，到了北京就从地方知识分子成了全国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北大为什么是中国人的心目中的金字招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洞察北大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作为首都，北京需要一个与首都地位相称的国立大学，这个选择就是北大。北洋时期，北大是唯一一所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大学，这个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北大出现之前，学术权威通过科举考试产生，其重心在书院，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再造学术权威的地方就是新式大学。而在新旧时代的变迁中，起源于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也存续了历史的延续性。

最后，周教授表示，五四运动虽然发生在北京，北大是其中心，但事实上，也应该看到上海在其中的作用。魏定熙教授在其研究中也关注到了这一点，近代上海出版业其实对北大有很大的影响。

“北大和上海关系密切，《新青年》就是从上海搬到了北京，编辑部搬到北京后，其印刷发行还在上海。另外，胡适、陈独秀等人的作品也都是在上海出版的。魏定熙教授在书中常常比较北京和上海，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上海和北京的‘合谋’，把这两个城市结合起来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