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一．江声浩荡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许多读过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都能背诵这句话，多少年来，我只是前赴后继的千万者之一。它在我成为作家的时候，也成为我自己词语库中重要的支点，类似房梁那样的必要。

少年时代，我读到傅译巴尔扎克。青年时代，我读到傅译《艺术哲学》。 慢慢的，我才知道这都是傅雷遗下的恩泽。

说起来，我就是个欧洲小说的爱好者，一读到小说，就忘记自己大半生以来的作家训练，返回到沉浸在故事里的小说读者本真。我总是最记得细节，很记得故事，比较记得作者，最后才记住译者。但一旦记得，便永不会忘记。

当我知道傅雷这个人的同时，就知道他是吊死在自家阳台落地窗的横梁上的。警察早晨破门而入时，由于门打开时的穿堂风，他颈上的绳索断裂，尸体直落在旁边的藤椅上，居然落坐得端端正正。而他从前的一张私人的照片上，他正坐在那张藤椅上，吸着一支雪茄。那正是他翻译《艺术哲学》的时候。

在他死去五十年后的2016年，我带着《艺术哲学》中的一章，做意大利壮旅。按照书中指引，我一直走到乌尔比诺的宫殿里。五十年过去了，他还指引着我地理上的方向。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与香港翻译家协会会长金圣华教授相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句子，代表了中文翻译家们至高的追求。那是罗曼·罗兰的笔力，克利斯朵夫故事的精神，以及傅雷古雅而铿锵的中文传达，“字字都可以立住”，这是傅雷翻译时的准则。在我，这句话则是一部小说仰天长啸式的开头。

我记得金教授扬起她椭圆的脸庞，轻轻朗诵这句话的样子。她双手里捧着一本香港翻译家协会编的书，《江声浩荡忆傅雷》，那本书厚得不寻常，特别是在香港。她准备要送给我，特别因为我从上海来。

那天傍晚，我们在中环的上海总会里闲话。走廊里有张萧芳芳的剧照，她离开上海前，家里也借宋淇家的房子住，是傅雷家安定坊的邻居。

傅雷夫妇在1966年，激愤困顿交迫而亡，三十年后，金教授在香港设立翻译家奖，命名为傅雷翻译奖。在我所知的范围里，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纪念傅雷设立的翻译奖。

江声浩荡，我们未必听得清它咆哮些什么，它只是震撼了我们的心。

它是难忘的。

二．傅译《艺术哲学》

2016年的5月，我得到了一个去意大利做壮旅的邀请。

意大利壮旅从十六世纪开始。在法国作家中蔓延，在英国诗人中形成风潮，到歌德、勃郎宁夫妇、拜伦纷纷前往的时代到达高潮。贵族青年们的加入，使这条文化朝圣的旅行路线成为著名。德国的歌德，英国的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俄国的果戈理，这些欧洲最伟大的头脑，甚至是在意大利得到了他们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启示。

歌德的《浮士德》诞生在这次旅行之后，果戈理的《死魂灵》写在旅居中，莎士比亚的十三部重要的剧本采用的是当地的故事，狄更斯《双城记》的拱形结构来源于意大利建筑本身。

这曾响彻欧洲知识分子心灵的意大利壮游，在1855年英国人托马斯·库克建立旅行社后走向衰微，停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一百年后，我得以重拾壮旅，跟随四百年来层层叠叠的作家足迹，再往文艺复兴的摇篮托斯卡纳。

我的想法，是要按照有中文译本的欧洲作家路线旅行。在我的壮旅里，不光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还有那些络绎不绝前往意大利，并由此盼望能死在意大利的作家们，不光有我自己阅读历史的回望与重读，还有那些将那些伟大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翻译家们。对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国长大的作家，这样旅行，才是完整的壮游。

通常我旅行时只带几本书，但这次我带去整整一箱。都是我年轻时读过的欧洲名著，创造它们的人都是经历过意大利壮旅的作家，译本都是千锤百炼后留下的。

从阿雷佐到泼皮城堡的一路上，我慢慢重读《艺术哲学》中，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绘画这一章。丹纳主张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来源于托斯卡纳壮丽的山水与独特的光影。地理是养育出文艺复兴巨匠的理由。在五月米开朗琪罗出生的房子外，如蜜糖般金黄甜美的光线里读《艺术哲学》，不得不服膺丹纳。

