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风云︱中国的火药如何改变欧洲历史的进程

修木

2016-11-10 09: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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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会被活捉的时代
披盔戴甲的中世纪重装骑士,曾经是战场上冲在最前边的主力。
主导欧洲社会近一千年的贵族,在比例上来说只是人口的少数,少的时候不到1%,多的时候也很难超过5%。他们自认为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血统,天生就是当统治者的材料,拥有大部分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他们赋予自己的首要职责,却不是坐地收租,治理一方,而是出征打仗,勇武与战功才能体现他们最为崇高的理想。在火药还没有传到欧洲的冷兵器时代,个人的勇武是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的贵族勇士,头戴铁盔,身披铠甲,是战场上的“坦克”车。担当这样的骑士,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训练,盔甲的重量加起来有好几十斤,骑在马上还要挥动兵器,平日里不可养尊处优,必须练就强壮体魄。跟在他身边的还有骑士与亲兵,平日与他一起演练协同与配合,战时跟随他拼力厮杀,是他这一支“私家军”的核心。再往下边可能还有他庄园里的农奴,也要履行跟主子上战场的责任。但是这些人只是带着农具的农民,无法跟随主子远征,在战场上也就是吼一吼,壮壮声势,真正兵刃相见的时候大多躲在后边,一见形势不对就扛着锄头四下逃散。贵族骑士之间的厮杀,其实跟他们没有多少利害关系。
中世纪战争没有现代战争惨烈。冷兵器没有很大的杀伤力,骑士身上的盔甲足以抵挡一般刀、箭的撞击。战场上两军对阵厮杀的机会也不多,大部分战役是包围城堡,骚扰周边的百姓,战死沙场的几率不大。最糟的情况是从马上摔下来,受伤之后被沉重的盔甲压在地上站不起来。如果随身的亲兵再被人冲散,就只能趴在那里等人活捉。活捉之后也没有很大的生命危险,敌方通常优待俘虏,为的不是人道关怀,而是等着被俘者的家人朋友付钱赎人。冲锋陷阵当然是荣耀,抢获战利品更是贵族喜欢打仗的驱动力。若是能够活捉别人,那就有赎金可收。若是不幸被人活捉,那就只能等着破财。在这样讲究个人勇武的时代,国王在战场上都有被俘的可能。中世纪晚期两百年,被活捉的法兰西国王就有两位,一位是在百年战争期间被英格兰俘虏的约翰二世(公元1355年),另一位是在意大利被西班牙俘虏的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
封建欧洲的国王只是“山大王”
贵族们各自在庄园里养着私家军,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多半由“私家战争”解决,国王拿他们没什么办法。国王领兵出征时,首先依靠的也是他自己的“私家军”,皇家庄园之中养着一大群的勇士才是国王权威的根本。他平日的开销也要以皇家庄园的收入来支付,手下没有国库,没有政府官员,只有帮他打理庄园事物的奴仆。或者说白一些,他只是一个山大王,手下有一群喽罗,却没有国家机器。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国王发出征召,各地的贵族这才领着他们各自的私家军前来勤王,尽他们作为属臣的责任,也趁机在国王的旗帜之下,一起出去抢一把。
这些私家军各自有各自的旗号与制服,装备与食物自己解决,抢到战利品或是赎金也是归自己口袋。通常来说,皇家庄园最大,所能带来的人马也最多。没有这样的实力,国王的地位很容易受诸侯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众位(贵族)弟兄之中的老大,大旗一举,群英会集,在组织方式上跟《水浒》之中的绿林豪杰差不多。只不过,梁山好汉平日还要打上“替天行道”的旗号,毕竟上梁山是迫不得已之下的落草为寇。四处冲杀的欧洲王公贵族,倒是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征,履行上帝赋予他们的征战天职。

后世艺术家想象之中法兰西国王菲力脯二世召集大军的场景,如同英雄聚义。前来勤王的部队是各地贵族领来的私家军,没有统一的旗号或制服,连队伍都排不整齐。
封建关系是主子与属臣个人之间的约定,虽说受封仪式隆重,内容却是千奇百怪。有的属臣为了多几层保护,同时效忠好几个主子,出现争执的时候该效忠谁,没人说得清楚。有的属臣自己势力不小,有地盘与又有人马,并不是特别把国王放在眼里。有的王公贵族具有多重身份,角色矛盾。比如说来自法兰西的诺曼底公爵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成为当地的国王,但是回到诺曼底他仍然是法王的属臣。只是在法王看着不放心,在英格兰国王看着也觉得别扭。长子继承制之下,家谱定下的继承人却不一定有当家的能力,有的醉心宗教不问政事,有的未满成年,需要别人辅佐摄政,有的甚至就是天生的疯子或傻子。而当王公贵族没有子嗣,家谱又出现争议的时候,肯定有人来抢地盘,最容易引起战争。
