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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生存报告|十七岁雯子的故事

向芯/广州市越秀区青草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联合创始人、理事长,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在读
2016-09-02 13:0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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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雯子是在2011年的夏天,她刚在广州市正华学校读完初一,参加了青草在正华学校举办的夏令营。夏令营结束之后,雯子、阿芳、杨柳跟几个志愿者哥哥姐姐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也时常在QQ上跟我聊她们遇到的各种烦心事,放假时还偶尔约我出来爬山、吃饭。转眼四年过去,当年贪玩的小女孩已经长成妙龄少女,圆圆的脸后扎着及腰的马尾辫,笑起来时眼睛眯成一条缝。2015年的夏天,我再次跟雯子和她的小伙伴们见面,希望重新去认识这个17岁的姑娘,倾听她一路走来的故事,和她对未来的希望与想象。  

“父母在身边,才是最好的”

雯子出生在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上,不满一岁时,她跟随着父母来到广州。她的父亲一直在做的士司机,每天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母亲与人在一个服装城合伙开过一个店铺,后来被合伙人欺诈、赔了一笔钱,就不再做服装生意,现在超市做售货员。在雯子的童年里,家里算不上贫穷,但也说不上富裕。由于没有广州本地户籍又交不起公办学校的赞助费,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家附近的正华学校读书。正华是一所隶属于正华教育集团的九年制民办学校,位于广州北部一个城中村腹地,学校背面是大片的工业区厂房,正面则是密密麻麻的住宅楼,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小轿车、小卡车在狭窄而曲折的街巷中摩肩接踵、不时溅得行人一身泥水,鸣笛声与街边小贩的叫卖声交织成令人耳膜发麻的街头交响曲。

雯子九岁的时候,妈妈怀上了弟弟,因为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雯子的爸爸忙着照料怀孕又生病的妈妈,无暇顾及雯子,就把她送回了湛江老家,寄住在舅舅家里。在老家读书的那段日子,雯子很想念爸妈,一下子瘦得厉害。每次妈妈回老家,她都会哭着追着妈妈的车跑,要妈妈带她回广州。妈妈实在不忍心,在生下弟弟之后把雯子接回了广州,她才再次回到了父母身边,继续在正华学校读书。

小学毕业时,雯子直接被正华学校的初中录取,但爸爸再次提起了把雯子送回老家读书的念头。爸爸觉得老家的教育比广州要好。其实雯子也觉得老家的学校比广州的学校要“管得严”:老家学校的老师和校长的工资和职位都直接跟升学率挂钩,为了保证升学率,会让学生们每周考试三四次,学生的成绩也很不错;而雯子在广州就读的正华学校里,“老师不管你的。”

但是对于雯子来说,爸妈在不在身边比成绩好不好、老师管不管自己要重要得多。有了九岁回老家读书的孤独经历,她不愿意被再次“扔回老家”。她的坚持得到了妈妈的认同,最终留在了正华继续读初中。雯子提起这个选择,时常重复她初中班主任对她说过的话:“有父母在身边,才是最好的”。  

游走在“玩”与“学”的边界

雯子说自己一直都是个“玩”的人,跟那些刻苦学习的同学并非同类。周末,她常和同学出去逛街、找好吃的,朋友们会买东西,而她则主要是看;在家的话,她就常在电脑、手机上看电视剧、电影。她说自己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成绩挺好的,在班里排名前三,但从五年级开始成绩一下子就不行了,数学怎么学也提高不了,从此对数学再也提不起兴趣。 这些幼时的事情,她大多记不清晰了,只记得当时自己似乎特别贪玩。在雯子看来,成绩好坏主要取决于学习是否刻苦,而她作为一个爱“玩”的学生,成绩自然是不会好的。

雯子的初一、初二是在四班度过。按她的话说,四班的同学主要是“混的”、“玩的”,而那位“很负责”、跟同学们“很玩得来”、毕业后仍充当同学们人生导师的四班班主任也觉得班上大多数同学考不上高中,因此并不太看重他们的学习成绩,对同学们的期望主要是“不要惹事”。虽然雯子当时对高中有不少向往和想象,但并不打算参加中考。

