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验室|徐奇渊:中国需要与创新相容的法律和金融体系

澎湃新闻记者 郑戈

2016-08-29 07: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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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徐奇渊
中国创新的逻辑是什么?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的创新体制需要哪些改革?去年底,在纪录片《中国实验室》拍摄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徐奇渊向澎湃新闻记者一一做了回答。
徐奇渊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全球的技术创新当中,一直没有处在前沿,而主要是学习赶超型的创新。未来,中国创新若要更上层楼,需要在金融体系与法律体系两方面下功夫。
中国创新的逻辑
澎湃新闻:您曾提出中国创新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是怎样的?
徐奇渊:中国的创新逻辑跟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开始几百年,就占据全球科技的制高点,它们的创新逻辑有点像“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心到外围”。中国的创新过程是反过来,“农村包围城市”,而且是有包容性的。
比如以华为为例,华为在国内开拓市场的时候,也不是一下子在东南沿海,在北上广,而是在偏远的中西部地区先占领市场,然后再慢慢地向东南沿海渗透,然后再扩展到东南亚、非洲,然后到欧洲及其他地方。它整个过程,是从相对落后的地方,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向发达地区渗透。
第二个特点是包容性。比如有一台机器,它可以检测癌症,但是这个机器很贵,一般的地方都用不了,而且检测费用也很高,那么我们改进一下,它的性能可能有下降,打个八折,但价格是原来的十分之一,老百姓就有可能用得起了。虽然性能下降了,但性价比有一个显著地提高。我们认为这种创新是有包容性的。像华为,它原来的一些信号基站,几十年前做的时候,没有能把信号做得那么强,但是占地面积小、耗电量小,然后一次性投入的成本比较小,这样它能够在落后地区用得起、用得上,这样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就是有包容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华为能够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原因,而且到现在它有很多技术也是走在世界领先地位的。这是中国创新的一个逻辑。可能跟我们的发展阶段也有关系。
澎湃新闻:是不是与中国的市场情况也有关系?
徐奇渊:我想它的商业策略也不是偶然的,肯定也有一些企业曾经试过,比如先从中心到外围,但非常困难,很难有突破。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中国在全球的技术创新当中,一直没有处在前沿,最前沿的都被欧美日企业占领,中国相对来说处于前沿的后端,主要是学习赶超型的创新。这个时候像包容性创新、农村包围城市这个路径是比较可取的。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华为的创新能力也积累到一个国际前沿的水平,甚至在一些国际技术规则的制定上也有一定的话语权。
中国创新还需要突破什么
澎湃新闻:制约中国创新的因素有哪些?
徐奇渊:制约中国创新的有很多因素。我讲两个直接相关的:第一个因素跟金融体系有关系,第二个因素跟法律体系有关系。
金融体系的创新,拿日本和美国的创新打个比方,在1990年代,为什么日本走了一条弯路,美国走了一条正确的路?这两个国家金融市场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在日本,政府一直在经济政策里面比较强势,它找了几个重点的大学和几个重点的企业,比如丰田、松下、日立等五六个企业,让它们搞产学研合作,让一个学校和一个大企业合作,产学研对接。
但是实际上,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创新有时候并不是由重点大学、重点企业推动产生的。像谷歌、微软,很多企业都是在车库里面诞生的。创新面前,人人平等,谁都不知道未来正确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可能需要经过上万次、几十万次,或几十万个人去不断地试错。它满足一个大数定律,最后有一个人非常幸运,方向对了,然后他就成为乔布斯,成为比尔•盖茨。
所以美国的创新是允许你去试错的。日本这个创新是国家给钱,重点投入,银行财团也给钱。银行给钱,它是需要回报的,需要控制不良率,不良率都是在1%、2%这样。美国创新背后的金融体系也完全不同,像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天使投资这些,在各个创业阶段都有一群相应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而且流动性也非常好。在美国,包括金融危机那几年,页岩气、页岩油,这些领域企业的创新也不是由重点企业、大企业完成的,而是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起来。所以我们支持企业的创新,需要有金融市场,发散地允许企业试错。在大范围内,有一个大数定律,鼓励几十万个人创新,最后可能只有少数人成功了,但是对全国来说,可能就是一次生产方式的革命。
对中国来说,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比较成熟的一级资本市场,但是这个一级资本市场的发展还需要一个比较良好的二级资本市场。我们在一级市场培育出来的企业能够让它上市,而且上市以后能够让它流动性比较正常,它的估值有一个合理的评价,老百姓也能从这些市场中获得收益。一步一步,我们就讲到二级市场的改革。二级市场的改革会影响到一级市场,从而影响到我们创新的大环境。
第二个是法律体系。如果看一个数字,中国这几年专利数上升得非常快,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如果看一下结构,还是跟日本比,中国的全部专利里有80%多是包装或使用新型材料,这个含金量比较低,真正的发明在整个专利数量里只占有百分之十几。而日本80%几都是发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这和我们的法律体系、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都有关系。比如一个企业,如果想被认定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只有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才能进入到高新技术开发区,然后享受政策优惠——那么认定高薪技术企业有一定的标准,不同的地方不同,有的地方有两种标准,你选一种:要么你有一项发明;如果没有发明,你得有6项使用新型材料或包装这种专利。如果你申请发明的话,投入多、研发周期长,而且失败的风险大,所以很多企业为了图快,图方便,就去研发一些新型材料或者包装,这样周期短、审批也容易,认定也比较简单。很快,这些企业就能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所以政策的激励——是鼓励创新的数量,还是质量——政策取向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可能跟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系,就是在我们赶超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数量,但随着我们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经济技术前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更需要注重质量多一些。
澎湃新闻:对比日本和美国的创新,两者有何区别?