由此引起的大小征战难计其数,其中的恩怨情仇,权谋算计,跌宕起伏,千秋功过,可以有写不完的宫廷戏剧。仅以英格兰为例,1300到1500年间,外有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及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冲突,内有贵族之间的争斗,王族内部的王位之争,及农民的反叛,林林总总算起来难得有连续十年不动刀枪的安稳日子。与其它地区相比,英格兰还不算最糟的,它毕竟处在相对孤立的岛上。在面积更为广阔,形势更为错综复杂的欧陆之上,战争几乎就没有停过。
中国的火药改变了欧洲
放下这些争议的细节,拉长距离观察常年的征战对欧洲政治的影响,不难看出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政治组织规模的扩大与国家的形成。即使是在群英聚会的封建时期,组织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哪一面旗帜之下可以聚集更多人,可以有更好的协调,哪一方就有更大的胜算。我们的历史上,正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征战与淘汰,渐渐催生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欧洲也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演变,加快这一进程的关键,是一样来自中国的发明:火药。
从技术上来说,火药的意义可以与工业革命相比。工业革命之前,人们日常使用的动力主要依靠人力或是牲畜,也就是生物的肌肉。工业革命之后,动力的来源变成燃料的燃烧(或者说燃料的氧化反应),由此提供肌肉所无法比拟的机械动力。火药发明之前,武器的驱动基本也是靠生物的肌肉,火药发明之后,武器的驱动变成火药在瞬间发生的爆炸(其实也是化学物品的快速氧化反应)。二者都可以算是技术上的大飞跃。
火药传到欧洲约在公元1300年前后,具体途径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是打到东欧的蒙古骑兵带去的,另一说是先由穆斯林带到他们所统治的西班牙,再传到欧洲其它地方。这其后,基于火药的军事技术在欧洲进步更为快速,因为欧洲的封建造就一个以战争为常态的格局,不断刺激军事手段的改进与提高。近距离观察战争的人,亲身经历了其中的残酷:军队的屠杀破坏,士兵的抢掠奸淫,百姓的流离失所。读历史的人,拉长距离超越那些一时的悲惨描述,却也可以看到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它并不总是意味着文明的终止,或是经济与技术的倒退。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有时会促成军事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带来政治组织的演变。
火药的出现改变了欧洲战场,骑在高头大马之上披盔带甲的重装武士渐渐失去用武之地。火炮的使用使战争的组织复杂化,火炮的铸造,火药的合成,弹药的运输、保管,都需要专人在一定的组织架构之内完成,完全不同于往日骑士的个人勇武。相应的,军队的供给成本增高,需要财政与税收制度的支持。以前王公贵族以他的庄园为基础,只要请来几位能干的铁匠,就可以置办盔甲,装备私家军所需要的刀械。这样的规模与技术水准,却难以应付使用火药的战争。庄园的城堡,也难以抵挡火炮的进攻,严重侵蚀贵族赖以割据的军事势力。与此同时,国王的势力却大为增长:他可以通过税收调动更多的资源,建立更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去应对建造与维持火炮部队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到1500年之后,欧洲的政治组织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有的学者称之为“军事革命”。
热兵器催生中央集权
组织的变化首先出现在军事上,骑在马上的勇士渐渐被手持火枪的步兵取代。只是早期的枪炮射程与杀伤力有限,打一枪之后重新装弹要几分钟时间,需要将步兵排成数行,在指挥官的口令之下,由站立的一行同时举枪开火,另外几行则蹲下装弹,准备好下一轮起立发射,如此轮番装弹、举枪、射击,形成难以抵挡的火墙。贵族的私家军是跟着骑士一涌而上的散兵游勇,使用火枪火炮的步兵,却要有整齐的队列与严明的纪律,服从上级的指挥,步调一致协同作战。新型的军队平日里要一起操练队形、步伐、口令,使用标准的枪枝,穿戴一统的制服,以徽章标志官兵的不同等级,统一配置粮草、枪弹等等后勤支援。
