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验室|尼克·坎贝尔：中国科研的变革令人难以置信

尼克·坎贝尔是英国《自然》杂志执行主编，他曾在上海长期工作，对中国的科研状况有深入的研究。去年底，在纪录片《中国实验室》拍摄期间，尼克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自然指数”（Nature Index）通过统计分析全球顶级期刊，发现中国的高质量研究产出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尽管中国有高质量研究和科学成就，但仍有需要改进之处，比如就平均的科研经费投入和研究成果而言，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还有一定差距。

澎湃新闻：2014年中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国内发明专利受理量连续四年居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但这和我们普通人对中国科研能力的感觉有差距，我们感觉中国可能没那么好。你怎么看中国科学界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尼克·坎贝尔：用一个词来讲对中国近期取得的科学成就，我会说，“了不起”。假如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发表模式，中国科研取得的成绩不仅体现在SCI期刊论文的数量上。比如，我们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通过统计分析全球顶级期刊，发现中国的高质量研究产出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我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确实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并且我知道中国希望不断改进。特别是考虑到平均的科研经费投入和研究成果，中国可能没有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优秀。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自从增加科研经费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使得中国科研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革。

当然，就科学成就而言，我必须要提到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今年（2015年）中国有了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屠呦呦。屠呦呦的研究成果虽然是很多年之前的事，但足以证明中国具有创新精神、高质量研究和科学成就，并且在将来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

澎湃新闻：中国的总研发投入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当，但基础研究投入比例非常之低。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与基础研究的成果很难考核有关。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考核机制是怎样的？

尼克·坎贝尔：评估是一直受到关注的很多问题之一，不只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如此。评估的体系也一直在演变。在西方，传统上的评估体系确实是以科研论文的发表为主，以之作为衡量研究产出的核心指标。

中国确立了类似的体系，非常专注于SCI论文等。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已有成果。我们在白皮书《转型中的中国科研》（Turning Point :Chinese Science in Transition）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SCI论文数量方面目前位居世界第二。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研成果是以SCI论文为矩阵来评估的。这样的评价方式确实鼓励了科研人员专注SCI论文。

我认为，这给中国的科学带来了巨大收益，因为这让中国的关注点更加国际化，而过去中国可能有些太偏重于国内。但从根本上讲，那种评估方法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因为研究论文只是评估研究重要性和研究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正越来越多地考虑以其他方式评估研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比如，看某些研究对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或者其他价值能带来什么影响。

这些是全世界学术评估方面的决策者正在绞尽脑汁面对的问题。在那个前沿地带，中国可能有点落后。但比如，通过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主任杨卫的交流，我知道，他们正在研究和改革科学成果评估的方式。我相信，未来那些改革将带来成果。

澎湃新闻：你能给我们举一个比较好的评估例子吗？

尼克·坎贝尔：英国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他们首次实施名为“研究卓越框架”（REF）的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非常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基于社会影响力。他们实施该评价的方式是通过案例研究。这是向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等等提供资助的重要参考。那些大学都被要求提交影响力案例分析报告，证明它们所做的研究产生了社会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这真的是首次将提供资助的主要评价标准与社会影响结合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是英国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举措。而且我越来越相信，随着我们不断进步，你会看到包含这一类因素的评估体系也会在其他国家出现。

澎湃新闻：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评估体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尼克·坎贝尔：我认为，某些研究的评估机制不但可以用于应用科学，也可用于纯粹研究。假如你是一家综合性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或者帝国理工学院这样的高质量研究机构，你会越来越要求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两者兼顾。你还会在这两个方面被评估，所以会有适用于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评估机制。当然，当你在评估不同类型的研究时，你有必要考虑不同的因素。非常纯粹的研究不会立即产生应用方面的影响，基于对社会的直接影响而加以评估会是荒唐的。

我想举的一个例子是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 Particle），最近，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实验证明了它的存在。它对社会没有直接影响，不会带来直接的社会福利，而且对欧洲来讲，发现它所需要的一些设备耗费了巨量金钱。所以，基于社会影响来评估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好方法。但，它是重要的研究吗？当然是，这项研究对解释宇宙是如何运行的，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所以，评估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时，你务必要有新的答案，并以某种方式对两种类型都给予肯定。

澎湃新闻：中国的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支持。国外在基础研究经费多元化方面是怎么做的？

尼克·坎贝尔： 突然将你自己的资金来源从以政府为主向多样化转变，这很难。你在西方看到的对若干领域的资助，在中国或许并不多见，比如行业资助，这可能是西方最大的非政府研究资助来源，特别是在美国，还有慈善资助。所以，社会、机构和基金会，都会支持一些特定领域的研究，这些领域往往在临床上有重要意义，比如致力于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或其他易传染之类疾病的研究。

有些机制的模式或许在当下的中国还没有发展成熟。我认为，你们可以鼓励建立这类来源的基金，并将它们置于一个框架当中，鼓励和奖励行业和学界之间的协作互动，也可鼓励和奖励以慈善方式支持对世界有明显益处的研究。

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我的意思是，美国有一种革新和创业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力地勾勒出学术研究和行业研究之间的关联。旧金山的硅谷那种研究生态系统因之形成，在那里，有一些出色的高等教育机构恰好紧邻世界上最有创新精神并且致力于研究的技术公司。它们在一个良性循环中相辅相成，因为有一些具备奇思妙想的人才走出这些研究机构，随后这些研究机构哺育了这些技术公司，还贡献了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士，他们开发自己的新谷歌、新微软……。开发那样一个生态系统无法在一夜之间实现，但政府有这样的机制可以推动那样的事情发生。我看到中国已经开始向那个方向前进，并确实在鼓励学界与业界之间的那种互动。

澎湃新闻：像美国等科研能力强的国家，其产学研机制有什么特点？

尼克·坎贝尔：美国有这种发育良好的研究生态系统，美国文化内部有发育良好的革新和创业文化。几乎从建国开始，革新和创业差不多就是美国精神的核心，并且贡献于美国很多。美国在20世纪已经是主宰世界的经济体，21世纪肯定依旧是最大的经济体。

所以，我认为，开发那样的生态系统，开发鼓励人们形成新的想法并投资于新的想法的机制，开发鼓励初创企业（这些企业中有一些会失败，但其他可能成为下一个谷歌，或者下一个阿里巴巴等等）的风险资本系统……这对中国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知道这是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首要考虑的事情。

澎湃新闻：科学家在创业中发挥什么作用？

尼克·坎贝尔：这方面，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有不同。但我认为你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能允许科学家在创业过程中扮演多种角色。

当然，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科学家更多是身处研究中的应用一端，他们正在做的是纯研究，但更多功夫花在应用的部分。

有些科学家，也想自己成为企业家。他们一直想开发一件产品，开一家公司，然后完成那些想法。你应当允许他们那么做，鼓励他们，并尽可能多地给予帮助。政府可以提供帮助，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提供帮助，孵化器之类外部机制也可以提供帮助。

但也有科学家不想那么做，而依旧可以做出极好的应用研究。对那些科学家来讲，你务必允许他们专注于他们的研究，做出成果，并让他们能有其他机制，参与到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士那里或者与他们共事；那些人拥有商业背景，能理解从事相对较为基础的研究创新、将创新转化为会增值的实际产品并形成进步的经济生产力的价值。

所以，你需要有灵活的办法，但有关他们的研究所能带来的价值，你肯定有必要传达给科学家和研究者。这些研究的价值不只体现在学术界，还体现在广阔的社群中间。

（周雨昕/译 听桥、张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