徐奇渊:前面提到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法律体系,一个是金融体系。法律体系方面,美国是判例法体系,日本和中国都是大陆法系。在判例法体系下,只要以前没做过的,你都可以做,像负面清单这样的。判例法有利于创新的法律体系,可以钻漏洞。所以在美国可以看到更加发达的金融市场,这个金融市场可以支撑更强的实体经济。这是由不同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支撑的创新体系。
美日欧的创新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国创新主要靠的是什么?除了金融,除了砸钱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移民,有大量高素质、有创新能力、有技术能力的移民纷纷从全世界,包括从中国、欧洲、日本,移民到美国,这为美国的创新提供了人这样一个要素。而中国,还有东亚一些国家,它们这些年在创新如专利、技术还有科学论文的发表方面,进步很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投入增加了。政府对研发体系的投入,上升很快,预算都是百分之几十甚至是翻倍的,跟国外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完全相反。欧洲一方面人才流失,另一方面,欧洲的财政预算也很紧,这几年研发方面的投入不断在削减,包括一些企业,这两个因素对它都是负面的。而且欧洲、日本的劳动力市场都很僵化,对移民排斥。
中国由于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能够吸引到很多人才,包括国外一些华裔人才,然后我们对境内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大。
澎湃新闻:中国未来的模式会向日本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靠拢?
徐奇渊:中国从基本面来看,金融体系以银行贷款为主,虽然这些年债券市场发展也很快,但存量上看还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美国股票市场非常重要,风险投资也非常发达。银行是对风险非常厌恶的,银行融资对应的创新体系相对来说就是很保守,对风险也非常厌恶。如果中国在创新技术领域要接近美国的话,我们还要在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有一些调整措施。
科研体制与政府作用
澎湃新闻:中国在有原创能力的时候,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会不会成为一个限制?
徐奇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什么样的政策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我们要重视。在某个阶段对中国有利的政策,在下一个阶段,反而可能形成制约。包括知识产权也是这样的,在我们处于一个赶超学习的阶段,我们对知识产权的管制、法律的保护比较松,因为总体上说,我们中国都是在学习,在模仿,所以以前这个政策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我们自有的专利越来越多,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多地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有一些新的调整。比如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当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很重要的条件,除了国有企业、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条件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这个方面,不仅有我们国内发展阶段的压力,而且有一个国际经济规则、国际贸易规则的外部压力。如果我们再不去适应的话,可能会被孤立在这个游戏规则之外。面对外部压力,还有内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我们的要求,我想中国是时候去考虑改善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了。
澎湃新闻:依据你刚才所讲,创新的决定因素主要就是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
徐奇渊:创新可能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其他方面的因素中国很多都已经具备了,比如庞大的市场规模、良好的基础设施,我们的人才在全世界来说也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时候怎么样把这些资源的潜力挖掘出来?我们就需要一个与创新相容的法律和金融体系,激发出资本和人才的活力。
澎湃新闻:怎么看目前中国科研经费的管理体制?
徐奇渊:中国目前科研经费管理体系,在项目的申请、评估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视过程的控制,但是应该更加将注意力放在成果的评估上。
科研成果如果是应用型的,应该由资本市场来评估;基础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历史、哲学,这些成果应该由国内外全世界的同行来评估。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把过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一个是申请,另外一个是中间环节的评估,比如发票是不是合规,报销比例是不是合适,各项手续、报销的材料是不是齐全等等。可能过程非常合规,但是最后成果的评估环节,也是走一个形式,或者非常草率地就结项了。我们应该更多注意对成果的把控,看这个成果是不是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在中间环节,因为我们都不是专家,行政管理的人都不知道,这个研究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资金在各个项目和时间上做什么样的分配。所以我觉得,整个项目的研究中,科研经费的使用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但事后的成果评估一定要非常严格。
澎湃新闻:政府怎么鼓励企业去投基础研究?
徐奇渊: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少干预企业,应该给不同企业平等的竞争环境。很多时候我们说政府要鼓励创新,很容易就做成政府鼓励某些、一部分企业的创新,但是政府在鼓励这一部分企业创新的同时,就打压了另外一部分企业的创新,因为所有的企业都是有创新的,而且你不知道谁会成功,可能很多时候是小的企业成功,这样才会有新的商业周期,才会有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推陈出新。但我们现在做的,很多时候,一提到鼓励创新,就是要给哪个行业补贴,要给哪个企业补贴,这个时候扭曲了市场竞争环境,政府应该放手让企业去做。
每个企业都非常清楚,它要在这个研发环节投入多少钱,它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计算。如果这个企业,它的投资失误,它的管理是失败的话,这个企业就会被淘汰,这些失败企业的资源就会被整合,被优秀的企业所吸收,这些企业就会拿更多的资源去做明智的投资。所以政府最后还是要少干预企业的创新,这才真正是好的创新环境。
如果创新驱动的背后是政府或者银行这样的金融体系,那么都是不利于试错的,试错的这种创新背后是风险资本,它才是真正鼓励冒险试错的投资。
责任编辑:田春玲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国实验室,徐奇渊,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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