可是雯子的妈妈希望雯子参加中考搏一搏,以免日后遗憾。初三时,雯子还是听从了妈妈的建议,转到正华的“中考班”一班,一个“每个人都是埋头写试卷”的班级。在这里,雯子感受到来自老师们的期望是矛盾而苦涩的。为了激发学习动力,一些老师会经常给同学们看关于高中的视频、照片,说“里面的环境多好多好”,当时的雯子也感觉高中很“梦幻”,很想上高中,于是努力学习,成绩也有一些提高。但是,雯子同时承受来自老师们的质疑甚至谩骂:“你们这帮垃圾还想考上高中啊,就你们这点水平!”在雯子的记忆中,班主任骂他们骂得尤其凶,经常全班同学一起在班上被骂,如果有同学没把卷子做完,肯定就会被叫进办公室骂得“狗血淋头”、“哭着出来”。雯子也有过这样一次经历。说起这些,雯子的眼神有些迷离,在街头的交响曲中,她的声音飘忽不定:“那时候,觉得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老师……一般的老师不是在中考期间都是鼓励你的吗,怎么会有一个班主任把你踩、踩到最低,还要踹你一脚那种?” 看着雯子的迷离眼神,我的心狠狠地疼了一下。九年的学校生活到底给雯子留下了什么?课程内容她现在大抵已经不记得了, 但这些辱骂给她留下了伤痕。

在一班,雯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当时她的数学成绩勉强过得去,能考七十多分,但物理和化学的成绩很少及格。学校没有专职的物理、化学老师,和在大多数民办学校一样,正华学校的老师们都身兼两三个科目的教学任务,物理、化学、生物这样的“副科”几乎没有专职老师。雯子很快意识到了自己成绩和高中录取线之间的差距,理解了为什么四班班主任一直说她考不上高中。“既然要那么高的成绩,我又考不上啊,那还考干吗?” 于是她干脆决定“不理它”了,“上课在玩下课在玩,放学还是玩”。听着雯子絮絮地说,我感觉自己质疑她的选择。毕竟,她几乎在学业上没有获得过任何的认同、鼓励和成就感;老师们不认为她在读书上会有前途,由此而来的善意劝说或是随意辱骂都在推着雯子进一步远离读书学习的道路,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原来就已经作出的判断。

对于高中和大学,雯子的了解和认识是模糊而不确定的。雯子的日常圈子里并没有什么读过高中、大学的人,她也不了解公办学校的生活会是怎样。她说一班那些很努力的同学大多想考高中、大学,大概因为他们觉得考上高中以后“路会比较好走”。但是,雯子觉得对自己来说,上不上高中“无所谓”,因为“如果上高中以后,考不上大学的话,那还不如直接用高中的时光来读技校,毕业就直接工作”,在她看来高中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带来的上大学的可能性,而作为一个从小爱“玩”、不被老师看好的学生,她大概并没有把大学和自己的未来真正联系在一起吧。虽然雯子知道她老家的亲戚们都认为读职中要比别人读高中和大学的低一等,但她认为对自己来说,高中和技校不过是“换了个名字而已”,读完总归是要出来找工作的。

听着雯子这样说,我突然发现自己成长经历中和她截然不同但又深刻相似之处: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身边绝大多数成人、哥哥姐姐都有本科或以上的学历,“读大学”对我和我认识的同龄人们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而是理所当然;但是,我其实跟雯子一样,深深地被我们身边的人所塑造,而或许并不自知。

雯子给自己想象的未来是成为一名护士。雯子的妈妈有高血压,爸爸和奶奶的身体也不太好。她希望学习护理,以后在工作之余也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家人。更何况,雯子的姑姑就是一名护士,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实际而触手可及的梦想。  

