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G20有一个共识，就是不以竞争为目的货币贬值

9月1日下午4时，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副行长易纲亮相G20杭州峰会，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就二十国集团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与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介绍中方看法和观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央行表示，G20已就“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达成共识，将运用货币、财政和机构行改革等政策，多管齐下共促增长。这是近年来G20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达成的重要共识。

“各种工具就是各种政策工具，包括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有的国家可以适用进一步地运用货币政策；有些国家的财政还有一些空间，它可以进一步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些国家可以更加着力于结构性改革。我们有一个统一目标，就是能够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易纲表示。

易纲进一步表示，从短期看，全球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那么针对这种有效需求不足，从短期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非常重要，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解决短期问题上，特别是在提升需求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作用。从中期和长期看，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所以从中长期看，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就更加重要。

易纲称，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中，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把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使得我们进行改革的时候减少阵痛，并且为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得改革可以成功地得以执行。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其对实体经济影响时，易纲表示，人民银行始终坚持市场化取向，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从今年春节以来，逐步形成了收盘汇率加上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这个机制的好处是它增强了规则性和透明度，使得市场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央行公布了上海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时我们也参考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货币篮子，也考虑SDR就是特别提款权这个货币篮子。总体而言，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另外就是人民币对这几个篮子的走向也是比较稳定的。如果大家要从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时期来看，就可以看出虽然是有涨有跌，但是总体来讲是比较稳定的。”易纲表示。

对于人民币的涨跌，易纲说：“大家知道，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今年又有英国公投脱欧这样一些事件的冲击，总体上看大家可以看到，人民币相对于其他的储备货币、可兑换货币是比较稳定的，人民币的波动率是比较小的，人民币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的稳定性更强。所以在过去几年到今年这样比较长的时间来看，人民币存在双向波动，但是它的总体波动率是小于绝大多数储备货币，也大大地小于新兴市场的货币。”

易纲同时称，汇率对实体经济是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最好是保持合理均衡。G20有一个共识，就是不以竞争为目的货币贬值，并且G20的一个共识就汇率进行更紧密地沟通和协调，这些就已经有一个规则，使得我们的汇率比较平稳。

易纲表示，观察到广义货币M2和狭义M1在最近一段的增长率上差别比较大，也观察到，中国现在杠杆率比较高，同时中国经济在转轨，换挡期经济增速较之前有多下降，但相对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还是最强劲的增长率之一。

“针对上述复杂而且是由多方面形成的情况，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包括以下要素，一是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二是发挥信贷政策的作用，信贷政策强调支持中小企业，农业和扶贫；第三，稳健货币政策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适度良好的环境。”易纲说。

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路，易纲表示，就是更广泛地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平衡地考虑全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这样一个平衡的、互利共赢的关系，即制定出更加开放、透明、公平和有竞争力的游戏规则。

一个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实体经济有三大好处：第一，它能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第二，能够及时地识别风险、预警风险，然后防止危机，一旦发生了危机它能够很有效地处置危机；第三，如果做到了金融的稳定，金融就可以支持实体经济，因此就可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在上述目标下，今年以来，央行主要做了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研究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易纲透露，8月31日世界银行发行5亿SDR相当于大概47亿人民币，发行的利率是0.49%，换算成人民币的利率，相当于2.39％的利率水平，认购的倍数大约是2.5倍，认购还比较积极，而且银行、证券、保险各种机构都有认购，还有境外的一些央行和国际机构也进行了认购。

第二项工作是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建设球金融安全网包括各国的外汇储备、双边的货币互换，区域型的货币安排，比如说像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还有全球的金融安全网，比如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第三项是完善主权债务的重组机制，主要是加强了主权债的合同条款，并且支持巴黎俱乐部讨论一系列主权债的问题，以及吸纳更多的新兴债权国参加，可以平稳地处置今后发生的主权债问题。

第四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提高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占比。

第五是改善资本流动的监测和应对，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提前预防风险、预警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