我住在凡勒纳修道院里，修道院八点三刻就关山门，也没有网络，所以有了寂静漫长的读书夜，直到清晨六点钟，早祈祷的钟声响。

单人床，窄书桌。修道院建在高高的山崖上，四下一望，皆为意大利最甜美的山丘，树林里五月盛开着成片的白丁香。米开朗琪罗就出生在不远处的另一座山丘上。再往前去，便是达芬奇的出生地，然后，是乔托的出生地，彼得拉克的出生地，然后，是薄迦丘去世的地方。文艺复兴巨人们的家乡就这样梦幻般地环绕着我的修道院客人房。

有一夜，我突然想到，《艺术哲学》的译者傅雷，竟然一生都没有到过丹纳写书的地方。

我记得临行时，意大利领事对我说，你真好运气，甚至对一个意大利人来说，这也是难得的好运气。

当时我说，世界真美好，陈丹燕的梦想实现了。

但在寂静夜读中只要想到傅雷，我这样的好运气里就浮现出一种不能忽视的痛彻心扉。

我出生的那一年，他的厄运正好开始。就好像一脚踩在沼泽里，慢慢地沉下去，直至没顶。在我开始学习认字的那一年，他弃世而去。而我渐渐按照自己从小的理想成为一个职业作家， 而且是个旅行文学作家，一次次前往欧洲。一直到最近的一个长旅行，我还在受他工作的恩惠。

按照丹纳的地理决定论，我来此准备写作地理阅读三部曲的第三部，关于意大利壮旅与少年时代的阅读。表面上是基金会邀请我去的，实际上，是丹纳和傅雷指引我去的，没有《艺术哲学》， 大概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壮游。

傅雷一直像一朵阴云那样飘浮着，有时他被灿烂的阳光穿透，但从未消失过。

三．安定坊

2016年6月，我完成了自己第一次意大利壮旅。回到上海后，将《艺术哲学》放回书架。

2016年8月，和我的摄影师在渥热的下午去了安定坊，傅雷夫妇自尽之处。我是为我的托斯卡纳之旅去的。看过那些灿烂的光影，我要去看看他天光黯淡如深井的译文处，对我来说这才是完整的旅行。这样，我才算真的从文艺复兴中归来。

安定坊的下午非常安静。我却依稀记起了童年中那个8月。满街响亮的知了叫声和透过肥大的梧桐树叶撒向马路青绿色的阳光，还有夏天街道上烧书的火堆与大电喇叭里传出的铿锵歌声。

我幼时住的街区有些官员的家庭，入夜哪家灯火通明，就一定是在抄家。我父亲是延安社会部最早的参与者，我家也被抄了。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门窗也都大敞。家里的书与唱片统统被烧光，家里公家租的家具一夜之间被全部收回，我们全家都睡在地板上。

我想起来，那个夏天，一醒来就能看到沙发在地板上留下的印子，沙发下的地板比裸露的地板要深些，也许是蜡托没散开蜡的缘故。小孩子不懂事，突然全家都睡在一起，夜里醒来，就能看到父亲在黑暗中一红一暗的纸烟，心里还觉得新鲜得很，却看不见父母脸上那被人踩过一脚的惊恸。

那一年，我丈夫也还是个孩子，最后一年当他的江五小学少先队大队长。从他家后弄堂穿到江苏路，出来就是安定坊。他记得从他家住的宏业花园到安定坊，差不多每栋小洋房里都在抄家，他家那一栋一共住了三家人，一户小资本家，一户黄埔军校毕业的妇产科医生，还有他家，爸爸是上海地下党出身的中学校长，他们三家也都被抄了。

岐山村那一带上海本土的文化家庭多，大约有五百多户。负责那一片治安的民警说，那个夏天，被抄了家的人家总有二百多户。

天天有人在自己弄堂里被示众，被侮辱。那个夏天，我丈夫的父亲被示众过，我自己的父亲也被示众过。我丈夫和我，那时躲在各自的家里不忍看。也不忍看到被辱后回家来的父亲。我记得那是种奇异的肮脏感。

