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伦敦传》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谈写作及伦敦

彼得·阿克罗伊德。  东方IC 资料

在英国文坛上，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可以说是最多产、最多面手的作家。他至今已经出版著作近六十种，其中小说、传记和历史著作三足鼎立，同样出色，都很重要。他的小说包括《奥斯卡·王尔德的最后证言》（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 1983)、《霍克斯莫》（Hawksmoor, 1985）、《查德顿》（Chatterton, 1987）、《丹·利诺和石灰房之鬼》（Dan Leno and the Limehouse Golem, 1994）、《坎特伯雷传奇之重述》（The Canterbury Tales: A Retelling, 2009）等；他曾为之做传的作家包括艾略特（1984）、狄更斯（1990）、布莱克（1995）、托马斯·莫尔（1998）、莎士比亚（2005）、卓别林（2014）、希区柯克（2015）等；他的历史著作包括《伦敦传》（2000）、《古埃及》（2004）、《古希腊》（2005）、《圣河泰晤士》（Thames: Sacred River， 2007）、《威尼斯：纯真之城》（Venice: Pure City, 2009）等。他的六卷本《英格兰史》从2011年开始出版，卷一、二、三已经面世。现在，他正在完成这套历史著作，同时也在写作《基城：同性恋之伦敦传》（Queer City: A Gay Biography of London），此书明年即可出版。我一直很喜欢他的作品，更惊诧于他如何有精力写出这么多皇皇巨著。近来他的《伦敦传》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与他联系，希望能够采访他。可惜他最近刚刚骨折，不想见记者，但还是愿意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我的一些问题。

彼得·阿克罗伊德画像，刘筝绘。

如何成为作家

澎湃新闻：您1949年出生于伦敦的东艾克顿区的一个平民家庭，您还是个婴儿时父亲就离开了你们，母亲在一个工程公司的人事部里做个小职员，您在政府的廉租房里一直住到十八岁去上大学。您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从小就有这样的志愿吗？

阿克罗伊德：应该说我成为作家完全是一个意外。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在学校里，我是那种小书虫类的孩子。记得有一年圣诞节，我得到的礼物是一套少年百科全书，一共十卷本，我发誓要在一年之内读完，果然做到了。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起那套书的封面，光滑的每一页纸，还有那些照片。我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就为了读书而喜欢读书，读书这个行为本身给我极大的乐趣，不管书的内容是什么。当然，在读书的过程中增长了知识，学到了东西，这是额外的好处。

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关于伦敦议会纵火案的主要人物盖伊·福克斯的剧本，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爱上了写作，一直到现在。但只有到我担任了《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的文学编辑之后，我才学会如何为公众写作。

澎湃新闻：您对历史的兴趣是何时开始的？

阿克罗伊德：中学时，我赢得了依灵区的私立天主教圣本笃学校的奖学金，去那里读书。当时学校里的老师还都是修道士，学校的许多规则指令也都是用拉丁文表达的。欧洲古典文化非常重要。这个学校为我后来的写作和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非常喜欢历史课和古典文化课，我的成绩也一直非常优秀。

中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学习英国文学。第一年我一点都不喜欢，觉得自己无法融入。第二年，我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给了我很好的教诲，让我找到了自己。同时，我也和国王学院的一批年轻诗人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喔唷》（Ouch!）。当时我是一门心思要当诗人的，根本没有想过要当小说家或传记作家，可能还不屑于当小说家或传记作家呢。

澎湃新闻：我读到有的文章说您在剑桥时，花了一番功夫要改变您的东伦敦口音，要摆脱您的出身背景，是这样吗？为什么？

阿克罗伊德：我就是想和别人一样吧。那时我的同学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孩子，像我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很少，我不想和别人不一样。

澎湃新闻：您在剑桥得到双一等学位，之后就去了耶鲁大学，是吗？

阿克罗伊德：对，剑桥毕业后，我得到了梅隆奖学金，去了耶鲁大学。这个奖学金每年只颁发给两个人。在耶鲁，我什么都不用干，他们发钱给我，我不用去上课，也没有研究课题。闲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很无聊，就决定写本书，那就是《新文化笔记》（Notes for an New Culture），我在书中试图阐述英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问题。我觉得这本书很不成功，因为全是我自己的观点，我根本就没有去研究别人的看法。

