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徐玉玉案后续：“诈骗之乡”背后的乡土文明哪去了？

徐玉玉案件继续发酵。在徐玉玉被骗猝死后的第十天，六名嫌犯全部归案。据公安部介绍，6名犯罪嫌疑人中，有5名来自福建。5名福建人，有3名来自安溪县，另两人来自永春县，安溪县和永春县相邻。福建省安溪县，这个之前被媒体称为“诈骗之乡”的小县城，再一次陷入舆论漩涡。

近日，有记者前往福建安溪进行探访。据当地一名警察表示，这些从事诈骗的当地人，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诈骗在他们眼中，成了一种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出现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

“诈骗之乡”令人惊愕，然而安溪的情况却也并非中国个例。今年上半年曾有媒体整理了国务院点名批评的7个职业电信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其中包括经常冒充黑社会诈骗的河北省丰宁县、重金求子诈骗的江西省余干县、PS图片敲诈的湖南省双峰县、假冒熟人和领导诈骗的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假冒QQ好友诈骗的广西宾阳县、机票退改签诈骗的海南省儋州市、网络购物诈骗的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而前些年更有人在网上公布了所谓的中国“犯罪之乡”地图，这张将某种犯罪行为和某地结合起来的密麻地图，更是看得人触目惊心、难以置信。

原本“人人喊打”的犯罪行为，为什么在多地农村像产业化一样被人们所集体接受？这些农村到底怎么了？这恐怕是面对这些所谓的“诈骗之乡”地图、“犯罪之乡”地图时，所最该引发的疑问。

如同返乡笔记里描述的那样，在一些地方，农村破败、田地荒芜、人口外流，即便是便利的村村通公路和修缮一新的砖房，也留不住年轻人一颗安居乐业的心和眷顾依恋的眼神。然而，不是所有的贫穷农村都出问题，贫穷，不是集体行骗犯罪的必要条件。

原有的乡规民约自上世纪后半叶已经逐渐消失，后来建立起来的农村党支部、村委会双重治理结构，进入新世纪以来又面临着组织弱化和无钱无力的窘境。旧的治理逐渐失效，新近提倡的乡贤治理等新治理格局又未得以完善，犯罪行恶之事得不到惩罚和纠正愈演愈烈。然而，治理缺失和弱化的问题已经存在有年且普遍存在，治理弱化，也不是集体行骗犯罪的必要条件。

必须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价值观和文化建设上来。农村，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根基，然而自从上世纪推行城乡二元结构以来，农村文化也同时长期处于文化层级的低洼地带。城市文明被认为是文明发展的绝对方向，农村乡土文明如同“四旧”一般，被视为在拖时代的后腿。以至于尊崇法律制度、尊崇制衡监督、尊崇社会保障的现代城市文明未能学好，农村自身乡土文明中的忠厚、善良、自律、本分的美德却已经丧失。加上农村信仰系统的中断或紊乱，许多地方的价值观已经彻底扭曲，底线不断被突破。这样的扭曲和突破，发生在一人身上，则一人为乱臣贼子，发生在人群中间，则整个人群集体犯罪。这屡试不爽、必然无疑，历史上诸多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乡村中不是没有聪明人，乡土文化里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如何化冲突为融合，构建新时期的乡土文化，并滋养完善现代城市文明，恐怕是反思诈骗犯罪之乡应有的高度。不然的话，打掉了这个“诈骗之乡”，会有另一个“诈骗之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