五十年前的8月底，我后来的大学老师施蛰存在黄昏的余暑中，从一片抄家混乱中的岐山村，无声无息踱到安定坊，他过来看看老朋友傅雷。只见他家外墙被大字报糊满，早已遍体伤痕，酷暑里门窗紧闭，鸦雀无声。

五十年后，傅雷故居黑色大铁门紧闭，仍旧鸦雀无声。从门缝里望过去，能看见靠近当年傅雷书斋的那扇窄窗紧闭着，在他写字桌左手边的窗子也紧闭着。傅敏当年为叶永烈画过一张家中的平面图，傅雷在六十年代，在出版无望，健康垮塌的绝望里，翻译完成《艺术哲学》，和《幻灭》。那张翻译了这两部著作的桌子就放在两扇窗之间的地方。那张桌子远远对着阳台门，那里正是他们夫妇上吊自尽的地方。

隔着小格子钢窗，就是他家的花园。他们将头伸进绳索时，能看到夏日的院子里，他们夫妇培育的五十种不同的玫瑰花已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全部捣毁了。

那是个一片狼藉，花瓣撒了遍地的院子。待我见到这个院子时，里面只有一方平淡无奇的草地，五十种玫瑰荡然无存。

1966年时，上海那些有花园的人家，好像许多人喜欢自己培育玫瑰花。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在马路上见到过一个开满鲜花的园子，我隔着稀疏菱形的竹篱笆望进去，里面忙着种花的老人穿了件白衫，笑嘻嘻的。

我妈叫我叫人。

“老伯伯。”

我记得那个园子里的老伯伯，剪了支瘦小而芬芳的红色花朵给我。

我家有支宝蓝色的漆器花瓶，我妈把那枝花养在里面。我很骄傲，因为那枝花是送给我的。

在傅雷家留下的照片里，依稀见到过那些玫瑰花活着的样子。还有傅雷夫妇宁静得好像鼹鼠般的脸。

那天我们走进弄堂的时候还有阳光，转眼，阳光就变得玄黄而含糊了。

我的摄影师对这条弄堂很熟悉，十多年前，她的广东朋友陈先生买下了安定坊另一栋花园洋房的底楼。她一直都怀疑傅雷家不是住在5号，而是住在这栋房子里。因为在那里出现过一些奇怪的事。

在下雨天的黄昏或者傍晚，她的朋友，不只一个人，陆续宣称在底楼客堂的落地钢窗前，见到过一个老年人，有时是一对老夫妇对坐在椅子上。只要一开灯，他们就不见了。

最后，连从无锡雇来的司机都看见了。

她的朋友们私下里都在传说，这里就是傅雷夫妇自尽的地方，他们冤魂未散。

“你看见过吗？”我问她。她说，这倒没有。好像有点遗憾。

但见到过的朋友都谈之色变。南方商人素来相信异层空间和因果轮回，陈先生搬来后，于商，于私，诸事都不利。甚至性情也变了。后来，索性消失在人海里，两下断了联系。

5号的门楣下，长宁区政府钉了块咖啡牌子，用中英文写了傅雷故居的介绍。想来这是不错的。

“奇怪哦。”我的摄影师嘟囔了一句。她天生是口吃，我信她的话，因为这样的人说句整话出来都不容易，该是不愿意麻烦自己，这样辛苦编故事。

“他们长得可像傅雷夫妇？”我问。

“小无锡哪里见到过他们的照片。他又不看书的。”我的摄影师说，“他们见着的人，都说那对夫妻瘦瘦的，对坐在藤椅上。”她说着，做了个双手袖在肚前的样子。那样子倒也真像从前人们的坐姿，有种古雅的斯文与体面，照片里梅馥就是这样的姿势，杨绛在照片里也是这样的姿势。

“咦。”她摇摇头。

我的摄影师东张西望，只说变得不认识了。

这里有人能背诵“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么。这里还有人在落雨昏沉的天色里见到过一对老夫妻的亡灵显露出来，并徊惶不去么。五十年过去了，这里还有人记得傅雷夫妇的面容么，他们的朋友们都已弃世而去，钱钟书，周煦良，柯灵，施蛰存。最后一个是杨绛，今年6月去世，活过一百岁。他们渐渐都变成了传说。