澎湃新闻：1973年，您从耶鲁回到伦敦，只有二十三岁，居然出任了《旁观者》的文学编辑，您如何能这么年轻就得到这么重要的职位？

阿克罗伊德：从耶鲁回来，我无所事事，就写信给所有的报刊杂志推荐自己。当时《旁观者》的主编是乔治·盖尔（George Gale），他居然召见了我。他给我两本书让我写书评，我第二天就把两篇评论给他了。他肯定觉得我干活快，所以，就给了我文学编辑的工作。连我自己都特别惊讶，因为那时候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学编辑，也没有当记者的经验，更没有当编辑的经验。但是我学得很快，很短时间内就上手了，而且很喜欢这份工作。

澎湃新闻：您在《旁观者》工作了九年，从文学编辑做到主任编辑。那时候的舰队街上各种报刊门连门，充满着酒精的午餐会也非常有名。有人传说您曾挑战马丁·艾米斯，要和他扳手腕，还曾在拉什迪的怀里酩酊大醉。当时那里是伦敦的文学中心，对您这个从小在廉租房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吧。

阿克罗伊德：对我来说，那时的编辑部生活如同启示录一样。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伦敦的社交生活，这一切都非常新鲜，充满趣味。编辑部里每天有许多人出入，很多名人，文坛巨匠，例如金斯利·艾米斯。我当时二十来岁，能和这些人交上朋友，当然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还有那些午餐会，不是一月一次或一周一次，是每天都有。大家都只在早上工作，下午就没人工作了。我那时也能说是海量， 但现在很少喝酒了。

作为一位刚进入文坛的新手，我可能也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想给别人制造些印象，例如我曾经评论纳博科夫的作品“艰涩难懂、软弱无力、自我怜悯、毫无新意”，现在看来，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现在当然根本就不同意年轻时的那种观点。

《伦敦传》

关于写作

澎湃新闻：您是个非常多产的作家，至今有五十七本书出版，而且得了很多奖。您的著作中有历史、传记，还有小说。能说说您如何做到这么多产的吗？

阿克罗伊德：我想可能因为我有能力清空我的头脑，我能忘记。当一本书完成之后，我就对此书不再感兴趣，这本书出版了，交给读者了，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尽量争取不再关心此书，我基本上不读书评，然后开始下一个项目。

一旦完成了一本书，我就试图清空头脑里关于这本书的所有信息。如果把所有的信息都留在头脑中，我真要发疯了。所以，对我过去写的书，我很少能记得它们。例如，如果你问我艾略特的生日，或是狄更斯的忌日，我无法告诉你，我根本不记得。我需要把这些信息都清理出去，头脑中才能有给下一本书的空间。要不然，我的头脑中会充满各种声音和各种人物，就会非常难控制和掌握。

许多人都觉得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好的传记作家，又是好的历史学家，还是好的小说家。有人会指责你是外行，或者指责你写得太多。但对我来说，我的整个写作生涯，就一直在写这三种书。一开始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想只写一种，那样的写作生活会太单调，也是为了能赚钱。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是习惯成自然了。

我对自己的时间表掌握得很严格。我总觉得我所有的书都属于一本很庞大的书，它们只是这本大书的不同章节。等到我死的时候，这本大书才会完成。也是这本最后的大书，才会给我一种成就感。 

澎湃新闻：在准备写作一本书时，您是如何做研究的？

阿克罗伊德：当我开始研究一位我要写的对象时，我会阅读他所有的作品，也争取阅读所有别人写的有关他的书。我会把所有的书都搜罗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我很喜欢这个研究和准备的阶段。因为我要阅读上百本关于我的传记对象的书，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再读书了。

我需要总结所有其他人的观点和看法，然后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和知识形成我的观点，做统一的总结。有的时候这一过程很痛苦，但在我看来，分析所有已经发表的资料，这和写作本身一样重要。

