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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北京洋市民看中国:睡狮真的觉醒了吗

李少兵 齐小林 蔡蕾薇
2016-09-20 15:2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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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洋市民如何看待中国人?

民国时期居住在北京的欧美人士众多,我们只能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按时间先后加以介绍。

柏生士(Wm. Barclay Parsons):“中国人生性温顺(Peaceful),遵纪守法(Law-abiding),勤劳(Industrious),节俭(Frugal),努力(Hard-working),有耐性(Patient)”。

璧阁衔(Clive Bigham):“作为一个民族来说,中国人本质上是遵纪守法者(Law-abiding People)和功利主义者(Materialists)。在中国人看来,生命并不长久得足够去战斗,毕竟,战斗是一项危险且不文明的娱乐。如果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骚扰与劫掠,即使不信任,他们也极有可能相对平静地接受统治者的存在及其统治规则。而一旦信任建立起来,稳定就开始了。”义和团运动之前,“在华的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人天生就是冷淡主义者(Indifferentist),这种犬儒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的勇气上,因而他们是天生的懦夫(Coward)”,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义和团的暴力和中国基督教徒表现出的勇敢和不屈服“让很多欧洲人承认他们以前对中国人的看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在冷漠的外表下,中国人毕竟还是有灵魂的,他们不仅能够成为好的基督徒,也能够变成勇敢的战士”。

博雷尔(Henri Borel):“在中国的街道上,最让人震惊的是中国人(除苦力之外)的镇定(Calmness)和安静(Quiet),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行走的时候,更表现在他们坐着的时候。即使是骑着又瘦又小的驴子,或者坐着最不堪入目的人力车,他们也展现了一定程度的庄严。我不止一次看见一个强壮的中国人骑在他瘦弱的驴子上,却营造出一种皇帝乘着骏马进行仪式的气势,我禁不住笑了,但中国人却一点儿也不觉得这稀奇”,“在街道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序、规矩的民族。他们不会推挤,而是有礼貌地互相谦让走在一边,他们也不会互相嘲笑。现在走在大街上的妇女比以前多得多,但我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个中国人对妇女说不当的话或作出不当的行为,而且我也从来没看到有向男人抛媚眼或打招呼的妓女。在整个北京城,甚至在附近区域,街头男孩不会像在欧洲国家首都的一样,向外国人扔泥巴或嘲笑他们”。

玛丽•冈特(Mary Gaunt):“中国人既温顺(Peaceable)又守秩序(Orderly),更易于接受规则(Discipline),或者相比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他们自己把自己规范得很好”。

杜威夫妇(John Dewey, Alice Chipman Dewey):中国社会像一个蜂群,“没有人能够独自做任何事,没有人会急急忙忙地做任何事”,比如“我们去艺术学校演讲,走进了长长的大厅尽头的一个门,后面是一个大房间,从这个房间的后门出去有个泡茶的地方。我们走进来的那个门是房间的前门,门边有个桌子,演讲前后我们总是被请坐在这桌子前面喝茶或其他饮料,比如苏打水。茶杯被放在这个房间前门外边的一个柜子里,从后门进来一个成年人,静静地以平稳的步伐穿过房间,从那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一手一个,然后又穿过房间从后门出去。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两杯热茶来,将茶放在桌子上给我们喝,他又到柜子里拿了两个杯子,再次穿过房间,从后门出去。打开的饮料会放在桌子旁边,因为苏打水开着盖子容易溢出来,从来都不会节省一些步骤”。“你看见中国人忙忙碌碌,你会觉得他们做了所有的事情,可是你跟他们熟悉了之后会发现,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做,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中国人总是很大方的,所以是一些很好的演员;人们看到街上成千上万的熙来攘往的行人,会感到他们也都在演戏。这里没有象西方大都市里拥挤的街道上常见的那种摩肩擦踵、匆匆忙忙赶路的情况。所有的人不论步行或乘车,都很庄重,仿佛自己觉得相当了不起,那样子不象有什么急事要到什么地方去,而是显得安闲潇洒,不慌不忙。他们带着几百年来的传统与回忆,而现在的事业和那些传统与回忆比起来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如果你俯视一条中国街道,一簇簇的人,有的步行,有的跑着,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中间混杂着驴车、骑着马或驴的人、骡群、人力车、骆驼队,被赶往市场售卖或屠宰的成群的牲畜,还有飞驰的汽车——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你产生一种印象,就是他们能够完美地控制行动和闪避、拥挤和挤轧,同时使你想起那些在拥挤的舞池里的熟练地跳舞的人们的动作。看到在城门口耐心地等待着穿过城门的人群的景象,你总会感到一种乐趣和高兴,一行人慢慢地走进城门,就象一根穿过针眼的没有尽头的线。如果发生什么小小的不幸事件或冲突,虽然会发出争吵的声音,但决不是那些坐在人力车上的恬静而庄严的人们发出来的声音,因为走在路上遇到事情就激动起来是不合礼节的,他们让人力车夫去争吵”。