五．“宋家客厅”

我们慢慢沿着5号的院子围墙走了一圈，只想看一眼当年傅雷翻译《艺术哲学》的地方。

在隔壁3号的院子里，我借着一棵歪脖子树，爬到了搁在院墙下的木条外包装架子上。站在摇摇欲坠却高度正好的木条子上，我看到了那个院子。那是在疾风骤雨的六十年代，傅雷夫妇苟且生存的螺丝壳。听说他们在这里招待朋友们赏玫瑰。那时，梅馥还是杨绛笔下的沙龙美丽夫人。直到社会上针对知识分子们的风声越来越紧，他们的朋友们停止走动。他们的园子里也应了那句凄凉的中国老话：大难临头各自飞。

在《艺术哲学》里，傅雷这样翻译了意大利乌尔比诺宫殿里发生的谈话：“绅士们都通晓希腊文学，历史，哲学，甚至懂得各个流派的哲学。这是妇女们便出来干预，带点儿埋怨的口气要求多谈谈世俗的事；她们不大喜欢听人提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解释他们的那些学究。于是男人们马上回到轻松愉快的题材，说一番娓娓动听的话，补救刚才的博学与玄妙的议论。并且不论题材如何艰深，争论如何热烈，谈话始终保持着高雅优美的风格。他们最注意措词的恰当，语言的纯洁。”

这是些欢欣的句子，不知傅雷孤独地抄写下它们时，是否心中也非常向往。

我想起在最后几张照片上，傅雷戴着圆眼镜的脸，不肯将就的嘴唇，悲哀地微笑着的脸颊。有人相信这是张由于营养不良而消瘦的脸吗？在梅馥写给傅聪的家信里，能感受到失去经济来源的傅家的困顿。她向儿子要一块黄油。

那是塑造了我精神家园的人的脸。我喜欢它的脆弱和刚劲，惊骇于它的营养不良。这个因为不肯改名字发表译作而为衣食忧的人，这个六十年代绝无仅有的脱离任何体制，终于为自由付出生命的人，为我翻译了意大利16世纪最风雅宫殿里彻夜不休的、欢快的谈话，在译文中模仿了意大利文优美的尾音。我猜想就是傅聪也难以理解父母在衣食上遭遇的困顿吧。

这的确是同一个人。

这是怎样的世界啊。

到了1966年8月30日，他们的朋友上门去探望，梅馥前来应门，但只是在门口默默望了望，就关上了家门。

离开3号的园子，那里曾是傅雷家最初住过的地方。沿着围墙找到一处没有出入口的空地，空地上有几个地铁站的大通风口，传说中傅雷家的黑色竹篱笆墙，已换做一道薄薄的砖墙。空地对面有栋兵营式的楼房，当年叶永烈也不得进入他家的园子，就爬到那栋房子的楼梯间去，勉强拍了照片。

如今园子里的树又长高了不少，密密遮挡着这个园子。

我站到了地铁通风口的井沿上，那里比较高。但还是看不清傅雷家阳台的正面。树叶子太密了树叶灌木都很密，高大茂盛，好象充满了奇异旺盛的生命力。隐约间只见到傅雷书房的一隅完全笼罩在幽暗而悲伤的光线里。影影绰绰的，好像他们夫妇从那里望着我，从幽深的井里，浮现到水波的白光里，那是一对将双手团在胸前的老夫妇。

孤独地。

我心中浮现出来的是傅敏画的父亲的书房，和狼毫小楷描绘的《艺术哲学》手稿。

“壮丽的爵府是圭多的父亲造的，‘据许多人说’是意大利最美的一个。

乌尔比诺宫廷是意大利最风雅的一个，经常举行庆祝，舞会，比武，竞技，还有谈天。卡斯蒂廖内说，‘隽永的谈话和高尚的娱乐，使这所房子成为一个真正怡悦心情的场所。’

他们打开面向卡塔里高峰的窗子，但见东方一片红霞，晓色初开。所有的星都隐灭了，只剩金星那个温柔的使者，还逗留在白天与黑夜的边界上。仿佛从她那儿吹来一阵新鲜的空气，清凉彻骨。