另一件给我很多乐趣的事，是注释我的那些笔记。例如，关于某一个细节，你收集到了所有的资料，可能有五十本书提到此事，所有的资料、解释、发现和证据都综合到了一起，你能看到前面的大路会通向何方，下笔就活了。例如，我在写《莎士比亚传》时，有几百本书，还有二十个大文件夹，我给每个文件夹一个号码，再给每本书一个字母，他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我都给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交叉注释。

澎湃新闻：您的写作习惯如何？一天中，什么时候是您写作的最佳时间？

阿克罗伊德：许多作家都喜欢在早上写作，早上是他们创作的最好时间。我不是。我一天从早晨写到晚上，写一整天，天天写。我一般都是同时写三本书。早上我会研究或者写作一本历史著作，下午主要是写传记，晚上我会写小说。我的小说一般都是手写的。

我从早上七点半写到晚上九点，当然，当中我会停下来吃饭，或做些家务。我的个人生活其实是非常单调的，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很有趣的人。我也总是去小饭店里吃饭，这样就不用为烧饭而浪费时间。

澎湃新闻：您如何选择您的研究和写作对象的？您会在情感上很投入吗？

阿克罗伊德：不是我选择写作对象，是他们选择我。但是我的传记作品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我的传记的对象都要与伦敦有密切的关系。

对我的传记对象，我基本上能做到没有任何感情上的投入，争取不和他们发生关系，保持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对他们，我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

关于伦敦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对伦敦这么感兴趣？

阿克罗伊德：我的外婆热爱伦敦。我小时候，周末时，外婆常带我从家里坐公交车到伦敦市中心去，我们会在舰队街和圣殿区的大街小巷上散步。她对伦敦的热爱肯定传递到了我这里，在我的心里播下种子。伦敦是我生活的伴侣，是我想象力的风景线。

澎湃新闻：在《伦敦传》中，您把伦敦当成一个有生命、能够呼吸、有能力报复、具有毁坏力的活物来写，您还说过：“当你走在伦敦的人行道上，放轻脚步，因为你是走在伦敦的皮肤上。”您觉得这个有生命的伦敦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

阿克罗伊德：我觉得伦敦应该是个男性，有一把年纪了，脾气有些难以琢磨。他可能还有些病，没有耐心，但是仍然充满了精力。

伦敦有一根精神之线，这根线贯穿着伦敦的过去和现在。伦敦的历史是继续生存的，虽然可能是有些暴力、有些困难的历史。我在许多书中希望做到的，就是要向读者指明这条历史之线。

伦敦也是个幸存者，它被大火烧过无数次，1666年的伦敦大火，二战中德国对伦敦的大轰炸，但每次它都能在火中重生，而且还更坚强。伦敦是从火里铸造的，所以，它有一种勇猛且不顾一切的精神。它古老的街道、小巷、弄堂，在大火中一次次化为灰烬，但是又一次次重新出现。在伦敦城的许多角落，你都能见到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种无法分开的神秘拥抱。

当年在伦敦大火后，英国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负责重新建造圣保罗大教堂。打地基时，他叫一位工人去搬一块平的石头来放在教堂的正中心，工人从附近搬来了一块旧墓碑，放好后，雷恩才注意到上面有一个拉丁词Resurgam，意思是“我会重生”，这个词，就最能代表伦敦的精神。

澎湃新闻：您还说过：伦敦向来就是一个很丑的城市。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您这么热爱伦敦，但又觉得它丑，不矛盾么？

阿克罗伊德：伦敦是很丑。但是丑也可以很有情趣，很有魅力，丑自有美的一面。伦敦之美就在它的丑陋中。这是一种“得体”之美。这种丑陋之美是伦敦自然进化的结果，它给了伦敦人一种自强不息的团结精神。

澎湃新闻：您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伦敦的发展是没有计划的，是出人意料的。它的扩大是自生的、零散的、机会主义的、任意的、市场主导的”。伦敦是一个庞大的城市，如果和其他的伟大城市，例如纽约、巴黎相比，您如何看伦敦？

阿克罗伊德：纽约和巴黎都是计划中生成的城市，而伦敦不是。伦敦几乎是完全没有计划的，上千年来，它完全是自然生成、随意发展的。从来没有人为伦敦做过一个规划，也没人为它做过设计。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伦敦的一切又很连贯、很融洽，这种无计划性，是有利于伦敦市民的。所以，伦敦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城市，也是一个很丑的城市。