十七世纪的威尼斯风格星型要塞示意图:围在护城河之中,坚固的防护墙周边配上几个凸出的棱角相互呼应,足以抵挡当时的火炮进攻。但是要塞的规模大,建筑成本高。
为了对付火炮的进攻,城堡的修建与设计变成一门学问,不再是中世纪那种既当碉堡又当贵族住宅的塔楼。发明于意大利的星型要塞,利用凸出的棱角相互掩护,足以抵挡火炮的攻击,但是其建筑成本大幅上升,超出一般贵族的承担能力,还需要专门人员来设计,指导建筑施工。大名鼎鼎的达·芬奇,在后世的声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在当时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军事堡垒设计师。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曾经为自己的家乡佛罗伦萨设计城堡。而更晚一些的伽利略会去研究自由落体,抛物运动,并不只是因为抽象的兴趣,而是为着计算炮弹发射的轨迹。
一位西班牙炮兵军官留下的轨迹计算图(1628年)。解决这种战争实际问题是刺激伽利略进行抛物研究的主要动力。
从政治上来说,火药出现之后国王需要贵族贡献的不再是马背上的骑士,而是税收与壮丁:火枪火炮需要金钱来购买、建造与维护;步兵列队需要抽调壮丁组成常规军在一起操练。军事变革带来一场相应的“官僚革命”,成立专门机构来协调作战的计划与组织,由穿袍子的官员(而不是披盔戴甲的骑士)来负责武器装备的生产、供应与维护。财政与税收更是关系到国力强弱的关键,只有国库充足,才有可能养起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相应的,国王手下开始有一套国家机器,得以调动的大军人数也成倍增长。在1500年之前,一国集结的军队最多也就只有一个数万人的规模;到1700年,要增长到数十万人的规模。
电影《祖鲁人》(又译《战血染征袍》)描绘十九世纪发生在南非的场景,一队英军以步兵列队击败祖鲁部落的进攻。一行蹲下装弹上膛,另一行站立举枪射击,轮番发射形成难以抵挡的火墙。
火药与战争造就的“现代国家”
此消彼长之中,国王与国家的权力变大,盘踞一方的贵族权力被削弱,无法抵御国王手下常规军的压力,对抗国王的权威。作为贵族权力象征的城堡大多被拆除,贵族们再也养不起自己的私家军。一国之内,国王最大的原则渐渐得以确立,他不再只是众弟兄之中的大哥,而是拥有“主权”(sovereignty)的一国之君。王权扩张之下,不再允许贵族以“私家战争”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而是要求他们到法庭上去求一个说法,形成国家对暴力手段的垄断,也就是走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状态。
相应的西方历史书籍中,将这一过程称为“国家机器的建立”(state formation):确立国王权威,常规军队,征税制度,官僚部门,法律标准等等,从封建走向现代。时常有人说这是“现代国家”的开始,到十九世纪之后才由西方将“现代国家”的组织方法带向全世界。促成这一过程的还有其它多重因素:人口的增加,经济贸易的发展,文化的复兴,技术的进步等等。虽说各种因素的轻重有许多不同的分析与解读,战争的刺激与军事的需要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关键因素。
以我们的角度读来,难免会感觉两点奇怪的地方。其一,西方这一国家机器的建立过程,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集权的过程,在我们的历史上早已完成。既使西方历史上的古罗马,或是古代中东,这种级别的国家机器也是早已有之,并不让人觉得“现代”。其二则是火药对古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并没有重大的影响,它最先由道士偶然发现,本想着寻找长生不老药,却在炼丹炉中烧出一团瞬间烟火。到它被应用于军事的时候,古代中国的政治与军事组织已有相当的规模,只是增添一些新式武器而已。
这一点或许是西方历史特别的地方,它原本是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区,政治与技术水准都相对原始,西罗马坍塌之后进入分裂割据状态。当火药引入西方时,落后的社会形态遭遇先进的技术,所带来的冲击与变化更大。国家机器的建立,这一在别处算不上现代的过程,在西方却是跟着火药的使用,到1500前后才开始的。
责任编辑:熊丰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世纪,火药,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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