职业初探

2013年夏天,中考结束,雯子果然没有达到广州公办高中对非户籍学生的录取分数线。当时在广州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里,有大约46%都跟雯子一样没有广州户口,他们都只有通过交几万元“择校费”才有可能上广州公办普通高中,而且择校的学位总数只占高中学位总数的10%左右,不少学校的择校分数线比公办分数线高出几十分。大量像雯子这样没有广州户口、没考上择校分数线或交不起择校费的孩子面临三个选择:回乡读高中、辍学或者读职中。

舅舅和爸爸为雯子联系了老家的学校。虽然雯子离录取分数线还差十来分,但舅舅答应想办法把她弄进去。雯子却觉得,自己既然达不到录取分数线,进了高中也是“拖别人后腿”,而且儿时被“扔回老家”的痛依然鲜活,她不想再次离开父母。

雯子也考虑过辍学。那时弟弟也开始上学了,家里要供两人的学费,而且爸妈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每月要还房贷,捉襟见肘。因此雯子主动提出自己不读书了,出去打工帮补家用,但妈妈制止了她,说她才拿一个初中文凭,什么工作也做不了。

不回乡也不打工,剩下的就只有读职中这条路了。好友阿芳也没有考上高中,于是两人的妈妈开始一起给孩子们物色广州的职业学校。雯子说想学护理,妈妈就让她上网找卫校的信息,结果雯子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大多数卫校的报名时间,而且很多医院要求护士身高在1.6米以上,自己却只有1.5米,于是逐渐放弃了这个念头。经过一轮走访,两位妈妈选定了广州现代职业技术学校,让雯子和阿芳在“城市轨道”和幼教这两个专业里选。在这个问题上,雯子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妈妈说地铁里工作舒服,有空调、休息时间也较多,雯子也觉得这样挺好;但她又记得妈妈说过,她和爸爸打算以后回老家养老,老家没有地铁呀,如果她只能在地铁里工作,那不就不能陪在爸妈身边了吗?相比之下,幼儿园倒是城里乡下都要有的……思忖再三,雯子选择了幼教专业。

雯子就读的广州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广东省示范性职业院校,提供近百个专业的中专、大专学位,其中最强的是机械工程、电气自动化等工科专业,其次是商贸类专业。不过雯子报名时并不清楚,她所读的幼教专业是学校新近开发的领域,还没有很好的就业渠道,连校园图书馆里都还没有任何跟他们专业相关的书籍。雯子后来常常自嘲是“小白鼠”,愤愤地说学校门口的招生海报上写着的幼教班招生计划是每班25-30人,但她所在的班级一直有51位同学。

雯子所在的课室在四楼,明亮宽敞,铁门上画了颜色鲜艳的小熊维尼等卡通形象。课室门口贴着她们二年级下学期的课程表:职场技能、保育员基础、儿童心理学等,除了周四周五下午没课之外,其他时间段都是满课。雯子看着课程表打开了话匣子,逐个点评了每门课的老师:叫周凤的系主任助理是最严厉的,平日最在乎他们,也最得同学们的敬重和喜爱;有两门课的老师无聊透顶,“一说话就让同学们想睡觉”,每次上课都是看1.5节课的视频,再听老师讲半节课,但其实老师根本不想讲,只是照着书念,他也知道学生根本不想听,但还是要管着大家不许玩手机、不许讲话、不许睡觉,“撑着脑袋也要听他讲”——因为如果被巡课的督导看到有学生睡觉、玩手机,老师是要被扣工资的。这样的规则之下,部分老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了相当稳定的联盟:有些班级会专门安排学生在窗口放哨,虽然同学们平时上课都不听、都在玩手机,但只要督导靠近,全班同学马上配合地把手机收起,装作认真上课的样子,老师也就乐得轻松;也有老师要求不想听课的学生直接坐到离走廊窗户较远的第五、第六组(不易被督导在窗外看到),要睡觉要玩手机都不管,只要不说话不出声就可以。