罗素(Bertrand Russel):“中国人,包括那些本可制止的灾难的受害者,面对外国人的刺激(Excitement),却展现出消极的漠视;他们等待这些刺激自己离开,就像苏打水自己挥发掉一样。渐渐地,以前从未有过的犹豫在疑惑的外国人的脑海里闪现,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愤怒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至今为止毫不怀疑而接受的人生信条是否正确。时时刻刻想着怎样去防止未来发生的不幸真的明智吗?为了警惕未来某天可能发生的灾难而放弃现有的快活,值得吗?建筑了一栋大厦,可是为了建筑它我们从来也没有闲暇在里面好好生活,我们的人生应该这样度过吗?”“中国人的答案是消极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忍受贫穷、疾病和无政府的混乱。但是,为了抵消这些‘魔鬼’带来的伤害,他们还保持着文明的享受、休闲和欢笑、享受阳光和哲学辩论的空间。无论处于哪个阶级,中国人都比我见过的所有其他民族的人更爱笑,他们能够在每件事中找到乐趣,常常是一个笑话,激烈的辩论就缓和下来”,“偶尔会碰到一些白人,处在中国并非文明国家的幻觉之中。这些人实在是忘记了文明的组成。我们不能否认,北京还没有电车,电灯设施也欠佳,也不能否认,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更擅长吟诗作对,而非记住那些可以在《惠特克年鉴》(Whitaker’s Almanac)上查明的客观事实。当一个欧洲人为他人推荐居住地,他会告诉你,那里的火车服务很完善。在他看来,能让人方便地离开是一个地方最好的品质。但是,一个中国人却不会这样说。如果你问他,他会说你错了。中国人会告诉你的是,这里有一个宫殿,古代皇帝建造的,这里有一个湖,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建筑的,适合想要远离尘嚣的人。对比中国人的这种观点,让西方人成了野蛮人”。中国人的主要缺点是贪婪(Avarice),懦弱(Cowardice)和麻木(Callousness)。中国人的麻木表现在,大饥荒中,“白人做了很多事情来缓解饥荒状况,而中国人自己却做得很少,还要贪污、从中蚕食”。“中国人的‘保全面子’常常让在华外国人觉得可笑,其实,面子只是自尊在社交礼仪中的外在表现”。

裴丽珠(Juliet Bredon):“中国人生性遵守秩序(Law-abiding),他们会自觉地走规定好的道路,除非遇到突然的刺激;他们会实际地自己指导自己,除非遇到心理危机他们无法对付。”

巴乐满(Fletcher S. Brockman):“中国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而中国人对待这件事的态度让我惊讶和失望。当我询问一些熟悉得可以问这个问题的中国人时,他们看起来没有意识到列强正在进行的行为的严重性。人力车夫有这种态度,我能够理解,但有智识的中国人怎能也如此无视和无动于衷?”

欧登科(William J. Oudendyk):“中国人生活的根本目标是和平地享受生活及其生活带给每个人的简单的愉悦。”

葛乐士(Charles T. Cross)的母亲:“中国人对其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缺乏同情……对于别人的悲惨无动于衷”。

综合上述评论,在多数居住在北京的欧美人士看来,中国仍是一个文明的国度,他们对于北京人(欧美人士眼里的中国人)也是喜爱多于厌恶。这种观点和情感,影响了他们的一些行为。1928年左右,美国驻天津海军将领巴特勒(Smedley Butler)强调,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他“自然会不惜在华北开战,以捍卫美国人的生命和权利。但他喜欢中国人,也仰慕他们,便尽其全力,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人的反外国思潮特别是反美思潮作斗争,以避免战火。他做得极其成功,示好的同时,避免了示弱或谄媚。他特地告诉中国人,他的部队训练有素,状态上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若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遭到卑鄙的暴力回报,部队必将全力出击”。

洋市民说“黄祸”:睡狮真的觉醒了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1900年以前,北京欧美人士的社交圈内,关于“黄祸”(Yellow Peril)的讨论就已经开始了。美国人柏生士分析说,“黄祸”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第一,商业上给中国提供工厂、磨坊、铁路等其他现代建设手段是否会带来危险,因为给他们提供这些之后,如果中国人利用它们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将能够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低的成本制造商品并将之填满世界市场,而我们自己的工厂将歇业,或者欧美国家不得不压低本国劳动力的工资;第二,政治上教会中国现代方法与手段是否会带来危险,因为他们可能会集中精力去制造武器和军械,而后像成吉思汗一样占领世界,将西方人都变成天子的奴仆。柏生士最后总结说:“无论商业上还是实际上,黄种人要想征服全世界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地像西方曾经那样建立一个更高的文明,而非依靠武力或铁骑。”

最了解中国的赫德指出:“至于‘黄祸’,我从没用它来威胁世界,我只说过将来肯定会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我仍相信会是这样,至于那强大的中国会是友好的或是敌对的,这将取决于在它软弱时西方国家是怎样对待它的。我确信将来会证明我的这一警告是正确的。”

与“黄祸”相关的是“中国是否已经觉醒”问题。晚清时期,在许多外国人眼里,中国是“一头沉睡且不愿别人打扰其睡眠的大象”。义和团运动发生后,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一部分“感到有责任”、“极力想要指导中国前进方向”的在华(尤其是在首都北京)欧美人士,都喜欢从“中国是否已经觉醒”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英国埃克塞特主教(Bishop of Exeter)盖斯科因塞西尔(William Gascoyne-Cecil)在《转变的中国》(Changing China)一书中写道:“中国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过去,她绝对是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但现在,她正在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变化之大,以致于我有一次问一个传教士关于中国的问题,结果他回答说,‘你不能依靠我啦,我三个月前就离开了中国,因此,我说的没准已经过时了’。” 1919年7月,正在北京访问的杜威夫妇写信给其儿子,“过去十年,已有无数访华的外国旅行者宣布中国已经觉醒了,我不打算这样做,但是我认为,这次,中国的商人和行会第一次被充分地被激发起来试着去提高工业生产方式。如果这是真的的话,再加上与学生的联合,才是中国真正的觉醒。”

(本文选摘自李少兵、齐小林、蔡蕾薇著《北京的洋市民: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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