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作孽》：当写实与写意擦不出应有的火花

香港话剧团的《最后作孽》，和早前已经与内地观众见面的《最后晚餐》是姐妹篇。只不过与后者聚焦草根阶层不同的是，《最后作孽》关注的是上流社会在私欲膨胀的环境中，葬送家庭幸福的故事。

尽管这两部剧作出自同一位剧作家之手，不过着眼点不一样，创作动机也截然不同。

这两部剧先后获得“香港舞台剧奖”的提名时，《最后晚餐》被归类到“正剧/悲剧”，这个很好理解；而同样讲述家庭悲剧的《最后作孽》却被归类为“喜剧/闹剧”。

《最后晚餐》取材自编剧郑国伟朋友的真实故事。郑国伟透露，当他与这位朋友聊天，发现他有轻生的迹象时，他感到很震惊。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位深埋了很多秘密的朋友。

落实到演出效果上，舞台上对现实主义近乎吹毛求疵的苛刻追求、人物的边缘化和对生活的无力感，都是创作者对素材进行准确把握的体现。

《最后作孽》取材于郑国伟闲时在网上看到的贴子。即便贴子里的人和事是真实存在的，但编剧并不对他们负有情感责任，因此可以任意批判与戏谑。

郑国伟坦言，自己并非出身于富豪家庭，因而在写作剧本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细节上的错漏，后来全靠女主角余安安帮忙修正。

不同的创作动机决定了不同的素材处理方式，因此，《最后晚餐》充满同情，而《最后作孽》却充满讽刺。

《最后作孽》里描述的一家三口，是典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成反比的暴发户家庭。薛先生有外遇，薛太太欲与他离婚，但是因为在巨额财产的分割上，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离婚手续迟迟办不下来。

薛家夫妇的独生子薛公子正处于叛逆期，长期缺乏爱和关注，让他沉溺于吸毒、滥交与挥霍之中。一天，薛公子的家庭教师来帮他补习数学，薛家夫妇也先后回家。长期不见面的一家人在一个外来者的见证下短暂地团聚，但积蓄已久的尖锐矛盾，终于也在此时爆发了。

这部剧里每个人都丑陋不堪，即便那位打着勤工俭学名义的家庭教师，当薛公子拿出一叠钞票对她进行挑逗，她也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而薛家三口人更是直接把内里的腐败通过行动表现了出来：薛公子随手便将看电影的iPad丢到窗外，薛先生倒掉了一瓶十多万的红酒。

余安安饰演的薛太太，从着装到言行都堪称剧中主旨的活化石。那一身花枝招展的打扮、珠光宝气的行头，都与她这个年龄该有的稳重和内敛形成巨大反差。尤其是食指上那枚硕大的钻戒，仿佛正在招摇地宣告世人：“我是单身”。

薛先生在与她分财不均的情况下，也挑明了她与年轻的交谊舞男老师有暧昧。薛太太渴望拥有薛先生的巨额财产，然后再用这些钱去购买更为年轻、有活力的肉体。

剧中的视觉符号，除了薛太太的造型，薛家的装潢也充满了象征意义。

和《最后晚餐》中堆砌着各种细节、拼命做加法的手法不同的是，《最后作孽》的舞台做的是减法。除了成排的红酒之外，并无过多古董一类象征阶级与地位的陈设，橱窗的镂空设计则代表着这一家人空虚的精神状态。

然而，主创的写意意图似乎并不奏效，尽管细密的对话把故事情节推进得很自然，但是家长里短的谈话内容却过于接地气，既不意识流也不形而上。薛公子调戏家庭教师的黄段子则让整个戏的风格越发往“低俗喜剧”的方向发展。

但关于前面大半段“低俗喜剧”的格调设定，我的理解是：这是主创为了和故事的悲剧结局形成对比，以此来冲击观众，只是这伏笔打得太不扎实。

事实上，舞台的道具中有一件至关重要——薛公子玩弄的那把枪。它是贯穿整个悲剧故事的重要线索，然而在剧中的地位却被弱化了。

小小年纪便已食尽人间烟火的薛公子，有着异于同龄人的早熟。黄、赌、毒于他而言都是小事一桩，唯有这把枪，他虽拥有已久，却从未开过。但当薛公子真的对父母开枪时，大家都觉得太习以为常。

当着家庭教师和父母的面，他也满嘴黄段子。他从来不把任何事当回事，能够搞到高纯度可卡因的他，搞到一把枪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我觉得，把薛公子处理成自始至终的冷漠是主创叙事上的硬伤。玩世不恭的薛公子，心里应该还有一些在乎的东西。他渴望得到父母的爱和关注，他希望挽留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表面上的玩世不恭，只是他对父母的消极对抗，只有这样，他才有动机去反叛自己的父母。

而当还爱着父母的他取出那把枪时，枪才能构成一个反常的信号，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主创为了创造开放性的结局，把结尾的部分都放在了观众看不到的薛公子的房间里进行，却制造了无法解释的逻辑漏洞。

当薛公子在房间迷奸女教师后，父母跑进他的房间。这时，一家三口发生剧烈争吵，而后响起一声枪响，薛公子独自一人走出房间，他的父母则再也没出来过。

如果他只射杀了父母中的其中一人，那么响起一声枪响后，必然会有一人尖叫、追出门外，如果父母二人都未能走出房门，那这里应该响起两声枪响。

主创给出的解释是，这个情节点真正让人心寒的是薛公子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冷漠的人，他可以不管父母的生死，若无其事地在开枪后与人进行毒品交易。

但薛公子在剧中自始至终都是个完全被荷尔蒙驱动的人，毫无责任感可言，高兴强奸老师就强奸老师，高兴吸毒就吸毒，他从故事的一开始就已经是冷漠的，并不是在这一场“最后作孽”的家庭大撕比后才变成这样。

当主创的写意动机并不能掩盖写实逻辑上的硬伤，剧作对观众的震撼感将大打折扣，更别说内地观众和香港观众的笑点向来不同。

可撇开地域文化的差异，香港主创对于世情冷暖的敏锐洞察，却也是让许多戏剧从业者望而却步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