在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两年,雯子感觉生活的很多方面跟以前读小学初中并没有多大差异:每天上六七节课,周末一样与同学、朋友“出去玩”。学校的课程让她感觉总是“一个学期一本课本都没有学完,下个学期又学过一本新的”。最重要的事情或许是她阴差阳错地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在那里结交了一些好朋友,而且在频繁的排练、比赛、演出中感受到了一个团队一起完成事情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毕竟正华学校一直是没有什么学生社团或活动的。

2015年6月,雯子完成了两年的课程学习,进入了中职最后一年的全职实习期。虽然学院安排了校园招聘会,但并没有跟幼教专业对口的雇主,因此雯子的实习是跟同学们自己上网去找的。她的第一份实习是在城郊流动人口社区的一个早教机构,从照顾孩子吃喝拉撒到打理机构的各种卫生杂活都在她的职责之内,有时做得手都流血,而且要每日忍受园长的责骂。入职不过两周,她的两个同伴已经打定主意要辞职,而雯子却犹豫不决。如果离开这个地方,她真的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吗?她不知道其他幼儿园、早教机构是否真的会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换一个行业呢?或许可以像一些同学一样去卖服装,据说工资很高,但每天都要磨破嘴皮,而自己不善言辞,说话都不太敢看人的眼睛;或许也可以像一些亲戚朋友那样去做收银员、文员、电话客服,或者干脆去餐厅酒店做服务员……但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适应这些工作,又要如何找到合适的机会。

经历这番波折,雯子开始逐渐意识到学历的重要性。她想要考幼师资格证,但现在在广州参加考试已经要求至少大专文凭。雯子也发现广州大多数幼儿园都要求幼师有大专或以上的学历,像她这样中专出来的哪怕被录用了也随时可能被解雇。不过想起两年前放弃回乡下读高中的选择,雯子并不后悔——至少她现在能陪伴在父母身边。她也庆幸自己并没有在初中毕业后就辍学,虽然现在做幼教很辛苦,但如果没有读中职,她估计自己大概会跟妈妈一样在超市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比做幼教还要辛苦。

雯子很少想未来。我问她觉得自己五十岁的时候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她沉默许久,说从来没有想过那么长远的事情。她估计自己会在湛江老家生活,因为那时她的爸妈应该也已经回去了,而她大概在做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她觉得自己在五十岁时的生活与父母现在的生活大概没什么区别,她做幼师的话或许会比父亲现在做的士司机的收入要稳定些。她向往的生活是最终自己开一间幼儿园,让那些曾经嘲笑自己“只读了技校”的亲戚、同学刮目相看;更重要的是,她想要照顾好父母,让他们身体健康,每天陪他们一起散步回家。不管别人怎么说,雯子的生活中有几个玩得来的朋友,有并不富裕但给了她温暖的家庭,有她想要在细水长流的日子中去陪伴的家人,她并没有太多想要改变的。

但社会学家们看到雯子的故事,大概会说她这十七年的经历正是对当今中国“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佳阐述:她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小个体户和工人家庭,虽然随父母离开了农村、来到了广州这座大城市,但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城中村社区,读的是专门给外地务工人员子女的民办学校,身边的同伴大多来自跟她相似的家庭。父母和老师没有在学习和教育上给她很高的期望,或多或少地默许了她的“爱玩”和对学校学习的忽视;她熟悉的人中没有通过读书而获得主流社会认可的榜样。她虽然没有“沦为”劳动力市场最底层的靠体力的“打工者”或者失业而进入地下经济体,但无论从学历、收入还是工作性质来说,她都没有实现阶层跨越;她十七岁的生命里绝大部分时间在广州度过,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这座城市拒绝。她初中毕业后读职中、17岁成为一名流动人口社区里的实习幼师,大概符合了身边大多数人和主流社会对她的期待;又还有多少流动青少年跟雯子一样,默默承受并悄然消化着这其中的无奈与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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