参加谈话的人物之一，本博，是意大利最纯粹，最地道的西塞罗派，最讲究音节的散文家。其余的谈话，口吻也相仿。

各式各种的礼貌，个个人互相尊重，极尽殷勤：这是最重要的处世之道，也是上流社会最可爱的地方。但礼貌并不排斥兴致。”

在眼前重重树影里，我想起的是如今已是乌尔比诺美术馆的旧宫殿。夏季意大利中部灿烂的阳光，那是少年拉斐尔画青春圣母的光线。在乌尔比诺宫殿的古旧窗前读傅译的丹纳，好像做梦般的头重脚轻。

在乌尔比诺宫殿里，我在文艺复兴时代的铸铁玻璃长窗前坐下读书，就像拉斐尔和瓦萨里画过的女人那样。我有时望望窗下阳光灿烂的广场和远处蓝色的山脉，大多数时间是在读《艺术哲学》里记载的乌尔比诺宫殿逸事——不折不扣的地理阅读。

可傅雷甚至都没等到《艺术哲学》的出版。

对不通法文的我来说，没有傅雷，就没有丹纳，没有我精神上的维他命，就没有我这样一个今日可以做意大利壮游的作家。

对我来说，傅译不光是丹纳思想的传达，也是优美古雅的中文典范。丹纳当然是好的，但经由傅译中国式的铿锵和热烈，才成为造就我精神家园的上好材料。对于我这一代中国作家来说，我们精神上的维他命，不光是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同样也是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现实主义小说，以及散文优美精微的传统。傅译是优美辽阔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精华所在。它有种世界大同的文字之美。从我少年时代，它就以它法国的精神和中国的精髓文化着一个从小读禁书的，不肯被愚弄的小孩。在我成为作家，它是我的词语库里的一根房梁。

在意大利读着傅译，我愿意把自己这个坐在乌尔比诺宫殿窗前的身体，想做是他的，而不是自己的。我愿意自己这双触摸着宫殿的双手也是他的，而不是自己的。就像我去到一处优美的地方，总会想起我那热爱旅行的父亲。他再也不能见到世界的美丽，我为此遗憾。那一刻，我对傅雷遥远地产生了这种遗憾。如果没有他的《艺术哲学》，我也不会对托斯卡纳有这样实证的知识。

翻译家也是我文学上的父亲。

这时，我感到脚下一软，我踩着的石板突然裂开，我的身体开始晃动。那时我脑子几乎动不了，只是缓慢而安静地意识到，如果我往后面倒，就会仰面摔在通风口上，下面是五层楼高的通风口。我不想摔下去，于是就向前跳下去。我看到墙角的陈年落叶突然变得很近，我的身体在落叶里踉跄了一下，就立定了。

立定一看，面前就是傅雷家院子的新墙。墙上有人用黑罐子喷了一个单词：SCHOOL。这个单词从其它乱纷纷的图案和人像里浮现出来。我还是没看到杨绛描写过的，傅敏描绘过的，翻译了《艺术哲学》的那间书房。

看不太清，这才发现自己的眼镜不见了。

我和我的摄影师在落叶里找眼镜。她随手拿了刚刚拍的照片给我看，我看到自己站在井沿上向那院子垂着头，好像致哀。

“好像我们正在参加葬礼。”我的摄影师突然这样说。她看了下周围，脸上浮现出古怪的笑容。这里的气氛的确是变得古怪了。

我的头好昏。

我不想要眼镜了，只想走开。

她还在看远处的高楼，拖着口吃者惯常的长腔，说道，你知道在造那栋楼时，楼顶大吊车松脱下来了，砸死过一个人。

突然，我们俩同时看到，我的眼镜正端端正正地放在草丛的石块上，就像放在桌子上的那种摆法。刚刚石块上还什么都没有。

我心里明白，他们给我找回了眼镜， 傅雷和梅馥，都已经五十年了，他们都没走开。

摄影师不让我拿眼镜。我安慰她说，“他们喜欢我们，所以他们没让我摔死，还帮我找到眼镜。他们对我们好的。”然后拿起眼镜，从此我会珍惜这副眼镜。

我们回到5号的大铁门旁，铁门竟然开了一条缝。他们的冤魂原来真的没散去。

他们赤脚的尸体被抬出来的那扇门，如今它还敞开着。

看到屋后的那扇窄窗之内，《艺术哲学》就在窗内的天光里翻译完成的。最后一夜，傅雷夫妇与他们的保姆也是在这里的窗内度过了最后一夜。然后，他们深夜里，在地上铺了床棉被，上吊自杀。