伦敦从来就没有追随一种理论或理念，从来没有一种连贯的哲学推动它。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之后，雷恩设计了一张新的伦敦城市图，把伦敦按纵横的几何线来设计，但是他的设计无法实施。伦敦拒绝向任何理论性的城市规划屈服，伦敦有它自己的法律。人没有办法改变伦敦，正相反，是伦敦改变人。不是伦敦属于人，而是人属于伦敦。

澎湃新闻：您说过，推动伦敦发展的一直是权势和金钱。现在，伦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之一，伦敦城市中心的房价真可谓是天价，许多伦敦人根本支付不起继续在伦敦居住。您觉得，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会让伦敦失去它的特点？

阿克罗伊德：对，伦敦是在权力、利润和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状况在现在和未来都不会改变。这是一个拜金的城市，这个城市刚刚建立的时候，就是如此，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伦敦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每一个时代，都有人会被挤出伦敦，现在有，过去有，未来还会有。这是伦敦的历史命运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不会让伦敦失去它的性格，相反，能让伦敦的性格更鲜明。这也是伦敦性格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有人说，英国有两类城市：伦敦、非伦敦。英国其他的许多地区，特别是北部苏格兰地区，原来的重工业区、前制造业区，都觉得伦敦在飞速地发展。伦敦人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都吸引来了，这对其他地区都很不公平，把这些地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您觉得呢？

阿克罗伊德：伦敦和英国其他地区确实有差距，从伦敦有史以来，情况就是如此，我不觉得有任何人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澎湃新闻：您还说过：“伦敦是一个被保佑的城市，也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市。”听说您在《伦敦传》交稿之后，就大病一场，心脏病发作，做了大手术，昏迷一周。这是不是一种“诅咒”？

阿克罗伊德：对，我的心脏病大发作，就在我把手稿交付给出版社的第二天。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那一周的昏迷是医生诱发的，是医学上的需要。他们告诉我妈妈我活下来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五十。在心脏搭桥手术做过之后，我醒来了，就是在黑暗通道的另一边了，我的感觉好极了。

澎湃新闻：能否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关于您的父亲和您的伴侣，您可以不用回答。您父亲早年就抛弃了你们，但是您在《旁观者》工作时，他来找过您，希望能和您见面，但是您拒绝见他。还有您在耶鲁认识的男朋友布莱恩，他随您回到英国，你们在一起住了二十三年，但是您的家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为什么？

阿克罗伊德：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父亲就离开了我们，我从来就不认识他。对，我在《旁观者》工作时，他给我写信，说他是我的父亲。我不想见他，但我还是问了几位好朋友的意见，他们也都建议我不见。我想何必见他呢，我们完全是陌生人，我没有任何话要对他说。

我和我的伴侣布莱恩是在耶鲁的一家书店里遇见的，他是个模特，也是个舞蹈家。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跟我回到伦敦，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直到他艾滋病去世。我从来没有把他介绍给我的家人，现在看来，可能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在那个时代，当时我觉得最好是那样来处理。

中国读者

泰晤士河伦敦塔桥。

澎湃新闻：如果中国读者想要以您的《伦敦传》为指南，到伦敦来旅游，您觉得伦敦有哪些地方是他们必须去的？

阿克罗伊德：我会建议下面这些地方：

克拉科维尔绿地（Clerkenwell Green），过去几百年来，那里一直是许多极端分子示威的地方。

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那里是世界金融的中心。

泰晤士河 （The Thames），这是一条圣河，曾经得到圣母玛利亚和许多河神的保护。

圣殿区（The Temple），就在舰队街旁边，那里是许多法律专业的起源地，圣殿骑士在那里被埋葬成一个圆圈。

辛普斯餐馆（Simpson's）, 它位于河滨（Strand），是一个很古老的餐馆，它的整个氛围还有食品都充满了上个年代的风情。

格林尼治区（Greenwich），那里展示出英国海军的优势。

澎湃新闻：您去过中国吗？

阿克罗伊德：从来没有，但是我很想去中国，当然要在我倒霉的骨折痊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