几年前傅雷就已经无稿费收入，只有预支的稿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预支稿费也已经停止。他们马上就会面临经济困境。抄家以后，他们连换洗的衣服都被封存，8月酷暑之中，他们这对斯文体面的人，连换洗的内衣都没有了。红卫兵也不会放过他们，像他们的老朋友施蛰存那样当街示众断断免不掉。所以，他们无论如何要逃到死里去。

9月1日，是我作为一年级新生上小学的日子。我记得那个火热的操场上，老师站在领操的台子上说，“同学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啦。”

一年级的小孩懵懂地听着，心里想着：哦。

我七岁时，不知道开学的第二天，傅雷就死去了。

六月我在意大利时，计划回上海后来探访傅雷故居。那是为了我意大利壮旅寻书本上的根。那时我还是不知道，八月我会在此遇见他们的冤魂。

傅雷故居外墙。丁晓文 摄

离开安定坊时，我的摄影师突然问，另外那对老夫妇是谁呢？

我想是另外一对老夫妇。他们不如傅雷夫妇这样著名，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双双自杀。但是，他们的冤魂也未散去。

比起傅雷夫妇来说，这对不知名的老夫妇更为哀伤，好像大江东去般辽阔而浑浊的哀伤。

五十年前的夏天，那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啊。

七.尾声

在2016年8月31日，五十年前傅家终于迎来疯狂的抄家的日子，我也竟然终于在医生之子的帮助下走进了傅雷旧居。外面虽然秋日明亮，屋内却晦暗沉郁。我看到屋后的那两扇钢窗之内，傅雷翻译《艺术哲学》的地方，现在被改造成了一间饭厅。圆桌面上，蒙着一层浅浅浮尘的玻璃，像林中寂静的水洼一般，倒映着窗外的树梢，和树梢上高远的蓝天。

完备的辞典角当然已荡然无存。医生之子悠然想起，当年他见到过的傅家客人，埋首于傅雷的字典中，那个人竟然就是施蛰存。

我站在两扇窗子中间，当年他就在窗内的天光里翻译完成了《艺术哲学》， 如今我站着再读变成铅字的字句，这也可以说是傅雷最后的心血了吧。这一章的最后，写到了建筑学家瓦萨里，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写艺术史的人。上次我读到瓦萨里这一节，是在阿雷佐的瓦萨里故居的空中花园里。在古老街道上，六月的夕阳镏金一般地镀在瓦萨里花园的小径上，以及花蕾初放的菩提树上，甜蜜的气味轻轻笼罩在我头上的树荫里。

“我们已经注意到，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自发的，独特的情感必须非常强烈，能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不用怕批判，也不需要受指导；第二，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你心中的一些渺茫的观念得到养料，受到鼓励，能孵化，成熟，繁殖。”

这里说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也是中国。

医生之子在我身边环顾四周，这是他少年时代体面的人家，由于这里，他这个学生物的学生，开始读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由于他家与钢琴家顾圣婴家比邻，他也喜爱钢琴。他在房间里走动着，比划着书房里放词典的位置，放二十四史的位置，走到窗前我身边，他突然学着傅雷当年招呼他的样子，粗着声音说：“小朋友来啦？”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学着傅雷的模样说话。

这次离开傅雷家的时候正是中午， 树影婆娑的江苏路上，傅雷家的对面仍旧是市三女中，不远处还有江五小学和愚园路一小，明天就要开学了，在路上我看到一个背着新书包的小孩，闪闪发光地走在他爸爸身边。这是我的影子吗？明天就开学了，年轻的语文老师会跟孩子们说起这条弄堂里曾经住过一位叫傅雷的大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